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日相互认知与中日关系(1)
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这本应是一个值得庆贺和展望未来的重要年份，但接连发生的风波却给进入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笼罩上了厚重的阴影。事实上，“政冷经热”的状况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一直折磨着中日关系。2011年，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据日方统计，2011年日中贸易额接近3500亿美元，占日本贸易额的20.6%。
然而过去十年中，中国最高领导人正式访问日本仅一次，而正式访问美国就有三次，中日双边关系因为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方面的原因出现周期性的恶化。与此同时，双方社会关系也呈现负面状态，当年日本言论NPO公布的调查显示，在日本，83%的受访者对中国没有好感，而在中国，有65%的受访者对日本没有好感。中日关系能不能搞好，是对中国建立“和谐世界”理念的直接考验，也是日本是否能获得更多国际认可（包括“入常”）的风向标。与此同时，中日作为亚洲两个重要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的经济体，其关系也承载着地区以及全球性的责任和期待。面对当前的困局，我们应当如何来破解呢？笔者认为，中日应当朝着真正实现正常化的方向努力。
1972年体制：不完全的正常化
读者看到上述题目一定会想，中日关系已经正常化40周年了，为什么要“再正常化”？诚然，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从法律上来说的确结束了两国关系不正常的状态。但是必须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
首先，当时双方出于战略需要迅速进行了邦交正常化谈判，很多遗留问题导致政治关系正常化不完全。1972年，中国从反苏（联）联美（国）的大战略出发，决定尽快同美国在远东的最大盟友日本恢复邦交。日本同样因为中美苏三边战略格局变化，匆匆改变对华政策态度。由于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和会，很多历史问题的处理，中国没有参与其中。事实上，1972年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但由于服务大战略需要、中日关系应优先实现正常化的思维而错过了机会。据日本的资料显示，田中首相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中曾经提到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日本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它认为存在争议），周恩来当即表示这次不谈这个。如果这个记录属实，至少说明中日领土争端的问题在邦交正常化过程中被战略性地回避了。
第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属于政治精英的政治决断，但两国民众之间的情感正常化是不完全的。整个过程在双方有限的政治精英交涉中完成，民众基本上没有参与中日最初和解过程，这一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法和解的进程有很大的区别。之后的事实证明，民众参与不足的中日和解导致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脆弱。
第三，“1972年体制”带来的主要成果是中日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在过去40年时间里，中日经济相互依存有目共睹，The BBC World Service在2011年3月进行的对中国经济实力增加的担忧的调查显示，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意大利最高，接近60%，加拿大为55%，美国为53%，法国为52%，德国为52%，韩国为49%，澳大利亚为47%，墨西哥为43%，英国为41%，日本为30%）。这一方面说明中日经济关系的高度互惠，但也表明了单纯的经济关系加强并不会直接转化为政治关系好转和社会联系紧密，后两者需要双方的特别努力才能够实现。
完全正常化不可能
在我们抱怨中日关系正常化不完全的同时，不能忘记中日关系本身内含的一个悖论，即中日关系完全正常化的不可能性。为什么这样说？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中日关系都不是普通的双边关系，而是非常特殊的复杂关系，讨论中日关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十分敏感。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明、曾经在亚洲的无敌地位，加上重新崛起始终让日本感到自卑，而日本侵华历史让中国人总是不能抹去被日本逼到差点亡国灭种边缘的耻辱。中日谁都不愿意甘拜对方的下风，这些又同两国的民族主义相结合，使得双方在审视对方时总难以避免感情色彩和不那么宽容。而在国内谈论对方的时候始终存在着政治风险，对于“聪明人”来说，批评对方在政治上往往意味着安全或者至少不会出错，这种思维客观上也反映出中日关系的不正常。
在中国，对于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一般解释就是中国实力的变化让日本起了妒忌之心。一些学者和媒体习惯性地将中日关系恶化等同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总体右倾化、保守化等，而没有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影响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在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曾出现过一段“对日新思维”的讨论，这事实上是对中国崛起背景下如何处理与亚洲关系的重要知识探索，遗憾的是讨论由于各种原因偃旗息鼓。在这之后，讨论中日关系和日本也变得很敏感，同日本交流成为很多人的禁忌。宁可没有交流也不要有所谓的政治风险、舆论风险，反映出一部分人的心理。相反，一些在国际问题上持极端观点的人士则发表一些极端言论，这不仅进一步增加了中日关系的敏感程度，而且造成了一种不健康的舆论氛围，即在对日问题上只要抱着宁可强过头也不能示一点弱的思路就安全。这样很容易失去日本的民众。
在日本，不健康思维倾向同样存在。翻看日本的主要报刊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倾向于把日本的外交活动全部或至少部分解读为针对中国或者牵制中国。例如，日本—非洲合作论坛被认为是要打破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独霸”，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峰会被解读为瓦解中国的影响力，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合作加强被认为是要遏制中国对东南亚的霸权野心，等等。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双方建立互信，也降低了日本外交的道德高度。如果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建立在针对另一个国家考量的基础上，那么必定是不能走远和走好的。日本并不乏有识之士，他们真诚地希望中日改善关系，日本的大多数民众也是希望中日友好的，但在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端“强硬派”的强势下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可悲的是，石原等少数右翼政客或评论家的声音却被媒体反复报道，刺激着中国国民的感情。
正视中日外交文化差异
中日两国应当在承认彼此关系特殊性和敏感性的同时，认真考虑如何管理控制好分歧。笔者认为，正确认识中日之间的外交文化差异是管理好中日关系的第一步。
首先，中国是大陆多民族文化，日本是海洋单一民族文化，两国对于国家安全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大陆国家，西部边陲的民族问题直接关乎国家安全，这些对于岛国日本来说很难有切身体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藏独”组织在日本开会，中方的强烈反应在日本人看来有些“过头”。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历史上一直担心外国的海上入侵，以及海上通道被封锁后能源进口通道被掐断。换言之，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国家安全事实上就是海上安全。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对于中国军舰进入太平洋的反应在中国人看来是“过度的反应”。
第二，中国看问题讲究政治定性，而日本看问题重视事务操作，两国外交操作方式不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特别重视政治方向是否正确，一旦被判断政治上需要，具体操作上的困难都认为是可以克服的。但日本人考虑问题的思维往往从操作的难易程度入手，预先设想程序上有什么问题。例如，日美同盟虽然被日本大多数人认同为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是围绕普天间基地和“鱼鹰”运输机的问题却都是因为具体操作的环节迟迟没有解决好。
第三，中国外交文化特别重视大氛围、大气氛，日本则相对重视具体问题解决。在外交上，中国强调国家关系的整体氛围好坏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大框架大前提，如果大气氛不好，宁可暂时搁置冷却。日本同样重视氛围，但认为即使双边关系整体氛围不理想，具体问题仍可以继续谈。
第四，中国重视首脑互访的重要性，日本更看重文化和社会交往的渗透力。毋庸置疑，首脑外交具有带动民间交往的风向标作用，但应看到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民众中的威望是很不一样的。在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具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和关注度；在日本，政治家甚至总理大臣并没有受到同等的重视。在日本，民众对于政治家往往抱有怀疑态度，而那些艺术家、建筑家、医生等却常常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尊重。笔者曾在班上作过调查，询问日本学生心目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结果当代人物竟然是姚明。
第五，中国具有重视“老朋友”和“喝水不忘挖井人”的优良外交传统，但是日本更为现实，认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时一项不可或缺的议程是会见曾经为中日友好做出过贡献的日本政治家或者他们的后人。这一传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宝贵遗产，但是也要看到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例如，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功臣田中角荣首相，在日本社会则部分被视为“金权政治”的象征。
以上五点只是表明差异，并不是说哪一方正确，而且文化有自己的生命力，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了解对方的差异，在相互交往时，心里能够想到对方可能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误判。中日之间的关系再正常化可能正是要从这些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入手，才能真正实现。
2012年9月1日
中日为什么建立不起来战略关系
中日两国在2006年同意建立“战略互惠伙伴关系”，但近十年过去了，中日关系似乎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甚至被讽刺为“战略互损”关系。本文通过比较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来分析为什么中日建立不起来战略关系。
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把对方看成战略伙伴
建立战略关系首先需要有战略意愿（strategic intention），也就是说双方都要有同对方建立着眼于长远，坚定互谅互让的原则基础上的长期关系的愿望。但从目前来看，中日双方还没有在心理上准备好将对方看成是战略伙伴。
