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历史经验
什么是传统？
什么是我们几千年来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
我劝天公重抖擞
李零
北京大学
中国传统的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不传教，人文精神强。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己亥杂诗》
10月12号，我从美国回来，刚刚知道，咱们这门课叫《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跟韩老师说，我不是党员，这个题目，我讲不了。他说，咱们这门课主要是带同学读经典，你就讲讲《我们的中国》得了。我说，我的书不是经典，书已经印出来，再讲就没劲了。我还是讲讲我身边的事儿，特别是跟教育和启蒙有关的事儿吧，随便聊聊，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判。
一、我是群众
首先，请允许我做点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人，汉族，男，68岁。填表，我的政治面貌是群众。我喜欢这个身份，非常喜欢。不过，我要解释一下，群众是复数，我是单数，我只是群众一分子，我属于群众，但跟群众有距离，联系并不密切。
我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过有组织的生活。党没入过，军没参过，工人也没当过。我只当过农民和老师，这两种工作，比较自由散漫，更适合我。
有一件事，过去不明白。我没参加任何党派，但不能叫无党派人士；我真心拥护人民当家作主，但不能叫民主人士。后来我才明白，人士二字可不是随便叫的。我国，凡叫什么什么人士的，都是有特殊身份的人。我不是这种人。
现在，我的职业是教书，教中国学问。教书好，书不会跑。我可以一个人在家安安静静地读，安安静静地写，慢工细活，反复修改，一切弄好了，我才和盘托出，与学生分享，与读者分享。
我的老朋友郭路生打小就爱写诗。他说，除了写诗，什么都干不了。我说，我也是，除了做学问，一无所长。我在北大教书，从1985年到现在，三十多年，好像一眨眼。2011年从中文系退休，田余庆教授说，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诗经》有个说法，叫“蟋蟀在堂”。
我没当过官，没发过财。我在北大没有任何头衔。韩老师介绍，现在有了一个，是我批评最多的那个国家有个学术机关给的。土包子戴洋帽子，有点不习惯。
二、我知道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这门课，有点像政治课。政治学系，过去在人大叫马列主义基础系，主要研究国际共运史，后来改称国际关系系。早先的国际政治，第一是国际共运，第二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那时的国际关系主要是这两种，后来告别革命，才以欧美为主。北大也如此。
我听说，现在的政治课跟从前不一样，什么都讲，不光讲马列，很好。尽管有人，生瓜强扭，硬推，但马列已经边缘化，这是事实。
马列，我是读过的，没人强迫我读。我读过，一点都不后悔。
马克思是哲学博士，老婆是贵族女儿。他俩是旧世界的叛逆者。恩格斯是资本家，红色资本家。他用他挣的钱，养马克思做学问。中国有这样的红色资本家吗？好像没有。
马克思主义是西学的一支。这门学问有三大来源，德、英、法各一，都是欧洲国家。不研究西方，不研究资本主义，等于无的放矢。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是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个无所不在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谁都唯唯，谁都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天下之学，逃杨入墨，凡是拿资本主义当天经地义的，肯定反对马克思主义；凡是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也往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中国印了很多灰皮书、黄皮书，有些跟西方几乎同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书最好跟非马、反共的书一块儿读，特别是跟CIA推出的洗脑书一块儿读。
马克思的书，从前是禁书。正是因为禁，才有人读。我就是拿它当禁书读。
过去，上政治课，老师讲什么，我根本不听，宁肯自己读书，原因是他们讲得不好，完全是“党八股”，我是读过原典的，印象大不一样。
马克思的书很多，影响最大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最薄，《资本论》最厚，如果加上《资本论》的三大手稿（或说四大手稿），更厚，一般读不下去，大家读过的主要是《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难读，但有些道理很简单。比如“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现在大家都说，打工仔、失业者是老板养活的人，老板过不舒坦，你们就没饭吃。马克思说，错，完全相反。“资本”（capital）这个词，意思是本钱，即第一桶金。很多第一桶金的神话都是谎话。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一针见血。他讲商品拜物教，那一章写得真好，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世界变成拿大顶。
现在，发财是硬道理。市场万能，金钱至上，赌神就是上帝。我们每天看到的，不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吗？
西马解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拿“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作对，认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不好，越走越远，违背了初衷。早期著作才是他的正根儿。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两部手稿最重要，一部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部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这两部手稿，前后有好几个译本，我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提前一手稿，相反，恩格斯一再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的两大发现之一（另一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是完成于后一手稿的《费尔巴哈》章。
