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曹操的出身以及他的墓在哪里，固然是谈论不尽的话题，但是真正使他成为争论焦点的，还是他对待汉代宗室的态度。无论称帝与否，挟天子以令诸侯、结束四百年汉家王朝的人是他，从此中国陷入几十年的分裂，这样一段历史，应该如何评说？他到底是有功还是有过？

建安十八年（213），汉献帝以曹操有“定天下之功”，封他为魏公。在表彰他的贡献已经远超古代的伊尹和周公时，公布了他的十一大成就。这些成就是：第一，率先领兵战董卓，忠于本朝；第二，战胜黄巾军；第三，讨伐乱政的韩暹、杨奉，迁帝都于许昌，恢复王室秩序；第四，击败妄自称帝的袁术；第五，擒杀吕布、张杨，征服眭固、张绣；第六，官渡之战，歼灭“逆乱天常”的袁绍；第七，杀袁谭、高干，平定黑山；第八，北征三郡乌丸；第九，南征荆州刘表；第十，征马超，抚定戎狄；第十一，使鲜卑、丁零重译而至。

据说曹操三度谦让，等到大臣们也纷纷来劝说，一致表示他在“天下崩乱，群凶豪起”之际，“奋身出命以徇其难”，诛二袁、灭黄巾，沐浴露霜二十多年，建立了“书契以来”所未有的卓越功勋，他这才“悚惧受诏”。他再三推让，当然属于规定中的行礼如仪，因为早在建安十五年（210）他就公开说过，有人怀疑他心存“不逊之志”，让他很不舒服，“每用耿耿”，他自己本来并没有更高的野心，“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更何况认真说起来，他也为汉家王朝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等到三年后封魏公，就不仅是公众，也是他自己意料中的事，是时势所趋。对此，吕思勉有一个评价，他说曹操还是守住了“封建时代的道德”的，他不肯废汉自立，“对于汉朝，已经是过当的了”（《三国史话》）。这是同情曹操的说法。

陈寿为曹操写传，大体上是遵循汉献帝的定论，以上述十一项功业为基本线索，按照史书“本纪”的书写要求，逐年逐月记述下来的。这也反映出在汉末到西晋的大约半个世纪，对于曹操的评价，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当初曹操被封魏公，刘备等人十分不满，马超、许靖他们就上书汉献帝，痛责曹操是“窃执天衡”“剥乱天下，残毁民物”。刘备除了对自己“虽纠合同盟，念在奋力，懦弱不武，历年未效”，也表示有一点惭愧，更多的还是讲他对曹操“侵擅国权，恣心极乱”的担忧。上述与曹操同一代人的看法，尤其是号为汉帝的刘备的看法，作为蜀国旧人的陈寿并非没有见闻，可是在《魏志·武帝本纪》里，他最终采用的仍然是汉室的意见，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东晋以后，舆论调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刘备他们的观点，而对曹操有所质疑。像袁崧在《后汉书》里就说：汉献帝这个人天性慈爱，身处崎岖危乱之中，对人却没有一点戒备，曹操就是钻了这个空子，趁火打劫，“始于勤王，终至滔天”，“回山倒海，遂移天日”，他实际上是一个窃国之贼（《献帝纪论》）。而后来像南宋的朱熹，就连曹操在诗中经常提到周公，他都看不惯，讽刺曹操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朱子语类》）。这些看法，都是站在汉王朝不可移易的立场，认为汉朝的存续是唯一合法的选项，只能维护，不可改变。由此来看，曹操当然就是有负于汉王朝的奸臣、一个历史的罪人。

东晋、南宋都是汉族王朝偏安一隅，这反而激发了当时人很强的争正统的意识，并影响到他们的历史观。在回看三国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以汉王朝为正统，越发强调刘备才是合法继承人，曹操则是无功但有过。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在普通人当中尤其有市场。我们看《三国演义》第三回写曹操刚一出场，就做了一件滥杀吕伯奢全家的大坏事，他那“狼心狗行之徒”的忘恩负义形象，立刻被定型下来，就像在传统京剧《群英会》里面，曹操这个角色，一定是要勾一张代表大奸大恶的“白脸”。

现代人当然不需要坚持这一套正统观、历史观。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毛泽东多次表示欣赏曹操，对“反动士族”影响下的民众把曹操当成“白脸奸臣”很是不满，提出“这个案要翻”，竟把当时郭沫若、翦伯赞等几乎所有的顶尖历史学家都发动起来，纷纷撰文，歌颂曹操是“一位民族英雄”，半年间发表相关的论文即多达百余篇。这一来，曹操“脸上奸臣的白粉”当然被擦掉，何兹全就曾乐观地说：历史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只是一经人心反映、人手叙述，一个事实变成多个，如秦始皇、曹操都只有一个，历史家手下的秦始皇、曹操却有多个，不过对他们的认识都会逐步接近于“一”的（《三国史·前言》）。是不是能够趋近于“一”呢？既然在曹操身上折射的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观、是非观，也许事情就并没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