首先，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日本对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有抵触心理。日本一位资深高级官员曾在回忆录中透露，中国方面曾多次向日本提出建立战略对话的建议，但是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主要理由是战略关系应当适用在价值观相同，或者具有盟友关系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对外关系的思维上始终受限于日美同盟框架。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会不会损害日美同盟，会不会引起美国的不满，是产生上述反对意见的真正原因。
第二，日本对中国抵触心理的背后主要载体，是长年来日美同盟关系造就的覆盖了媒体、学界、政界等各个阶层的亲美或从美精英集团。他们有的出于意识形态，有的出于传统思维，有的则完全出于个人利益，往往把中日关系和日美同盟看成一个“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即中日关系的紧密必将腐蚀日美同盟。他们担心日本的外交转向会侵害日美战略同盟的固有框架，往往试图利用可能的机会阻止日本外交的“大转向”。
中日为什么建立不起来战略关系第三，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更多地将中日关系放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下考量，并没有真正将日本看成战略对象。中国的决策者们清楚地认识到日美同盟对于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具有极大限制，日本不可能脱离日美框架同中国建立更高层级的关系，把中日关系看成是中美关系的附属物，将让中国决策者的战略计算更加简单和容易。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崛起的中国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理念，而最需要的是“和谐周边”，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试金石就是中日关系，提出中日战略互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体现了必然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日外交存在的“外交理念”和“战略计算”之间的落差。
双方建立战略关系的条件是否成熟
中日双方的战略利益可能还没有足够重要到能够让决策精英们建立超越感情的工作关系。相比之下，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已经有了稳健发展，双方当前的利益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与此同时，双方的政治精英都已经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角色。正因为如此，中美双方能够建立高层级的战略对话，尽管双方在很多的领域具有明显竞争关系，但是双方都承诺向前看，不让一些反对双边关系发展的力量占上风。对于中美两国决策圈的精英们来说，“亲美”或者“亲华”的标签已经淡化，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属于基于共同利益的工作关系。中美之间已经有比较务实的认识对方的姿态，双方也日益平等相待。承认问题分歧矛盾，摆到桌面上共同解决，不因为特定事件而中断沟通也成为共识。
反观中日关系，情况则完全不同，两国一定程度上还在用“感情化”方式看待两国关系。日本对于美国的对华态度特别敏感，经常简单地将美国的外交精英或者东亚事务的高级官员分为“亲华”或者“亲日”。例如，某位高官有中国研究经历或者对华外交的背景，就会被贴上值得警戒的“亲华”标签。殊不知美国的官员无论什么背景，都需要在国内的官僚政治框架内生存和发展，他们同中国、日本之间的关系都是工作关系。个人可以有喜好，但是作为官员，他们的最终落脚点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喜好。这种思维方式在战略上是短视的，在战术上是错误的，在外交上是笨拙的，结果是日本失去了本来可以争取的朋友。
如何让条件逐渐成熟
首先，中国在对日外交上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争取日本民心，让日本的民众认识到崛起中的中国仍然把日本作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冷战后，日本政治结束了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过去20多年日本政权更替频繁，以往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政治家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直接讨好选民来获得议席。但是中国似乎对日本的变化认识不足，在操作上依旧沿袭过去重视日本政界对华友好人士、友好团体的传统“中日友好”外交模式，这可能是对日外交最需要反思的地方。随着中国国力不断上升，日本国民一定程度上的不安也不足为奇。不安不一定等于敌意，很多时候是可以通过一些沟通解释来化解或者减弱的。中国复兴，而日本国力相对减弱，在这样力量对比逐渐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在外交上的主动就显得必要。如何争取日本民众，对于中国的对日外交来说极其关键，在这一点上有时候需要“超常规”的方式和勇气。越是气氛不好，越是要有做日本民众工作的勇气和意愿。1999年初，面对中美关系严峻挑战的时候，朱镕基总理明言访问美国是为了“让美国消消气”，坦诚程度着实让人吃惊。事实上，2000年朱镕基访日时同市民电视对话，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除了在历史问题上要有争取的态度外（这一点已经被讨论很多，故在此省略），日本需要证明自身的外交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不是美国外交的附属物。中美之间互相定位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几近初步形成，集中体现在2005年美国助理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中国则不断保证“和平崛起”，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交流渠道是畅通的。郑必坚早就提出中国要超越传统的大国崛起的道路。前国务委员戴秉国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也有明显对美国传递应当对中国放心的信号。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李侃如教授共同发表的《中美战略互疑》报告书，也说明双方对于彼此之间的问题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但是中日之间相互战略定位模糊，对于双边关系是负面的，而且会导致误解和误判。中日之间虽宣布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也有战略对话框架，但大多流于形式。中国始终将日本看成其对美外交的附属物，而日本则将对中国外交看成是对日美外交的衍生。如果说中美关系基于实用主义的共识的话，那么中日关系似乎还不是这样。日本当前把自身的外交行动都放在加强日美同盟对付中国的框架下考量和解释，无论是参加环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TPP），还是加强同东南亚国家关系，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将始终把日本看成是一个外交上没有远见、不重要的战略小国。而当日美联手涉及中国问题的时候，中国往往会用隔山打虎的办法，通过敲打日本来提醒美国，以避免同美国直接冲突；同样，当日本感到日美同盟不可靠的时候，也会通过中日关系来测探美国的承诺，客观上中日关系也就被牺牲了。
中日双方要真正建立战略关系不仅要有积极的意愿，还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和增强在对方战略考量中的分量的外交智慧。
2013年4月22日
中日关系的未来在于真正和解而非新的法律
2011年以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很多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提出不少建议，包括签订海上条约或者新的法律文件来实现关系再次正常化。然而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东北亚国际关系问题的最终症结还在于历史问题上的真正和解，仅仅依靠法律方式不能够实现。
历史问题法律上解决了但没有实现和解
和解与法律解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双方对于过去达成了共识，在这个共识基础上面向未来构筑新的关系，更多指的是双方相互的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通过较小数额的战争赔偿从法律上解决了历史问题，日韩也以同样方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日之间则是中国主动放弃战争赔偿，并通过谈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法律上日本与亚洲有关各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
基于上述法律观点，部分日本人强调历史问题已经解决，“村山谈话”体现自虐史观，在慰安妇问题上认为中韩两国翻旧账，靖国神社问题上干涉日本内政。然而，从和解的角度来看，历史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不是单纯依靠条约、声明或者协定就可以解决的，根本的问题在于近代史上的负债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总结。
战后，日本在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东京审判结果基础上回归国际社会，在美国主导下实现了同亚洲国家关系正常化，但这些都是外力主导下进行的“被动的历史总结”。遗憾的是，对于历史问题，日本一直没有展现出“主动总结历史”的勇气，现在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都根源于此。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战后日本决心成为和平国家，反战和绝对和平主义的思潮不正是总结历史的结果吗？需要指出的是，这只不过是对于过去的简单否定而不是真正的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应当主动对本国从开战到战败的过程和原因进行总结，正因为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做，现在才会出现对于宪法不满意，对于东京大审判感到不公平的情绪。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在冷战后一度曾展现出主动的姿态，“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就是日本主动总结历史的具体体现。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建立了亚洲女性基金，并着手处理在华遗留化学武器。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和解作出的务实努力，应当予以积极评价。遗憾的是，这种主动总结历史的姿态没有得到很好的继续，过去十年日本在这一方面没有进展。
历史问题上的“经济账”和“道义账”
从对慰安妇和强行征用劳工赔偿的具体案例看，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坚持赔偿问题已经在恢复邦交时解决了，这个背后体现了一种担心，即一旦允许赔偿，将可能导致赔偿范围的扩大，并造成不可预测的经济负担，也就是说算“经济账”。然而在历史问题上算“经济账”，很多时候并非明智的战略选择，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更为重要的“道义账”问题。如果过度强调所有问题已经在法律框架内解决了，那样就会在国际社会上造成逃避道义责任的印象，而道义上失分又会损伤日本软实力。
对于日本来说，明智的做法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从法律上来讲日本与亚洲国家已经解决了历史问题，但是为了真正的地区和解，日本应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告别过去面向未来。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会让自己的法律立场受到损害，还能够在国际社会上获得道德认同。进一步说，即使算“经济账”，日本也不会有太多的失去。
野田内阁时期曾经同韩国就慰安妇问题几乎达成共识了，具体做法是驻韩国大使向慰安妇会面道歉，日韩首脑举行会谈，日本政府出资进行人道救援。关于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的立场是1965年日韩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已经解决了，该方案是在坚持这个立场的基础上的妥协方案，与小渊惠三时期5亿日元的亚洲女性基金的做法类似。这是为了地区和解的意愿和具体操作的灵活性的体现，很遗憾最后没有实现。