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阿尔都塞相反，说马克思从来不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俩，谁更符合原典，其实是阿尔都塞。这类争论，我国也有反映，周扬、王若水说马克思讲人性异化，不对。胡乔木说马克思存人性弃异化，也不对。马克思从来都讲异化，但从1845年起，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资本论》讲异化，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恩格斯说，罗马基督教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毛泽东跟五台山的和尚说，咱们的共同点是解救苦难众生。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往往与造反有关，统治者平息造反，必须利用宗教。马克思主义诉诸群众运动，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用不着许愿还愿这一套。无神论、替穷人说话，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头号罪状。
三、我知道的“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也不是反共分子。
美国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国家，申请入境签证必有一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但美国人对共产党非常无知。
美国电影，共产党就跟咱们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标准打扮是一身中山装，扣子扣到嗓子眼，脑袋上戴个制服帽，说话恶狠狠，一脸凶神恶煞。意大利拍的《末代皇帝》，英若诚就是这幅扮相。
我看过美国拍的两部反共宣传片。其中一部，一上来，马恩列斯跟达尔文搁一块，统统属于不信上帝该下地狱的一类。另一部说，从傅立叶在美国搞“和谐社会”一直到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所有社会主义都很失败，最好的范例是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照样行不通。
有一次，我在芝加哥，住一美国朋友家，她丈夫是个经济学家。他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吧？我说不是。他说不相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听说，在中国，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拿到好工作，你既然在北大当教授，怎么可能不是共产党员呢。于是我告诉他，共产党员在咱们中国，满地都是，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他们，很多只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不一定都是大富大贵。当然了，现在倒是有人希望，赶紧把共产党改造成这样的党，比如发财党或阔人党。我说，共产党真那么可怕吗？你太太的好朋友某某某，你知道吗，他就是共产党。更何况，现在顶着共产党的名，干尽坏事，而又骂得最欢的，很多正是共产党员。同一个词可能不是同一个意思。
我不是共产党，但见过共产党，大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后各个时期的，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我都见过。你们见过的，大概只是“改开”以后的共产党吧？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干革命，你就等着杀头吧，不是被敌人杀，就是被自己人杀，没任何好处，请你入你都不敢入。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站稳脚跟，喘过气来，入党的人才多起来。过去，我在人大附中读书，团干部让我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想，我是落后分子，反正也入不了团，坚决不读。“文革”后拿出来看，头一段话让我大吃一惊。刘少奇说，共产党可以随便出，但不能随便进，因为什么人都闹着要入，有找不着工作的，有逃婚的，不能让他们随便进。
现在，除了当官，党员已经不太吃香，很多人还觉得挺丢脸，但退他又不退，干脆躲在党内反党。反党是党内的事，社会上应叫反共。刚才我说了，我不是反共分子，我对当下的世界有批评，包括共产党的错误，但绝不会跟着右翼潮流起哄架秧子。
学历史，我们都知道，没有国民党（这里是指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编者注），就没有共产党。国民党也曾经是个革命党。它怎么从革命党变成发财党，怎么从庆祝胜利，受降接收，到吹拍贪腐，丢尽人心，以至兵败如山倒，很多教训值得深思。
古人都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的办法是不行的。国民党败走台湾，曾经采取鸵鸟政策，1946—1949年的历史，不许讲也不许教，蠢得很。
最近，赵俪生的女儿写了一本回忆录，特意寄给我。他父亲是我老师的好朋友，既是老左派，也打成过右派（很多右派，原来都是左派）。赵先生吃了很多苦，但九死其未悔，不改初衷，仍然很乐观，很幽默。我喜欢读赵先生的书，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然而，某出版社给出的回应是，凡是涉及1966—1976年的历史，不管说好说坏，一律不准出，真是莫名其妙。（赵絪所著《孤灯下的记忆》现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我听很多老人说，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会宣传，会跟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得人心。现在怎么如此脆弱，前怕狼，后怕虎，左也怕，右也怕，连话都不会说了呢？自己不说，也不许别人说，这怎么行？
四、我知道的“西方价值观”
哈耶克写过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他说的“奴役之路”是所谓集体主义社会，既包括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也包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最恨共产主义，德军大举进攻苏联，最后被苏联打败，为什么反而归为一类，原因就在，西方概念，任何集体凌驾个人都是法西斯主义。比如我们说的“大公无私”，按这种概念，就是法西斯主义。
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意思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跟西方历史、西方文化有关，跟他们对国家形态的理解有关。
