四

曹操对曹丕兄弟本来有很高的期许，在他们封了诸侯以后，一面仍然“训以恭慎之至言，辅以天下之端士”，给予正面的教育和引导，还有一面则是上升到“治乱”“存亡”的高度，加以严格管控，包括禁止他们之间相互联络、走动：“常称马援之遗诫，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这里说的“马援之遗诫”，是指东汉马援留给他侄子的遗训，叫他不要妄议长短是非：“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而曹操规定之所以有诸侯私底下往来，罪同“犯妖恶”，主要也就是要防止他们煽动舆论、结为朋党。

曹丕登基，继承曹操这套“薄骨肉”的办法，甚至于颁布了“诸侯不朝之令”，不许曹氏兄弟随便进首都洛阳。陈寿在为曹操子孙写的《武文世王公传》里，最后总结道：“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意废。”说的就是他们表面上拥有自己的诸侯国，可是手里什么权也没有，实际上等于被软禁，而这是与《诗经·小雅·常棣》讲的“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相违背的。这里面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曹植，他先封平原、封临淄，但是在曹丕称帝后才去临淄就国的，可是第二年就被贬安乡侯，不久徙封东阿，不久再迁雍丘，直到黄初四年（223），才获准赴洛阳朝拜。而照曹丕的说法，这还是“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曹丕死后，他又封浚仪、封陈，居无定所，辗转流离，所以他后来对魏明帝抱怨说：“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曹丕命曹植七步作诗的传说，应当就起源于这样一个背景，不管它是不是事实，都很真切地反映了曹氏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反映了曹魏政权从一开始就有的困境。

从曹操到曹丕，并非没有“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的打算，可是他们对于宗族内的问题过度焦虑，防内甚于防外，“不思藩屏之术”，以致“雕剪枝干”“委权异族”（东晋孙盛语）。据高隆堂说，在魏文帝时，他就已经看到有“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的凶兆，提出过要警惕“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并主张放权特别是兵权给一些诸侯，使他们能像棋盘上的棋子，从四周围形成保卫皇室的阵势，“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可是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落实。等到曹魏中期，曹氏宗族的曹冏对于这种“薄骨肉”政策带来的祸患，看得更清楚，他在《六代论》中写道，这么多年下来，结果是“子弟亡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曹氏政权缺乏网络式布局，外无援手，势单力孤，给司马氏取代曹魏带来了机会。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分析曹魏之所以亡，还是缘于曹操对曹植的偏爱，使曹植有了与曹丕一较短长的念头，这才是根本，“拱手以授之他人，非一旦一夕之故矣！”（《读通鉴论》）这都是传统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