实现和解也需要中韩的努力
作为侵略战争受害者，中韩无疑在道义上有制高点，但要实现东北亚的真正地区和解，需要弱化受害者心态，并对日本为和解作出的努力予以鼓励。
首先，对于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要从追求道歉向确认事实重点转移。正如温家宝总理2007年访问日本时在日本国会所说的那样，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领导人已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道歉反省。2012年9月，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也在中国媒体上表达了道歉。现在的问题不是日本没有道歉，而是有一部分人不承认历史，而这些人并不代表广大民意。面对这样的现实，重点应当要对不承认历史事实进行追究。对于那些完全否定侵略历史的人，必须坚决反对。对于那些具体史实尚有争论的问题，继续历史考证固然重要，采取以情感人的办法可能会更加有效。犹太人对于纳粹德国的大屠杀态度可供借鉴。学术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约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数字存在争论，但犹太人的回应方法很聪明，提出这不是数字的问题，因为使用数字是对牺牲者的非人道化对待。这样的道德诘问会让数字争论变得很可笑，和解的可能性也会扩大。
第二，在历史问题上批评日本，不如同日本一道总结其历史错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为什么进展不理想，原因就在于双方过度关注具体史实，而没有把重点放在日本当时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决策的，当时的国际形势如何，经济危机的影响如何等原因的探究上。大屠杀悲剧的土壤在于社会的不宽容，德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会出现不宽容呢？追问这个问题，就是在为人类不犯同样的错误进行普遍性的反思。笔者参观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时，对美国方面翔实地分析日本发动攻击的原因、当时的国际形势、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背景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才得知美国国防部专门设有历史局。应该说这样的反思更具有普遍意义。
第三，强化民间纽带的作用，特别是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著名指挥家小泽征二在2012年9月接受采访时说，中日关系政府之间可能关系冷淡，但他完全感觉不到。中日关系重要的是每个人之间的关系。“311”救灾活动中，日美之间活跃着很多的民间团体，他们在推动日美关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很遗憾，中日之间尽管民间外交一直被称为传统，但基本上属于官方或者半官方性质的民间交往。当然，这也需要中国的公民社会真正发展才能发挥外交作用。
2013年10月3日，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首次一起前往日本东京的千鸟渊无名墓献花，日本政府邀请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访问日本，这是日美和解的体现。日美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通过法律方式解决了历史问题，但今天的日美关系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双方之后几十年的和解进程。法律方式在解决历史问题上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真正的和解，中日关系才能结束过去，面向未来。
2013年11月5日
美国对日外交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日美同盟从1951年建立，至今已经有62年时间。必须承认，如此长时间的大国同盟关系得到保持，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美国对日外交的成功。美国为什么能够将一个敌国改造成盟友，并且保持如此长的时间呢？与此相对照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关系虽然经历过相当友好的时期，但是风浪不断，而当前的状况更令人忧虑。对中国来说，在开展高声维护主权的外交斗争同时，是不是也需要冷静考虑对日外交策略上的得与失？美国处理日美关系的经验应当值得我们学习。
美国低调但高效的对日外交
2009年，日本民主党在选举中战胜自民党首次成为执政党后，在外交上转向重视亚洲，首相鸠山由纪夫主张建立不包括美国的“东亚共同体”，民主党高级官员则表示中美日是正三角关系。这些都曾经让美国十分担心日本的走向，但美国政府并没有高调批评日本，而是显示了充分的“耐心”，巧妙地争取和利用媒体和日本民众，悄然但坚毅地遏止日本国内的“反美势力”，最终不仅让鸠山内阁倒台，而且成功做到了让日本民众心甘情愿地再次认识到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基轴的重要性。美国对日外交的秘诀就是在公开场合低调，避免直接批评日本，给日本留足面子，争取日本民众，但在关键问题上对日本政府则寸步不让，通过日本民众的压力来抑制反美情绪。
首先，美国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战后民族主义中具有反美的成分，在对日外交中始终强调日美同盟不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从日本的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欧美的冲击造成明治时期日本的心理扭曲，对于欧美物质文明的崇拜和自身的自卑是日本最初的民族主义的起点，这些当然也成了日本赶超西方的动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冷战中事实上成为美国的属国，民族主义中天然地有了反对美国的成分（当然也有崇拜美国的部分），这就构成了日本在战后随美又反美的复杂情感。正因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在对日外交的公开场合始终非常注意不给日本民众造成殖民者或者战胜者的印象。早在1952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在《外交》上撰文强调，“日本参加日美同盟是日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美国的强求”。而60年后当约瑟夫·奈在被问及鸠山由纪夫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的时候，他一脉相承地回应道：“日美同盟是双方签订的法律文件，如果日本认为没有必要，可以提出废止。”换言之，美国要传递的信息是日美同盟不是什么不平等条约，而是日本自主的理性选择。
第二，美国不在公开场合批评日本领导人和日本政府，但以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对日本晓以利害，以达到自身的预期目的。鸠山由纪夫执政后，在冲绳普天间基地转移问题上把以往日美谈判的结果放在一边，提出至少要将基地迁移到冲绳县之外。按理说美国方面对此会相当恼火，但美国政府没有在任何的公共场合批评过鸠山的上述言论，而是通过媒体放出鸠山向奥巴马承诺“请相信我”的报道。结果鸠山没有在自己设定的期限前解决普天间问题，很快日本的民众失去了耐心，支持率迅速下滑，最终被迫辞职。鸠山由纪夫也落得一个言而无信的恶名，遭到日本国内的口诛笔伐，成了破坏日美关系的“罪人”。整个过程中，美国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不仅毫发无损，相反还得到了加分。鸠山以后的民主党政府则很快吸取教训，停止谈论日本在中美之间的等距离外交，也不再提及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共同体概念。
第三，美国特别注意把日美之间的具体问题同反美运动的可能联系进行预防式切割。日美属于不平等同盟，双方之间的分歧矛盾不少，一旦被放大，同日本民族情绪中的反美因子相结合，就容易变成反美运动。同样在冲绳的普天间问题上，虽然双方分歧较大，但美国并没有把它同鸠山的“疏美外交”姿态相联系，而仅把它定位为一个孤立事件，从而减少了对整体关系冲击的可能性。
第四，美国利用日本重视形式的特点，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事实上日美关系的不平等，让日本民众更加容易接受日美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奥巴马执政后首先会见的是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尽管实质内容并不多。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首访亚洲也选择日本作为第一站，尽管她有更多的话题同中国谈。2013年1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美，希拉里·克林顿在讲话中指出美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管辖权，并且反对破坏日本对钓鱼岛管辖权的任何单方面行动，这比以往美国的表态都进一步了，但是此时已是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的最后一刻。
中国高调但相对低效的对日外交
日本民主党在日本属于中偏左政党，重视亚洲外交，该党执政后日本内阁成员首次出现没有一人参拜靖国神社，按理说中日关系在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应当得到改善，然而结果却是降到了冰点。当然，民主党没有执政经验肯定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方面可能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首先，中国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日本民族主义中反美是主要的，而较偏颇地默认日本民族情绪的反华性。日本民族主义对外激烈的一面是反美或者更加广义的反西方，反中反韩不是主要的，或者说即使有所表现，事实上的根源也是反美，只不过反美现实上不可能，某种程度上能够通过中韩得到宣泄。中国却把日本方面在历史问题上政治家的“失言”、狡辩、否认、美化侵略历史，同日本反华民族主义画等号，这样的反日表态对日本政治家没有实质效果，却让中国失去了日本民众和民意。相比起来，美国同样对日本部分政治家的历史认识有很强的戒备心。例如，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时期曾有过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发言，美国没有铺天盖地的反日表态，却通过议会立法方式进行谴责和警告，还邀请包括韩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重要人士参加国会听证会，其中受邀嘉宾中就有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美国这样做既没有伤及日本民意，又在牵制安倍内阁方面效果明显，安倍之后的发言明显体现了收敛的倾向。
第二，直接点名批评日本领导人，可能不仅很难起到震撼作用，相反还会造成日本民意严重受损。例如，在“购岛事件”中，中国官方媒体批评野田前首相为“小偷”等表述可以理解，但攻击式的语言在外交上很难起到真正的作用。回想起当年反苏、反美、反霸的气壮山河的“革命”外交多么“解气”，但是这些都不是决定最后中美、中苏外交走向的因素。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应有更多的深度，才能同全球大国地位相匹配。
第三，要把中日之间的具体问题同认为日本整体右倾反华严格区分开来。中日之间存在的钓鱼岛争端的确严重，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判定日本已经开始整体右倾和全面反华，一旦这种认知形成，就会寻找各种“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假设，这样的认知将会导致相应的对应措施。日本是不是整体右倾化和反华，不能仅凭个别政治家的言论为判断标准，也不能以是否修宪为标准。日本宪法战后制定后一次也没有修改过，这在世界大国中独一无二，德国到目前为止已经修改了59次，法国27次，美国6次，韩国9次。日本之所以不容易修宪，是因为在日本“修宪等于修改第九条”。反过来说，日本国民的和平主义力量仍然很强。因为“购岛事件”中断民间交流无助于事态的缓和与解决，只会损伤中国软实力和国家形象。