国家演进，一般都是从小到大，从分到合，从孤立分散到多元一体，大一统代表复杂社会，高层次管理，以及世界主义。
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讲希波战争，很像火烧赤壁，曹魏是强者，但被吴蜀联军打败。希罗多德是希腊裔的波斯公民，感情在希腊一边。他创造过一种经典对立：小必自由，大必专制。在他看来，希腊虽然是一堆小国，好像“池塘边的蛤蟆”，但居然能把庞然大物的波斯打败，这是自由战胜奴役。这个想法一直支配着西方人的脑瓜。
虽然，希腊长期窝里斗，最后被马其顿取而代之。马其顿打败波斯，接收波斯，模仿波斯，建马其顿帝国，这是希腊的顶峰，然后才有希腊化时代。罗马也是由共和走向帝国。这段历史，他们也自豪，但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五胡十六国。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谁都管不了，只能靠上帝领导。上帝是虚拟领导。
西方传统，政府不太灵光，君主不太灵光。他们革命，先借君权反教权，后借民主反君权，主要是为市民社会（商业社会）开道。结果，君权也没反彻底，教权也没反彻底。
西方没有中国这样权威至上的皇帝，也没有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大地域国家。他们最服两样管，一是上帝，二是金钱。现在，上帝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上帝。除了这两样，谁都管不着，这就叫自由。中国的关老爷，我们山西的圣人，既是武圣，又是财神，倒很像美国的自由女神。美国国徽，白头老雕，一爪抓箭，一爪抓橄榄枝。做买卖得这么做。
我们跟希腊不一样，更像波斯。欧洲历史，近东文明是背景。前伊斯兰世界的近东，埃及、亚述、波斯是他们的三代。我们的“夏商周三分归一统”是一统于周，他们的大一统是波斯帝国。虽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比较晚，相当我国的战国时期。这个大一统是靠政教合一。琐罗亚斯德教是最早的普世宗教之一。
孔子说过一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这话，历来有争论，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华夏眼中的夷狄，特点是分种为酋豪，没有君长，有也是小君长。他们，居住分散，见不着人，说不上话，经常在马背上哼哼，他们的史诗就是这么唱出来的。这就是草原上的自由。部落和部落间，遇事得商量着办，领导得轮流坐庄，这就是草原上的民主。航海的，住在小岛上的，情况差不多。
华夏不一样，特点是有君长，小官上面有大官，大官上面有皇上，一层层有人管着。这些都是世俗领导。世俗领导都是人。人都活不长，顶多几十年。死了就让孩子当，就跟手艺人一样。中国革命，无教权可反，要反就直指君权，干脆把皇帝打倒。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革命非常彻底，打倒皇帝还不杀皇帝，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国家不发达，所谓现代国家（nation），出现很晚，很多都是打出来的，人为凑起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这种国家叫“想象的共同体”。他说的“印刷帝国”，就是我们说的“书同文”。“书同文”在中国是前现代的东西。
欧洲，自治传统很强。个人也好，地方也好，喜欢讲自治，除俄罗斯横跨欧亚，接受蒙元帝国的遗产，在陆上殖民，地盘很大，一般都不太大。大一点的国家都是殖民地。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美国曾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榜样，但战后却是头号霸权。
欧洲的自治传统也影响到马克思。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作战，施蒂纳讲“唯一者”，有点像存在主义，也被他批判。但就连他也有欧洲文化的烙印。比如他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我理解的西方价值观：
自由，主要是做买卖和打工的自由。
民主，主要是选战民主，背后是利益集团。几千年来，村里人都懂，要选只能选有钱有势的大能人。
平等，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博爱，更多是宗教意义上的。法国恐袭，有人哀悼，中东每天死很多人，没人哀悼，哭都哭不过来。
五、我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时下，中国有一股“传统文化热”，上有领导宠，下有商界、学界、媒体捧，热得一塌糊涂，最近更被某些学者提升为“价值观”。很多大学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炉灶，设国学院、儒学院，甚至想用传统书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现在的大中小学，裘锡圭教授不以为然，我也不以为然。我非常赞同裘老师的声明。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就是儒、释、道。他们说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汉唐之儒，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从康有为到蒋介石，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我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宗教化、政治化、商业化、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专门迎合台湾口味、国民党口味、蒋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中国的大学，哲学系最热衷于此。
现在，有人热衷在中国立教。他们说，三教，儒教是领导，不但应该领导释、道，还应领导外国的教，新中国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制礼作乐、尊孔立教。康有为没办成的事，蒋介石不敢办的事，现在交共产党办。
蒋介石反攻大陆，到死都不成功，但给二蒋树碑立传的陶涵（Jay Taylor）说，蒋大元帅虽赍志而殁，但要活到现在，可以含笑九泉了。
关于传统文化，我想讲一句话，中国文化并不等于道德文化，更不等于宗教文化。有人说，外国技术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道德是一堆好词。好词，全世界的讲法都差不多。希罗多德说，波斯贵族，从小只学三件事，骑马、射箭、说真话。你讲忠信，人家就不讲吗？中国特色到底在哪里？
于是有人说了，咱们讲孝。《二十四孝图》，他们有吗？我们把它推广为师生关系、君臣关系（现在是领导和被领导，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他们有吗？
我觉得，拿《二十四孝图》当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光荣，而是中国文化的耻辱。现在的公益广告，很多都是酸菜坛子，如“妈妈有福了”，表面看是儿孙孝敬父母，其实是父母孝敬儿孙。现在，什么不要钱？生孩子花钱，养孩子花钱，孩子大了，上学、结婚、买房、买车，花钱的事多了去，没完没了。等你把这些都孝敬完了，你就有福了。
我认为，中国传统，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不传教，人文精神强。
很多人拿《论语》当道德课本。《论语》有很多道德格言。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样的话，我喜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么？就是拿人当人，为人谋事要讲一个忠字，与朋友交往要讲一个信字，老师费劲巴拉教你半天，你得学而时习之，别不当回事。简单说吧，就是说话算话，拿人当人。我看，太多的要求也不必，咱们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也就不错了。
现在，道德沦丧，大家喜欢赖“文革”，什么事都赖“文革”，这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文革”，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时人傻，那时人混，但不像现在这么滑，这么黑，满嘴谎话，见谁坑谁。这都是什么闹的，大家应该很清楚。比如电信诈骗，一帮台湾孩子领着一帮大陆孩子玩，跟“文革”有个淡关系。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狮子就是这样）。礼，据说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孩子。比如喝酒，孔子明明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但山东人喝酒，说我们来自礼仪之邦，最好客，不喝到撒疯不叫喝好。他在那儿罚人喝酒，你在这儿罚酒驾，礼跟法打架。我看这样的礼就不好。
我认为，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都好，不但不好，有些还很坏，比如国与国的关系，他们太霸道，借口人道干涉，制造人道灾难，就很坏。但我有一个谬论，礼是外国的好。外国的礼有蛮风，有古风，人与人打交道，很礼貌，社会公德，人家比我们好。当年，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人家。
六、我知道的“国学”
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有所谓“国学”。什么叫“国学”，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将不国之学”。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利玛窦用天算地理之学到中国传教，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国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中国人哪儿知道天下还有西学这套玩意儿。不知道西学，当然也就没什么可以与西学唱对台戏的国学了。
中国的国学热，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反弹，现在是1989年后的文化现象。表面看，它跟怨天尤人骂祖宗的《河殇》唱反调，其实骂和捧，很可能是同一拨人。当年，葛兆光拉我参加过一个叫国学所的民间组织，就有这个背景。
研究中国，中国人研究叫国学，外国人研究叫汉学，这是同一门学问吗？我跟汉学家讨论，他们经常说，咱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何分彼此。但一谈具体问题，分歧就来了，且跟你掰哧呢。他们觉得我们很糊涂，连中国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我们的讨论很像庄惠鱼我之辩。他者都是相对而言，任何强势文化都不拿自己当外人。
研究落后民族，欧洲有民族学（ethnology）。这门学问有很深的殖民烙印。欧洲人把考察记录落后民族的资料叫民族志（ethnography）。这种志跟植物志、动物志差不多，很多都是一块儿搜集。博览会上，非欧种族，可以拿活人展出，跟动植物标本一个样。现在，美国叫人类学（anthropology），好听一点。但植物不等于植物学，动物不等于动物学，人类也不等于人类学。你别以为你是鱼，就跟观鱼者或鱼类专家是同一概念。
西方还有一种学问叫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专门研究东方古文明，像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印度学等等。汉学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国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就是我国古代的“东方学”。虽然，我们叫“四裔之学”，各个方向都有。当时的“西学”，主要是从印度传入的佛学。
现在讲国学，大家喜欢讲王国维。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王国维怎么研究国学？我看，主要是三条，一是用新材料，特别是出土材料，如他说的五大发现；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学，不光看汉族史料，还治少数民族史，如蒙元史；三是有国际眼光，如关注法国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动向。
当年，陈寅恪、傅斯年负笈海外，主要是咽不下汉学这口气。傅斯年建史语所，目标很明确，他要证明，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但怎么证明呢，主要靠两条，一条是用archaeology改造中国史学，一条是用philology改造中国小学。
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研究的国学，其实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
中国历史，夏商周三代，孔子知道的主要是两周，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两周以来。两周以前的历史完全靠考古。考古是研究大时段、大地域的历史。学科划分，我国一般把考古划归历史学。但历史是条长龙，历史系研究的只是龙尾巴。
所以我总是讲，研究传统文化，考古才是擎天柱。可惜的是，考古系凭实物讲话，考古学家不说话，只是埋头挖，把挖出的东西拿给你看，外行往往干瞪眼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就尽在树下转悠。
七、学校是培养人材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