第四，对日外交要注意避免大国主义，公众要提高表达不满的水平。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不是能够平等对待其他国家，中国的周边国家变得越来越敏感，日本更是首当其冲。可能在中国看来，日本就是美国的属国，因而才有评论认为日本是“二三流国家”、“美国走狗”等说法，但中国需要认识到建立同盟是日本战后理性的选择，是国家的一种活法，用中国的语言是要尊重各国人民根据国情选择的制度和道路。公众在表达不满的时候，决不能使用暴力和侮辱性语言。
国家的主权、安全必须要坚决维护，但如何维护是一篇难做的大文章，中国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那个贫穷落后、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国了，中国的外交、国民的素养同经济模式一样，都需要相应地得到升级才能适应现在世界的期待，而对日外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重要试金石和风向标。
2013年3月26日
中日关系中的“内压”大于“外压”
2010年以来，中日关系不断恶化并导致僵局的推力究竟何在？从中国来看，直接原因是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施所谓的“国有化”。从日本来看，直接原因是中国政府在领土问题上采取拖延措施，用渔船作为先兵来破坏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简言之，是“外压”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恶化。但笔者认为，导致中日僵局的根本动因来自于两国内部，即“内压”大于“外压”。
“内压”严重挤压了外交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都处在转型过渡的关键时期，双方都面临内部的巨大挑战。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在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腐败特权、环境污染、治理改革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并在对这些问题的成因的判定以及解决方法上出现了意见分裂，这使得人们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地位，让人们对于中国要获得别国尊重的期望值迅速攀升，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容易被笼统地解释为煽动“中国威胁论”或者“中国包围圈”，人们的潜意识中，期盼中国能够将新获得的地位转化为能即刻解决外交问题的实力，但似乎局势的发展并不符合人们的期待，加上上述的焦虑心态，使得政府在外交上很容易被批评为“太软”。这种背景下，一些过激的民族主义言行就有了土壤和市场，这些言论反过来让民众对于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担忧、对于政府“不够硬”的情绪进一步加重，结果造成决策者在外交上的国内环境变得非常严峻，每一个决定都必须考虑将会付出的国内政治的代价。
在日本，政治上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结束，日本政党政治处于漂流期，政府更替频繁。在经济上，日本从冷战后发展乏力，人口高龄化和少子化让社会福利和政府财政面临严峻挑战，日本人在过去十年自信心下降明显，对于前途的不确定性让日本社会也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在对外关系上，日本失去了第二大经济大国地位，让日本感到战后唯一的外交优势正在消失，经济地位的丧失导致国际地位下降，导致外交失利，逐渐成为主流逻辑。这种状况下日本渴望强人出现，来证明日本仍然是重要的和能够保护国家的尊严，当人们的这种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同样被批评为“太软”。同样的道理，在日本那些敢于“说狠话”的政治家、评论家就有了土壤和市场。例如，石原慎太郎一直警告日本会成为中国的殖民地，日本的一些评论员则将中国看成是重大的安全威胁。日本决策者们同样面临不容乐观的国内环境，在一个处于变动期的民主政治国度，日本政治家对于这种“内压”就显得更加的脆弱，因为外交决策的失败将直接导致自身甚至政党的政治生命的终结。
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在2012年11月18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证明了上述“内压”的存在。他说：健康的民族主义必要，但是走到极端就会变成同外国人敌对，在日本安全问题讨论上“说狠话”以及不值得欢迎的方式正在增加，极端民族主义对于国家来说是最为危险的。同样，中国决策者们也会受到“内压”。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发言人傅莹在回答日本记者“中国外交会不会日益咄咄逼人”的提问时说：很多中国人的意见包括媒体人的意见是希望中国更加强硬些，尤其面对挑衅的时候，希望有更强的姿态。
误将“安全”等同于“安心”
除了上述两国国内转型期的脆弱性、双方对国际体系中地位（status）的敏感性等中日之间的特殊因素外，安全保障讨论中很容易生产出“内压”的一般机制也在起作用。这就是追求“绝对安全的期待”和“过度估计安全挑战的偏好”。
对于安全保障和国家尊严、领土完整这些敏感问题，普遍的心理是追求绝对安全，确保万无一失，但这里存在着一个误区即将“安全”等同于“安心”。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安心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打一个比方，在日本核电站事故的福岛出产的水果，政府和商家用精密仪器测试核辐射的结果显示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仍然认为有安全隐患，这就是追求不存在的绝对安全的表现。如果在安全保障上追求绝对安全，那就像是在进行一项“不可实现的使命”，因为总是能够想到可能不安全的因素，因而过度地估计威胁，过坏地预测别国的意图，过强地采取对应措施，特别是当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无论是那些真的认为安全状况已经恶化到不惜一战的人，还是因为某些个人利益而这样做的人，说狠话和激烈言辞很具有煽动力和诱惑力，往往容易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反应，即使将来被证明是过度判断，也会认为是为了国家利益的误判。相反，那些试图准确判断局势者，往往会被那些强硬派批评为“汉奸”、“盲目乐观”、“拿国家民族利益当儿戏”，很多人也会怀疑他们的想法是否真的安全。
人们往往没有看到安全是一个“折中取舍”（trade off），这如同购买保险，保险的项目越多，保险费用就会越高，事实上不存在绝对的保险，因此保险金也是无底洞，安全只能是相对的安全，很多人要的事实上是安心，而不是安全。更加糟糕的是安全本身是一个双向的概念，单方面的安全是不存在的，追求绝对安全的结果，很有可能导致绝对的不安全，并且引发安全猜忌和追求绝对安全竞争。过度地估计安全威胁，同过低地估计安全威胁同样危险。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将普通民众感性化的东西随便调动起来，一旦群众被发动起来，他们的思维惯性就会形成一定的生命力，并且不容易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且他们的惯性思维会在国内形成教条式的舆论压力，让决策者和外交执行者的思考和行动空间自由都大受限制，结果不符合决策者的利益。
全球化时代内部减压的外溢功能
政治领导者首先生活在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受到政治对手、学界智囊、舆论领袖和民众的多方面的压力，保持自身的政治安全很显然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外交也会被放在这个框架下审视。2013年8月24日，日本前首相野田专门就领土问题进行了记者会，目的就是为了缓和自民党攻击民主党政府不能捍卫主权的批评，以及媒体对民主党“安保无能”的指责。在记者会上，野田专门强调了民主党政府为了维护领土主权所作的具体努力，如离岛的保全管理（2011年5月和2012年3月，专属经济区上的重要离岛49个标上了名称，钓鱼群岛4个小岛也标上了名称），以及强化周边海域警备体制和强化日本的正当性对外宣传。野田的最初目的可能主要是为了缓和国内的压力，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几乎同一时间传送到世界。中国民众看到这样的报道，理所当然地会得出日本敌视中国的结论，结果是日本民主党为了缓解“内压”，迅速外溢为中国理解成来自日本的“外压”增加，然后被内化为中国国内政治的“内压”。这样的内部减压举动不断反复就使双方的“内压”再生产的恶性循环形成，中日双方民族主义则进入了“相互哺育”成长的怪圈，双边关系僵局也就不可避免。
中日双方领导人都清楚中日关系如果走向崩溃，结果只能是双输，无论是战后日本的复兴还是1978年以来中国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地区和平基础之上。但是，也要看到双方领导人并不可能在政治“真空状态”内作决策，而是每时每刻都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否顶住国内过激压力，准确分析形势，不被过激或者过度分析所迷惑，是对双方决策者的巨大考验，因为这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特别是政治风险。而这些都取决于领导人在国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是否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首先需要早日结束年年换首相的“政治漂流期”。
2013年5月10日
误认知的困境与中日关系之一
——预设中国外交革命性转变的危险性
中日关系从2010年“渔船相撞事件”后不断恶化，2012年更是因为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而跌入低谷，安倍晋三执政后双方关系也没有改善的迹象。阻碍双方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双方已经开始形成对另一方的负面主流认知，由于认知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这就有可能是误认知。一旦这种认知被普遍接受和固化，就很难被改变。
日本主流认知变化：2009年中国外交的大转变
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亚太地区可能没有比日本对中国崛起更为敏感的国家了。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员村井友秀就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中国威胁论”的概念。不过，在当时中日实力差距尚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崛起的话题在日本并未引起很多关注。日本知识界、政府和民众对此的关注是偶尔性的，相关认知也是零星的。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发展迅速，日本国内关于中国崛起是机遇还是挑战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讨论。随着中国经济带来的利益惠及面从日本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扩展，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已经没有太多支持者。但在安全领域，日本对于中国可能构成挑战的认知此时有所抬头，主要体现在对台海问题的关注上。例如，2005年日美“2+2”会谈声明中，首次写入了日美同盟共同战略目标与台海局势和平解决的内容。此后中日经济力量对比变化明显（2000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1/4，2007年达到日本的3/4，2010年超过日本），中国军费增长快且缺少透明度，海军活动能力增强的观点在日本出现频率显著增加，但日本对中国外交认知的主流并不负面。主要认知为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对日本构成一定的潜在挑战，但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会在坚持国际协调路线的范围内推进国防建设。换言之，无论从“意图”还是“能力”角度来看，中国都不会无限度“膨胀”。有趣的是，这一认知逻辑与同时期中国积极宣传的和平崛起及和平发展论非常相近。很多中国专家的分析认为，中日经济实力的逆转导致日本心理失衡，进而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笔者认为，这种判断可能过于简单化。
然而，2010年日本对中国外交的主流认知出现了明显变化的迹象。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中日经济总量的排名发生了逆转，而是“钓鱼岛撞船事件”带来的冲击对上述主流认知提出了挑战。“撞船事件”和随后在中国发生的反日游行，以及日本媒体报道的中国对日本采取稀土禁运，停止各类交流活动等，为保守派政治家、部分学者和民众提供了挑战原有的“中国和平崛起·有限潜在挑战”的主流认知的材料，而支持上述主流认知的人士则开始面对如何解释看上去同过去的认知“相矛盾”的中国外交“新动向”。日本民众似乎也迫切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中国人这样反日游行，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高压’”。在这个突发事件的巨大冲击下，原有的认知发生动摇，认知的新需求促动了新的认知产品的产生。
笔者并不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已经从原来的“中国和平崛起·有限潜在挑战”根本性地转变为“中国武力崛起·对日现实威胁”。但是认为“中国变了”的新认知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却也是事实。其主要内容包括：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大国意识被突然激发，自信增强。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在2009年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的经济发展优先的“韬光养晦”政策发生改变，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变得日益强势，于是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同周边国家产生争端。更加激进的观点还有，认为中国对外关系定位正从“负责任的大国”向“建立中华秩序”的方向发展，并且认为“北京共识”可以超越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路线的“华盛顿共识”。还有的认为中国外交已经发生了“革命性转变”，等等。
日本政府的官方表态从2010年后也体现出与知识界类似的认知倾向。2010年的《防卫白皮书》中还仅仅指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飞跃发展，在金融危机中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自信增加”。2011年的《防卫白皮书》则直接指责中国的“高压”态势。2011年版的《外交蓝皮书》则指出，“2010年，围绕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中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同中国之间的主张有差距，中国主张的核心利益同各国之间的种种矛盾产生”。
按照上述逻辑，日本对中国外交的主流认知在过去三年中倾向于认为中国国力日益增强，国内舆论多元化，军队主导外交，中国在领土和历史等问题上变得对日本日益强势和高压。对于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日本认为必须要“毅然”应对，退让只会给中国进一步“得寸进尺”提供可能，而不会获得“中日友好”。安倍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自己“对中国几乎没有让过步”，过去的中日关系是建立在“日本削减国家利益制造了友好的状态”的前提下，潜台词就是现在需要让步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中国到底有没有变
目前日本对中国外交的种种，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上述“中国变了”的认知基础上的，那么到底中国有没有变呢？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若干年，甚至几十年以后由历史学家才能做出，问题是决策者们不可能等“后见之明”来作出选择。笔者看来，日本判断中国“外交变了”，从和平发展向强权政治变化的认知存在片面性，不准确性和缺乏可信性。
第一，中国国家的大战略仍然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一点没有变。无论是党的十八大的报告还是人代会的主题，经济建设仍然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执政者的中心任务。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不公正、环境破坏等各种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这些都需要靠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和升级来实现。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对外关系上中国迫切需要继续保持稳定的国际环境来专心于国内发展，任何中国外交都需要继续服务于这个中心任务，革命性的外交变革不符合中国国家发展的大战略，认为中国已经放弃“韬光养晦”政策并开始同经济建设优先的路线告别的判断，是不符合逻辑的。
第二，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态度一贯是坚决，这一点没有变。日本主流认知把中国近年来同一些国家的海洋问题归结为金融危机后中国自信增加、外交趋于强硬的逻辑，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可能自信有所增加，但是这同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曾经同越南在海上有过军事交锋，20世纪90年代中菲也发生过海上的对峙，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比现在的状况要严重得多，没有证据表明过去中国在主权领土问题上比较让步，现在则变得“强硬”。
第三，中国融入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和努力是一贯的，这一点没有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积极融入现行国际秩序的过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代表性的例子。中国今天的发展得益于这一个融入的过程，中国没有理由走相反的道路。所谓的“北京共识”并不存在，温家宝总理曾经多次提出过中国发展模式的不平衡、不合理、不可持续，试问这样的模式如何向外推广呢？中国外交没有输出所谓中国模式和意识形态，所谓的“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对立本身就是伪命题。
第四，中国的亚洲外交仍然是应对性的，而不是恢复朝贡体制，这一点没有变。亚洲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中国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从安全上来说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还是美国，中国没有将美国排挤出本地区的意图，但是有减少来自美国安全压力的正常需要。中国在尽量避免同美国的正面交锋，没有建立所谓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安全同盟或者准同盟网络，没有在亚洲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海外驻军，没有让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同美国保持联系的亚洲国家选边站。中国建设缅甸的油气管道项目，以及部分学者主张的“西进战略”（积极发展同西部邻国关系）等等，也都体现了中国没有与美国在东亚争霸的意图，认为中国希望建立“中国秩序”的说法，有很多的证据可以加以驳斥。
第五，中国外交从来没有被军队主导过，这一点没有变。日本怀疑中国的军队主导外交的理由大致如下：第一，军费持续增加；第二，中国海军能力建设增强；第三，军队一些研究人员强硬发言；第四，海军舰艇突破岛链进入太平洋频繁；第五，中国政府船只频繁进出相关水域。军费增长和海军能力建设本身同军队主导外交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不明朗；中国部分所谓的鹰派发言常常被反复引用，相反军委主席或者更高级别军事领导坚持和平道路的发言却被忽视；海军舰艇突破岛链经过的是国际公海，并没有违反国际法，从海军训练来推导外交与军队关系似乎说服力并不强。在钓鱼岛附近巡航的是海警海监，是几乎没有武器装备的船只，并非海军舰艇。日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军人主政的痛苦历史记忆，但目前判定中国也在重蹈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覆辙没有说服力。
近年来，中国发展如此迅速，外交层面空前扩大，要寻找“中国变了”的“证据”似乎并不难，但是上述日本主流的对中国外交的认知错误，会给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决策带来危险的后果。认定“中国变了”，而且是“决定性的变了”的“误认知”，事实上等同于排挤了其他认知的可能性，结果将会让决策者的政策选择自由度减少，最终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尽管最初作出认知的判断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日本的国家利益。
日本新主流认知的脆弱性和可重塑性
很多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想，既然日本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已经上升为主流，那么中国无论做什么都将是徒劳的。这里就涉及一个“认知改变”的问题。的确，一个主流认知的改变并非易事，因为认知不仅具有保持连续性的倾向，还有固化的特点。但也要看到，主流认知本身也存在是否合理和是否可塑的问题，不应当人为预设目前日本的主流负面认知是既定的、不能改变的，那样做的结果将会导致决策者政策选择自由度的减少。
首先，日本的新认知形成的时间短，认知的逻辑和实证基础并不扎实。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日本的新认知的出现始于2010年下半年，距现在仅三年。与此同时，日本目前出现的对中国外交新认知的产生并不是基于日本对中国国家战略和对外关系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而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强势外交”的短期迫切需求而作出的新的解读的结果，某种意义上说是知识性的短期供需关系的不匹配所造成的。虽然日本认为中国外交在2009年发生了大转变，但这一认知并非产生于2009年，而是为了紧急回应“撞船事件”处理过程中中国的“变化”与原来的主流认知之间的不相容，才重新编辑过去的信息来匹配新认知。新认知并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很好地服务于中国过去30多年发展的和平崛起道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就一定会被简单地放弃？而且日本知识界的相关解读较多出现在媒体评论、时事杂志而非学术论文中。新认知的很多内容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缺陷，例如，说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强硬是因为经济实力增长后的自信而导致的路线变更，那么如何解释1995—1996年中国还未崛起时在应对台海危机时的“强硬”立场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新认知的基础并不牢固。
第二，日本新的认知并没有完全形成和固化，原有的较正面的认知还没有被完全破坏，目前的负面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逆转的可能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新认知的重要逻辑基础即中国持续高增长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大变化将会受到质疑。如果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仍然是中国的首要目标，中国将继续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那么原来的主流认知逻辑就很有可能会重新回来。皮尤研究所的最新调查显示，认为中国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的日本民众从2011年的37%下降到2013年24%。按照日本的新认知，一个日益强硬的中国的逻辑结果应当是中国对外关系出现全面紧张。中美冷战、中国同东南亚关系恶化等比较符合这种认知的预设。但中美对话畅通，首脑会晤频繁，中国继续奉行积极的地区主义政策将很容易削弱新认知的有效性。新的认知不能固化，旧的认知便仍将有效。