最近，S.A.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北大做报告。我看了他的《二手时间》。帕斯捷尔纳克写十月革命前后的悲欢离合，索尔仁尼琴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写劳改营，头一本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革”中有翻译），获奖是《第一圈》，而非《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是在西方出版。2015年，《二手时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西方称为《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苏联解体，这是墓碑，前苏联有人骂，后苏联也有人骂，社会毫无共识，西方乐见这一结果。
此书是苏联解体的牢骚集，没有改革盼改革，改革以后骂改革，跟咱们中国非常像。北京出租司机，没人给他们录音，翻成西方文字，不可能得诺贝尔奖。
贾樟柯拍《山河故人》，看完就一印象，农村到矿山，矿山到城市，小城到大城，大城到国外，告别告别再告别，整个是一条不归路。乡愁不是美学享受。
什么叫“二手时间”？就是方生方死、无可奈何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秋天花落，迎来寒冬，当然无可奈何。春天，八九燕归，你以为天气暖和了吧，但在北京，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没准还有倒春寒。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在《何枝可依》序中。我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
北大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没理解错吧。但现在的学校令人失望。
我是闵张改革、燕京学堂的反对者。我一贯反对这种媚外媚俗的所谓国际化改革，但无可奈何，我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当年，我写《学校不是养鸡场》，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很多年过去了，大家的感受还是如此。
越剧《红楼梦》有一段唱辞，最能表达我的心情：
看不尽满园春色富贵花，听不完献媚殷勤奉承话。
谁知园中另有人，偷洒珠泪葬落花。
拍马屁，在我国是个大问题，历史上一直有这个问题。国民党不就栽在这上面吗？我一直说，反腐不反拍，等于瞎胡掰。
反贪反腐我拥护，但怎么反却是难题。改革三十多年了，问题太多，积重难返。我们要知道，贪腐并不一定都是悄悄进行的，很多都是借着拍马屁，堂而皇之，大干快上，公开进行的。特别是，我们不要忘记，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领一时风骚现在可能关起来的人都曾理直气壮。他们以为，贪腐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贪腐。
我们的国歌，头一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想，谁都不想当奴隶吧？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龚自珍写过这样的诗句：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龚自珍《咏史》）
什么是人材？现在有一种理解，叫“成功人士”。很多人都以为，升官发财就叫“成功人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成功怎么办？不是奔银行金店抢，就是借网络电话骗，没人相信，劳动可以致富。
过去有一阵儿，社会上有办班热，学校里也有办班热，不是领袖班，就是总裁班，跟搞传销似的，大家都在那儿发展“人脉”。
“成功人士”长什么样？我一想起这个词，脑子里就会蹦出一个画面，最近电视广告频频出现的画面：8848，白金手机，“向成功的人生致敬”，有个秃头又从豪华轿车里钻出来了。咱们办教育的，不能光培养这种秃头吧，甭管中国秃头，还是外国秃头。
官有官道，商有商道，有人总结这些道，采撷天地灵气，浓缩人生精华，十二个字，非常精辟，叫“欲得领导重视，必先重视领导”。可惜的是，我在学界近四十年，一直都没按这两句话办事。朋友说，难怪你一直不得烟儿抽。我说，我从来都不抽烟，我要烟儿抽干什么。
我在中文系跟新生讲过我理解的北大校史。我理解，北大是培养天下英才（革命家、学者）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只知伺候领导和老板，那不叫人材，那叫奴才。
还是龚自珍说的好：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自珍《己亥杂诗》）
这是我送给所有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话，也是送给所有同学的话。
我爱北大！
2016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讲课
历代治理之得失
韩毓海
北京大学
我们的道路，不是西方道路的重复。我们的时代，也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代。我们的道路，是1840年以来，特别是192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率领下，中国人民走出的前无古人的道路。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毛泽东《祭黄帝陵》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早在1962年，毛主席就曾经这样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斗争与过去时代的斗争，比较起来，究竟有哪些不同特点？我想，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持续了数百年的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解体，以金融和武力霸权维持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正摇摇欲坠。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霸权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正在受到广泛的质疑。资本主义依靠金融和军事霸权所推行的“普世价值”，正在失去其现存基础。
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而今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与希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路径和基本经验在于：我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与世界发展变化的实际结合起来，我们能够把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中国革命的伟大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能够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不同时代和历史阶段的特点，不断总结斗争的客观规律。
学术不等于政治，但讲政治需要有学术的准备。
讲制度自信，要有宽广的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如此，方才可以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加以把握。
我们的道路，不是西方道路的重复。我们的时代，也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代。我们的道路，是1840年以来，特别是192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率领下，中国人民走出的前无古人的道路。
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要回到传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中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应对鸦片战争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们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尤其是指：要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化、宗教化、商品化、庸俗化、“心灵鸡汤化”。
一、西方启示录
1.西方文明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峰，讲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西方文明的背景。
西方文明是历史发展着的。我认为它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第一，重军事实力，这是受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第二，重法律，这是受中世纪教会统治的影响。第三，重劳动，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第四，重资本，对资本这个概念，马克思的研究最为深刻。
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形成了在中西比较中看问题的思维，这种思维同样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说，它忽略了伊斯兰文明作为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把现代中国的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与西方对话的问题。
西方，狭义地说是西欧。我们究竟受了西欧多少影响呢？这也要具体地看。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但五四运动之后，很快就转向了苏联。因此，用“中国与西方”这个框架来描述我们的现代历程，起码是不太准确的。
再拿改革开放这个时期来说，我们先是学习“亚洲四小龙”，然后又受到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受到东欧“转型”理论的影响。但是，直接与西欧对话，我们恐怕还要待“一带一路”真正展开之后。
具体地、历史地对待西方文明，这是一个基本态度。我们关于西欧的认识，向来有不少问题。毛主席曾批评“言必称希腊”这种观点，认为大家对希腊未必真正了解。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制度起源于希腊，因此，西方从源头上开始，就是民主的，这就是个很大的误会。
一是欧洲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即希腊与希伯来，并非只有希腊一个源头。
二是希腊城邦并不仅仅有民主这一种制度形式，而是有君主、贵族、共和等几种制度形式，盛衰循环，君主制堕入僭主制，贵族制沦为寡头制，共和制发展为暴民政治，所有好的制度都会变坏。而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不喜欢的就是民主制，在他们眼里，民主政治几乎等同于暴民政治。《理想国》的原意是提倡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
民国才子杨度在《湖南少年歌》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希腊城邦制大体是个什么制度呢？与其说是雅典的制度，还不如说是斯巴达体制更妥当些，说白了，它实质上就是个军事制度。而罗马帝国继承的，主要是这个制度。
《荷马史诗》有两个对立的主题，即智慧与力量，分别以奥德修斯和阿喀琉斯为代表，讲的就是战争。对抗性——这是西方制度文明的基本特点，如艺术和宗教亦是如此，西方哲学也是以“矛盾”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希腊留下来的影响，这就是基本的影响。罗马继承希腊传统，主要就是继承其军事制度、对抗性的军事思维。
柏拉图的《理想国》值得一读。它是西方思想的开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讲军事共产主义。他指出，城邦必须有公共财产，公民政治的基础就是公地，并强烈反对公民、治理者享有私有财产。他认为公民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善政”的基础是公民道德，“公民”是指有公地的农民，他们共同劳动，共同战斗。
“政治”一词来自城邦，城邦政治（公民政治）的核心就是共产（公地），这是希腊军事共产制度的基础。
什么是希腊人所说的“智慧”呢？《理想国》里关于“洞穴”的比喻，非常著名。柏拉图说，人从洞穴里爬出来，要经历从“看见表象”，到“看不见”，再到“看见”的过程。由此，他区分了“可视的”与“可思的”、“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
在希腊时期，知识与智慧究竟来源于什么？苏格拉底的意见是来源于讨论和置疑。所谓“辩证法”，希腊文的意思是“助产术”，就是帮助别人把想法说出来，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柏拉图认为知识来源于对宇宙本质的沉思，这就是形而上学。
希腊的智慧，一开始是指辩证法，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后期则是指形而上学，以柏拉图为代表。