第三，日本主流认知受美国对中国主流认知的影响程度很深，在政策认知和形成上日本高度依赖美国。日美是同盟关系，而且是不对等的同盟关系，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的决策上，也通常反映在不那么显眼的思想传播、认知影响和舆论形成等方面。战后日本在对外关系上从精英培训、学术训练到情报获取和媒体传播等各个方面都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对华认知的变化会明显影响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如上述2010年下半年日本对中国认知的变化同该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差，但内容非常相似，即认为中国变“强势”了，日本方面也多次引用美国指责中国强硬的证据。2013年以来，美国开始出现反思所谓的“中国强硬论”以及基于此认识而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等危险性论调，这对日本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总之，在对日外交中既要充分认识到2010年后日本出现的对华负面新认知的危险，同时也不能对这一危险予以过度评估，要看到其内在的脆弱性和可重塑性。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使日本的主流对华认知从“中国变了”向“中国并没怎么变”的方向逆转，这将会对改善中日关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场智力游戏中，真正受到考验的很可能是两国知识界的能力。
2013年8月22日
误认知的困境与中日关系之二
——预设日本已经全面右倾化的危险性
安倍晋三执政以来的半年在很多人看来，日本正在急速且全面地右倾化。例如，安倍晋三本人提出“侵略定义不定论”和“村山谈话不继承论”，高调推动修改宪法，否认侵略历史，加强所谓的传统教育，增加自卫队军费等；副首相麻生太郎等四名阁僚加上168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超过历年规模；代表新政治势力的桥本彻发言否认“慰安妇”存在等。中国和韩国对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复活表示了高度的警惕，连盟国美国也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忧虑。对日本部分政治家极其不负责任和混淆黑白的言行，当然要表示愤慨和警觉，需要同这些非正义的成分坚决斗争，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过于感情化地预测，特别需要注意不要预设日本已经全面右倾化的认知结论。
误认知的困境
认知是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变量，因为认知是政策判断的前提。但现实是，正确地认知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对方的真实意图不可能完全知晓，而且会根据现实的情况而不断变化，这种认知的不完全正确性、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就会很容易导致误认知的出现。一旦不正确的认知占了主导就会产生负面的“镜像效应”，即在自己预设的误认知框架内“过滤”有关对方的信息（把那些能够证明自己预设的信息留下，常常无意识地过滤那些同自己的预设相悖的信息）。打个比方，有点像在用哈哈镜照人。而思维的惯性进一步加强了“镜像效应”的生命力，在这个过程中，误认知则又不断地被“再生产”。与此同时，认知还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的预设认知以及由此采取的一些措施会被对方当成重要信号来解读，从而构成对方认知的重要材料。同样的逻辑，一方的误认知以及相应的信号也会对对方误认知的生成产生“哺育”作用，反过来后者的误认知和信号再次反馈到前者，就会造成误认知和相应信号的升级。以此类推，误认知的“相互哺育”的作用不断得到强化，最终让双方的互疑成为常态，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笔者暂且把这种现象称为“误认知的困境”。可以看到，上述的“误认知的困境”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认知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时候敌人其实是自己制造出来的而不一定本身就存在。
在中日关系紧张的今天，冷静地看待对方很不容易，但是双方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到决策并且带来重大的后果。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双方都有必要冷静地思考关于对方的认知是否比较符合实际或者比较正确，有没有出现“哈哈镜现象”。上述的逻辑框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用的理性思考工具。
日本是否已经全面右倾化
当下，对日本来说对华认知的关键在于判定中国是不是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走上了地区扩张道路，对中国来说对日认知的关键在于判定日本是不是已经全面右倾化走向军国主义复辟道路。本文侧重分析中国对日认知，日本对华认知将另文探讨。如果中国判定日本已经全面右倾，很自然可能产生以下结果。首先在对日外交努力上产生消极情绪；第二可能无意识地寻找证明这个判断的证据（在当前似乎很容易）；第三制定应对日本全面右倾化的反制政策。而中国反制日本的措施会作为强有力的信号反馈给日本，帮助“哺育”和加强中国推行“强硬外交”的那部分日本对华认知，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日本就会作出相应的反制措施，这样双方的互信越来越少，互疑越来越多，认知困境的螺旋式上升加大了双方冲突的几率。事实上，这与双方最初希望通过自助努力获得安全的结果正好相反，即安全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他国负面认知的判断必须非常谨慎，因为误认知的判断将会几何式增加相互间的敌意。笔者认为目前判断日本社会已经全面右倾证据并不充分。
首先，我们要冷静和严格区分日本部分政治家的右倾化（甚至右翼）和日本民众的普遍右倾化，两者会互为影响，但不能把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毫无疑问安倍内阁的右倾色彩浓重，但这是不是等于日本政坛全面保守是另外一回事。尽管中日关系在民主党执政时期跌入低谷，但是冷静地回想民主党在历史问题上的处理是相当出色的，首相和几乎所有内阁成员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在韩国慰安妇问题上表示了诚恳的道歉。如果没有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本来可能有大发展，这就说明至少日本政坛不是铁板一块。即将举行的参议院选举执政联盟的公明党就不愿意同自民党共同发表执政宣言也是一个证明。而用部分政客的言行来判定整个社会是不是右倾就更需要谨慎了。《朝日新闻》5月2日的舆论调查显示，54%的受访者反对自民党修改宪法96条来放宽修宪门槛（赞成为38%），对于宪法第9条52%的受访者回答不需要修改（回答需要修改为39%）。《每日新闻》5月3日的舆论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反对修改96条，高于42%的支持率。尽管很多日本民众希望宪法修改，但是对于自民党在不讨论如何修改就先从手续上入手降低门槛的做法显示了高度的警惕，正因为这样自民党在参议院的选举纲领中放弃写入修改96条的内容。《日经新闻》与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2013年初共同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尽管近九成日本人认为中国可能构成军事威胁，但是赞成强化日本防卫能力仅占五成左右。笔者以为日本政坛的急速全面右倾化发展不大可能。要记住安倍晋三2012年高票当选首相并不是因自民党人气高，而是因为选民对民主党的失望，这属于逆淘汰的结果。有人认为目前安倍晋三的暂时克制主要为的是参议院选举，如果成功安倍晋三将会原形毕露。但是应当看到过度右倾化的任何挑衅行为不会没有代价，近期的事实证明，过度右倾在外交上会牺牲同中韩甚至美国的关系，而在国内会造成社会分裂，失去民众支持及来自其他政党的反对。对于石原慎太郎那样的民粹主义，即使那些相对保守层也保持警惕，在他们看来石原是所有问题的始作俑者，而且由于石原的介入导致修改宪法变得希望更小。
第二，需要认识到希望日本不出现右倾政治家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关键不在于彻底消除他们的存在，而在于如何缩小他们生存的土壤。日本政治家右倾化的动机大致来自两类势力，第一类可以称为“天然右倾者”或者“坚定右倾者”，他们往往是顽固否定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的极右翼，日本存在的极右保守层是他们生存的土壤，对于这些人说什么以中日友好大局为重都是没有用的。第二类可以称为“机会主义右倾者”，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能否因为显示右倾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在双边关系不好的情况下，外交问题上的强硬即使不会得分，也不至于失分（至少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保守选民的支持），是这些政治人物的主要逻辑。他们的指导思想是选票和政治利益，这一点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不是你做什么工作就能够做好的，中国能做的就是不让这些政治家有大展拳脚的土壤。中国越是高声反对，就越是帮助这些人成名，他们的“修正主义历史观者”就无形之中转变成了抵抗中国强压的“民族英雄”，结果是中国同日本民众的对立产生，把原先一部分并不支持右倾政治家的人推向他们。根据笔者在日本多年的判断，日本国民中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并不偏右，中间道路的人很多，这些人群是摇摆的，他们在政治上更加关心的是经济问题，而对政治右倾化的关心是偶尔性的。但部分政治家要利用一些话题把一部分选票往自己的阵营拉拢就需要一些话题，还需要国际上的“协助者”，而中国越是高调就越是中了他们的计算了。近年来，中国对日外交已经明显改善了以往高调批评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谈话既用词克制，但又充分表明了中国立场。
认知是决策的基础，中日关系的未来不在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也不在于最终谁控制了钓鱼岛，而在于双方如何认知对方，这是一场智力游戏，而如何避免误认知的困境将真正考验双方的智慧。
2013年5月30日
中日相互定位再平衡的几种可能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5月初访华受到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的接见，这是2012年以来双方政治家正式交往中级别最高的一次。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团长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公明党副代表北侧一雄，在野党民主党最高顾问冈田克也，这传递了日本朝野希望改善双边关系的信号。5月7日，以野田毅为会长的自民党亚非问题研究会代表团也将访华。4月，日本东京都知事正式访问北京，之前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访问日本与安倍晋三进行了会面。近期中日之间的良性互动给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丝希望。然而中日关系的未来不可能寄托在希望上，而需要搞清楚为什么中日关系在过去10多年剧烈波动。笔者认为中日关系之所以不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双方相互定位的原有平衡已被打破，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
政治与经济关系中的反向上下关系构成的旧平衡
既然说到了旧的平衡被打破，那么就需要回答什么是旧的平衡。中日两国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存在着两组不同的上下等级关系。
经济层面存在着日本在上，中国在下的上下关系，具体体现在日本对华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以及政府开发援助等方面，较为明显的单向化上。经济领先的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尽管双方不明示但心照不宣都接受了这种相互定位。在政治层面则存在着中国在上，日本在下的上下关系，具体体现在中国是独立自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政治大国的中国与政治弱国的日本之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尽管日本有不满，但是经济上的优越感极大地中和了政治上的“劣等感”，反过来说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和道德高度也中和了中国在经济上的“劣等感”。
1972年以来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日关系保持了较长时间稳定，正是在上述相互定位旧平衡的框架内实现的。中国对于日本在历史上的军国主义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且专注于经济建设，中国没有用国际政治和道义上的优势地位让日本感到不安；同时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自我节制态度以及在历史问题上相对较为谨慎的处理，并没有显出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的动机，这让中国感到安心。中国基本上将日本定位为中国需要与之合作的一个走和平道路的经济大国；日本则将中国基本定位为一个专注于国内建设的政治大国。在这个旧平衡中，中日之间的很多矛盾和分歧往往能够在升级之前得到解决。
相互关系定位旧平衡的结束
2013年11月18—24日，日本经济协会代表团以超过100人的阵容访问中国，日本经济界重量级人物悉数参加。从1975年以来，该协会代表团每年访华（除了2012年首次出现中断），几乎每一次都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这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很少见。但是此次接见该代表团的中方高官为汪洋副总理，尽管汪洋副总理主管经济十分重要，日本方面似乎还有“冰火九重天”的感觉。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双方旧平衡的结束。
中国经济规模在2001年为日本的1/4，2007年为日本的3/4，2010年超过日本。尽管从人均来说中日差距仍然悬殊，但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不是经济弱国，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大国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中国对于日本在资金、技术和投资方面的依赖程度也日益降低，日本在经济上对中国来说仍然很重要，但已经不是以前那样决定性的重要。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也已经在2008年正式结束，中日在经济上原有的上下关系事实上已经结束，目前双方的经济关系可能是过去几十年来首次出现较为平等的状况。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在规模上超过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日本有理由相信两国经济上的上下关系将在不久出现中国在上日本在下的可能。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从原来相对消极的政治大国变得更加积极，在朝鲜问题上主导“六方会谈”，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的存在感日益突出。日本争取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失败，让日本感到中日在国际政治上的上下关系越来越明显。
中日可能会出现在政治经济两个层面都由中国占上风的新的上下关系，这就让双方在处理关系的时候产生了很多困难。特别是，日本开始担心中国的意图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日本常常被解读为中国要回到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和“中华秩序”，即建立中国在东亚居高临下的不平等政治关系；而中国军事现代化则往往被日本怀疑为中国已经不安心于过去的国际定位，而是要强硬地推行自己的国际政治日程的表现。中国对于日本保守政治家不断出现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以及近些时候在安全政策上的积极动向非常警戒。中国认为日本可能会在经济优势相对减弱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来获得更多的优势，而且日本在政治与安全上的动作往往同日美同盟联系在一起，再加上日本侵华战争的记忆，结果就让中国采取宽容态度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新的上下关系还是其他形式的新平衡
那么中日之间相互定位的新平衡会不会形成？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日本在经济方面着重提高质量，继续努力创新，在先进技术和创新能力上拉大同中国的距离。这样经济强国的日本和经济上相对弱的中国事实上可以回到过去的上下结构，但是中国也在提高创新能力，所以这种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是日本在国际政治上更加活跃，努力提高自身的存在感，在国际政治地位上缩小同中国的差距。当前安倍晋三倡导的“积极的和平主义”，本身就是日本对于未来国际地位不安的潜意识表现，然而受制于日美同盟、国内和平主义的限制以及周边国家的警戒，日本在安全政策上能够走多远前景也很不明朗。第三种可能是中国在经济上对于日本的重要性极大增强，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变得支配性地举足轻重。中日之间在政治经济两个层面的上下关系明晰，日本接受并且习惯上下关系，那样新的平衡也可以产生。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要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那样的国际影响力可能并不容易，这同样也取决于日本自身定位的调整。当下认为中日关系目前的状况就是因为中日的力量平衡还没有完全倒向中国一方，所以出现两国关系不稳定的观点，在中国不在少数。这符合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有一定说服力，然而这样的逻辑结果就是消极等待力量平衡的彻底逆转，而无视积极努力的可能性和意义。第四种可能是在政治经济上中国的优势持续上升，中国调整自身的定位和对日本的定位，日本也调整自身的定位和对中国的定位。日本放弃在中日经济上的上下关系定位和原有的对中国的“优越感”，将中国定位为很重要的伙伴但不会过度依赖中国，双方形成相互合作，取长补短的较为平等的经济关系。在政治关系上，中国对于日本在将来地区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的不安更加敏感，在政治和安全上向日本继续传递崛起的中国在政治安全上仍然有日本体现国际存在感的空间，也就是说减少日本在国际政治中不断增强的“劣等感”。这种方式是最理想、最现实也是成本最低的调整，但是这需要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需要有远见的人去推动，而不是一味等待时机的到来。
中美已经在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核心就是平等和相互尊重。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以及双边关系重要性同中美相比相对逊色，但中日关系的再建构刻不容缓。中日应当致力于建立新型的睦邻大国关系，形成相敬互让的新关系，这就需要双方努力调整原有的相互定位的旧框架，努力探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新框架和新平衡。
2014年5月30日
中日关系未来定位：稳定的工作关系
在种种猜测和期待之中，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终于在北京实现了双方领导层换届后的首次首脑会面。尽管中日关系的改善不可能依靠一次简短的会面能够戏剧性地改变，然而此次首脑会谈前期准备和进行，充分体现了务实和坦率的风格，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为中日关系未来定位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信号。中日关系将来的定位应该朝着建立稳定的“工作关系”的现实方向努力，而不是重新回到过去那种“中日友好”的虚拟状态之中。
感情化定位的“中日友好”
2013年以来，似乎没有哪一天没有关于中日之间外交战、舆论战的消息。难怪很多长期从事中日友好的人士感慨万千，为什么过去深入人心的中日友好顷刻之间好像变得荡然无存，徒劳感萌生失望感甚至绝望感。王毅外长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曾说，“走到了极端就会回来”，绝望感可能正好是双方认真考虑如何定位中日关系的机会。
中日两国从邦交正常化那天起就开始营造“中日友好”的氛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1972年到20世纪末，中日关系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正常化的最初目标，而是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而进入新世纪后的中日关系，特别是近年来双方的对抗，让双方不仅对过去的中日友好异常怀念，并且提出了为什么现在连正常化的最低目标都没有达到的问题。
李光耀曾经说过：“国家最好的朋友不会是邻国，哪里都一样。”他讲这番话的背景是当年新加坡面临同马来西亚和印尼关系同时紧张，但是历史证明了这番话的正确性。中小国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像中日这样如此紧密相邻的大国了。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日保持了和平相处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点，第一是中国的绝对强大，无论在软实力还是硬实力上，中日之间的关系定位是清楚的；第二是技术的局限让海洋这个天然的屏障有效地阻止了双方的利益碰撞，日本也可以有选择地接受中国的影响，从而保证其自尊也未受伤害。但是从18世纪末开始情况变化了，首先是中日实力的逆转，然后是技术革新让原有双方事实上的相互隔绝变得不大可能。相较德国和法国，两个在当时非常强大的国家进行了几百年的战争，而中日之间的战争并不算多，尽管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国的损失非常大。
远处的朋友由于没有过多的历史与现实摩擦，因而比较容易进行不带感情色彩的对话，也会比较中立地看问题，这样的关系常常会很理性，友谊也比较容易能够建立起来，而且具有可持续性，正如中国古话所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然而，邻国之间利益纠纷难免产生，文化习惯上尽管互相影响也比较了解，却更加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他们之间的对话很容易带有感情色彩。中日从战场上的宿敌到1972年以后一下子几乎成了中国关系最好的邻国之一，这个变化本身就说明正常化的不正常，这是一个感情色彩很浓厚的正常化，双方的目标初衷无可非议。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过去30多年中日关系的“友好”，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双方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或者中日友好人士的好意和持续努力基础上，而主要建立在双方相互需求的基础上。而双方管控分歧甚至危机的办法主要依靠上述的“情”作为纽带，尽管很东方式但是很好用，这是因为日本处于自民党一党独大的状况下，双方的少数政治精英加上技术官僚，可以通过他们的特殊管道和沟通化解矛盾，同时信息可以被有选择地向民众公布，包括公布多少什么时候公布。双方的民众也接受“中日友好”的口号，认为中日友好为重的旗号下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接受。但是随着双方实力、国内政治的变化，以及民众信息获得渠道的增加，让过去管理中日关系的办法开始失灵。更为严重的是，双方没有及时意识到危机的到来，而是继续原有的中日友好的外交方式，而没有进行升级和革新。
中日关系处理方式的中美关系化：坦率和务实
此次中日首脑会晤让我们看到了双方关系处理方式创新的迹象，特别是开始向中美关系处理方式靠近。