在希腊、罗马，战争就是生活的主题。战场瞬息万变，充满可能性且胜负、生死难料。希腊、罗马的活力来自战争，希腊人、罗马人的苦闷也来自于这种生死难料的命运感。罗马人最终皈依基督教，这是把命运归于上帝意志的必然性。
关于宗教，马克思有两句话，第一句很著名，即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另一句不著名，但更深刻，即宗教的根源是形而上学。
希腊、罗马时期结束后，西方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即教会统治时期，这与我们中国很不一样。教会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代表法律。教会强调，法律是上帝制定的，因此，法律高于国家。这里的意思，其实是说教廷高于国王。究竟“法大还是国家大”？这本是教皇与国王之间斗法的一个说辞，与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
智慧与力量是西欧历史的主题。因此，希腊好战，罗马好战，教皇发动了8次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依然还是好战。西方一贯推崇力量和实力，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是，文艺复兴以来，对于知识与智慧的理解，关于知识与智慧的来源认识，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简单地说，这是因为文艺复兴之后，知识、智慧和劳动结合起来了。
现代科学技术就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现代科学起源于劳动技术。大家想一想，推动文艺复兴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推动文艺复兴的主力军不是希腊、罗马那些公民（有公地的农民），也不是教士，而是工匠。
科学技术，与希腊的智慧不同，与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也不同。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工匠文化，以能否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为指标和准则。
更准确地说，科学技术起源于关于生产劳动的知识与智慧。你要获得知识，不能靠苏格拉底的辩论，不能靠柏拉图的哲学沉思，不能靠教士的布道。“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主席对于知识的这种理解，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这种对知识的理解，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
古希腊和传统中国都有科学思想，但这种科学思想的基础不是劳动技术。这种科学思想不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思想，不是一种实践学说，没有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思想不是必然就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仅凭发表科学论文，并不意味着你是科技强国。
文艺复兴之所以是个转变，就是因为它使“劳动”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劳动是知识的来源，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产权，这是洛克在《政府论》里的论述。私有产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里说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马克思要说的不是希腊、罗马和法国农民的事，也不是洛克和亚当·斯密说的英国工匠和小业主的事。马克思要说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全球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事。
在这样的条件下，居于支配地位的不是劳动，不是产权，而是资本。马克思最重要的作品是《资本论》，面对资本，马克思的革命性就在这里。
究竟什么是资本？马克思说，资本是信用化的货币，即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简单地说，资本就是信用的货币化。
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没有人是用自己的钱办企业、做买卖，没有人是用自己的积蓄消费。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都必须依赖社会信用机制。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信用机制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只有他们能用，别人不能用——这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痼疾。
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反对资本。他主张资本为劳动服务，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即少数人垄断社会信用机制的那样一种形式。
2.中国与西方
简述了西欧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了解了西方文明的四个特征之后，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点比较。
既然推崇力量、推崇武力，西欧其实就没真正爱好过和平。相比较西欧来说，我们确实算是爱好和平的，不推崇武力，甚至有“好男不当兵”一说。而1840年以来中国总是被侵略，无非就是我们打不过西方列强。打不过人家，你说什么都没用。
西方推崇宗教，有漫长的教会统治，导致的一个最特殊的结果是：教会代表法律，法律是上帝制定的，所以，西方就有“法律超越政治”、“法比国大”的说法。而在中国历史上，“依法对抗国家”这种无厘头的道理，你根本就讲不通，中国历史上没有那么剧烈的宗教战争和宗教冲突，这是我们比西欧好的地方。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现代文化是由劳动者创造的，意大利的工匠、法国的小农、英国的小业主、荷兰的买卖人，创造了现代西欧文化，而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也就是那些靠放债剥削他们劳动的人，那些垄断了社会信用机制的人。所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现代矛盾的根源。这一套说法产生在欧洲是很自然的。而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思想，如果不是由马克思提出来，在欧洲也会有别人提出来，尽管论述得不一定像马克思那样深刻犀利、博大精深。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根深蒂固，现在的欧盟，即使不打社会主义和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旗号，他们也不会歧视农民、工人和做小买卖的人。但工会、农会、商会势力强大，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的。