首先，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体现了中美《上海公报》风格的务实和坦率风格，这在过去中日官方文件中极少见。11月7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来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后，发表的四点原则中的第三点提出：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如果参照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日文版本可以看到使用的是“尖阁诸岛”，而中国则使用“钓鱼岛”，这实际上互相承认了对方的立场，尊重对方的表述。让我们比较中美《上海公报》，关于台湾问题“中国反对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立场，反对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一国两府，台湾独立和台湾地位未定论；美方认知到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并对此不表异议，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将逐步减少在台美军设施和武装力量”。可以说，中美关系从最初接触开始就是建立在极其务实和坦率的原则之上。钱其琛在多年前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纪念中美上海公报三十周年》一文中坦陈，“尼克松说我是为了美国利益而来，上海公报没有外交辞令掩饰关系，而是如是列出了分歧，同时肯定了共同点。周恩来总理说公开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他还特别有意思地指出“中美正常化方式非常奇特”。这些都表明中美之间从一开始就是超越感情意识形态的现实战略考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中美关系中有过“中美关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样类似于中日关系高定位的原因。
第二，首脑会晤的方式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实现了感情和利益的统一。从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谈前的影像可以看出，没有国旗，没有热情握手，没有笑容，但是会面进行了，既传递了希望改善关系的信号，但又体现不满和谨慎观察的心境。在会谈中，关于历史问题，中国没有提及靖国神社等具体问题，但使用了“13亿中国人的感情”的说法，分量很重，但又给对方留面子。安倍首相在之后的记者会上说，“感到了习主席对于13亿中国人的责任感”，实际上就是一种正面的回应。上述坦率和务实的精神，同邓小平当年曾经提出的中美关系归根到底应当好起来，同时对于分歧不回避也不夸大的思路有共同之处。与此同时，在当天晚上的迎接晚宴上，可以看到习主席和夫人略带微笑迎接日本首相夫妇，这既是对安倍首相表态的某种回应，也体现了来了都是客的多边外交礼仪。
中日双方在过去几年时间的持续对抗让双方都有了不少疲劳感，由于疲劳双方的关系从相互厌恶向相互无视方向转变。关系困难也让双方有机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无论是中国和日本都认识到双方虽然不怎么喜欢对方，但也不可能无视对方。2014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同比减少了40%，这对中国当然意味着外资和就业机会的减少，但对于日本来说同样意味着，将来会在同欧美及韩国企业在中国的竞争中失去机会，这就是相互无视的经济代价。中日关系处理方式需要从这些年的相互直接指责向坦率、务实、分量重的中美关系式样的战略互动方向转变，向中美关系一样管控分歧，不挑战底线。重构中日关系的定位，不是回到过去那种旧式样的中日友好框架，而是建立双方基于长远利益的、理性的、稳定的工作关系，也就是说要把目标降低，把期待值降低，但同时把目标定实，让民众充分感受到中日稳定工作关系带来的实惠，同时也充分看到双方之间的分歧和问题，并引导双方认同工作关系的定位，从而真正夯实中日关系的民众和社会基础。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友好容易理解难”，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双方再也不可能继续用过去那种口号式的定位来获得民众的持续支持。
2014年12月6日
日本的右倾究竟有多可怕
安倍政府的一些言行让中国人有理由认为它已经严重右倾，日本社会也被认为已经全面转向保守和右倾，日本滑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倾向日益明显，东亚和平将受到严重挑战。对于中国逐渐形成的“日本已经全面右倾”的主流认知，中国人有理由深信不疑，日本知识界则提出了反论，双方争论不休。本文试图跳出这个争论，着重讨论如果这个判定成立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更担心日本右倾的安全威胁
如果说2014年上半年是日本右倾的第一波的话，那么近期则是第二波。上半年，安倍晋三提出“侵略定义不定论”和“村山谈话不继承论”。穿上迷彩服、坐上序列号为731（日本侵华细菌部队的编号）自卫队战斗机驾驶舱的安倍，高调推动修改宪法，加强所谓的传统教育，增加自卫队军费等。副首相麻生太郎等4名阁僚加上168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超过历年规模，代表新政治势力的桥下彻发言否认“慰安妇”存在。参议院选举胜利后曾被期待安倍会减少右倾倾向的情况似乎没有发生，相反有理由认为右倾化再起高潮。例如，副首相麻生太郎的“学习纳粹修改宪法论”。安倍首相在8月15日“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致辞中20年来首次不提及加害责任和对亚洲道歉，省略了不战誓言。同日，3名内阁成员以及“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102名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产经新闻》和FNN共同实施的民意调查显示，对8月15日总务相新藤义孝等3名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51.3%的民众认为“是妥当的行为”，超过了认为“不妥当”的38.5%。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8月15日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及以往历代首相均会对亚洲各国表示的“反省”话题，对此也有过半数（50.6%）的日本民众表示是“妥当行为”。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和批评日本的右倾化，回想起2005年反日游行后，一位西方学者曾经问过笔者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那么害怕日本的右倾化？”在我们批评日本右倾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中国担心的日本右倾化的后果事实上存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道义挑战，第二是安全威胁。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修正主义态度首先在道义上严重挑衅中国人，这是中国担心日本右倾的最直接表现。但更深层次的担心还是安全上的威胁，即一个更加右的日本可能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历史的悲剧可能重演，这是中国在潜意识中对日本右倾化特别敏感的源头。既然中国更担心日本右倾化的安全威胁，那么分析这种威胁的程度就变得很有必要。
日本右倾后潜在威胁的有限性
日本极端右倾化后最不利于中国的可能后果包括：全面修改宪法，否定东京审判甚至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在安全上大规模增加军费，全面提升军事战斗能力。从目前来看，这些假设都不大可能出现。
首先，日本全面修宪要面对的最大障碍在国内。自民党建党以来一直把修宪作为党的重要工作，该宪法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美国人制定的，但是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这部宪法实行以来一次都没有修改过呢？因为这部“强加”的宪法很好地服务了日本的利益，而自民党本身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修改一部给日本人带来和平红利的宪法需要回答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修改宪法后情况就会变更好吗？能够实现所谓的更多的安全保障吗？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日本国内对于修改宪法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而且对于占了议会绝对多数的执政党——自民党主导修改宪法有天然的警戒心理。关于宪法修改问题，参议院选举中各个党派的态度也反映了国民的心态，自民党表示“争取宪法修改原案向国会提出”，公民党提出“反对先改96条”，民主党表示“不能赞成96条先改”，大家党提出“比改宪更加重要的是政治行政改革”。正因为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会造成政治和社会分裂，因此安倍政府的姿态是谨慎的，其修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方案本身，也是在认识到修宪太困难的情况下作出的。
第二，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全面修正主义的最大障碍在美国。日本战后体制归根到底是美国人建立的，日本是在接受美国的亚洲体制基础上才有战后的历史。日本右倾化最为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推翻东京审判和《波茨坦公告》，那样日美同盟就走到了尽头。关于战争责任的问题，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约》中明确规定“接受联合国战争犯罪法庭审判”，接受远东法庭判决结果是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条件。如果日本否定远东审判结果，那么这个责任是谁的呢？再讨论下去就是日本天皇是否有战争责任的问题了。如果否定东京审判，就是否定《波茨坦公告》，这就是对战后体制的挑战，中国对日的这一点批判很有分量。在日本，保守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矛头主要对准美国，认为日本是受害者，这个潜意识非常强，只不过是在战后被压制下来了而已。而美国在战后在某种意义上为了共同利益同日本的保守右翼势力保持了共存的关系，在关键时刻美国会出来压制日本的右倾动向。2007年，针对安倍晋三的“慰安妇”发言，美国国会170名议员共同提案通过谴责决议。同年4月，《华盛顿邮报》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强调日本的侵略历史“不容置疑”，称安倍试图修正历史是“自我毁灭”。《华尔街日报》也发表文章，批评安倍否认侵略“可耻”。同年5月，美国国会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公认的强硬民族主义者，他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令人担忧，日本可能破坏地区关系并由此损害美国利益。此次安倍晋三参议院选举胜利后，美国副总统拜登马上在新加坡会晤安倍。 8月15日当天，美国上院外委会主席则同安倍晋三会谈，明显向日方释放了希望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慎重的信号。日美双方在历史问题上不存在什么共同价值观，美国始终警惕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过度抬头。一旦日本右翼试图淋漓尽致地表演，美国人就会担心了。
第三，大规模增加军费，全面提升军事战斗能力最大的障碍不仅在国内，还有来自美国的制约及国内市场的限制。日本国民选择安倍主要是期待“安倍经济学”，而不是对军事实力增强的期望。所有舆论调查都显示，经济状况是否好转是安倍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在日本国家债务高达GDP 200%的情况下，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建设都很难想象。美国在自身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需要日本为同盟承担更大的成本，但是美国对于日本独立于美国发展自身防务能力的限制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一点体现在核技术燃料管理、先进武器开发等各个方面。所谓的日美军事行动一体化也有进一步管住日本的一面，美国前国务卿万斯早在几十年前就在文章中写道：“我们需要日本在防卫上做更多贡献，但关键是允许到什么样的程度。”合理地利用但是不失控是美国对日本在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就日本市场而言，如果日本过度重视军备，却在经济改革上止步不前，那么国外的投资特别是金融业的投资就会离开日本，这就会对日本经济形成压力。
中国完全有理由担心日本右倾化，但是真正牵制右倾化可怕后果的不是铺天盖地的批评，而在于中国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提高。一方面，这样能够让更多的日本人看到同中国合作的魅力，另一方面对那些极端右翼势力形成威慑，否则某种程度上会被第三方看成是中国的“弱国心态”和对自己能力不自信表现的延续。同时，也要牢记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牵制日本右倾化的能力，所以必须借力，借谁的力呢？第一是日本民众，第二是美国，第三是投资家。
2013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