中国自北宋以来，就是士大夫执政。这就养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官僚。士大夫阶级的专业就是治国理政。他们是专业化、理性化的管理阶层，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行政阶层。要论行政程序、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西欧从来就比不上中国。但是，士大夫这个阶级是由读书人组成的。中国的读书人，自东汉以来，就脱离生产劳动，知识与劳动分化。劳动者在读书人眼里属于下等人。因此，读书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英意识，根深蒂固，很难改变。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摧毁了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科举被废除，通过读书这条路径再也不能当官了，除非你外语好，能给列强当买办。西方列强不需要士大夫阶级，因为打进中国的，其实也是西方的老粗。
中国广大的读书人、现代知识分子，是在走投无路之后，才走上与工农和劳动者相结合的道路的，因为西方列强根本就把这些满口骈三四六的人当垃圾，而只有在穷苦百姓那里，读书人才算是个人。毛主席苦口婆心，无非是想告诉中国的读书人要明白这点简单的道理。
为劳动人民做学问，这种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太土，而是太洋。说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一人，其实是蒋介石。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劳动者的思想，但让中国的士大夫接受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当成普通劳动者，这比登天都难。“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逻辑根深蒂固，蒋介石如此，其他人也差不多。日子一好，老毛病就犯了。
士大夫和读书人是官僚的后备军，腐败的根源就是官僚主义，因此，反腐一旦触及官僚主义及其后备军——读书人的精英意识，那就等于得罪了天下的“清流”。无论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成吉思汗、雍正皇帝，那都得留下骂名——世界上只有鞋匠造反，要当老爷，从来没见过老爷造反，要当鞋匠，屠格涅夫的话不仅是幽默。
究竟是中国文明好还是西欧文明好呢？我认为提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我们说西方文明衰落了，意思是说，西方正在丢掉它好的东西，而不断发扬它坏的东西。比如说，穷兵黩武、宗教矛盾和冲突甚嚣尘上、劳动者沦为消费大众、资本垄断一切、经济脱实向虚。
说西方文明衰落了，是说西方那些“好东西”，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我们自信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既是说我们能够分清历史中好的东西与坏的东西，也是说我们能够不断改掉自己传统中坏的东西，不断发扬好的东西。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毛主席所说的，即“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二、中国道路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每一代的学问，都是为了回应时代的问题。
1.百代都行秦政法
中国文明并不是世界上发生最早的。
在我们之前，有两河流域文明、希伯来文明和埃及文明。但是，这些产生最早的文明，都处在沙漠与海洋的包围之中，地理上彼此隔绝。它们独自发展，产生了很久，却对世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夏、商、周还是氏族部落制度时期，还未有国家制度。那个时候，中国还被笼统地称为“天下”，而不知何谓“国家”。
中国统一自秦始。秦，标志着中国文明的成型，而我们这个文明一成型，就立即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其标志不是别的，就是秦始皇派蒙恬攻击匈奴。秦汉击败匈奴，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最终造成了匈奴的西迁，把欧亚大陆联系在了一起。
欧亚大陆是“世界岛”，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运动：一次是秦汉击败匈奴造成的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开启的，一次是欧洲大航海开启的。如果说还有一次，那就要看今天的“一带一路”了。
欧亚大陆对于世界举足轻重，中国对于欧亚大陆也举足轻重。秦文明是最早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文明，也是一个有世界意义的文明。
秦统一的基础是“郡县制”。
什么是郡县制？郡县制，就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土地税收基础上的“武装垦殖”制度。“士为知己者死。”战国时代所谓士，就是耕战之士，即武装垦殖的武士。
钱穆和增渊龙夫都认为，秦之郡县，其实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那里抢来的王田和公田，所谓县就是“悬”。这种悬在秦原有的国境之外的土地，被称为县，正是以之与“邑”和“封邑”相区别。
其实，春秋末期以来，各诸侯国都希望实现国家统一税收，只是都没有搞成罢了。而秦的改革阻力之所以小，就是因为秦是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即孤悬在秦故土之外的“特区”实行改革。起初采用的是所谓“新区新政策，老区老办法”，而随着新区的扩大，新的政策——郡县制度，方才逐步覆盖了原有的老区。
故《资治通鉴·周纪》记载：公元前350年，“秦商鞅……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废井田，开阡陌。平斗、桶、权、衡、丈、尺”。这就是把“新区”和“老区”合并，实行统一的郡县税收。
七国中，为什么唯独秦国能够做到依法治国呢？
这就是因为秦的落后。因为秦国落后，所以它的治理，起初靠的是“客卿”，即引进的人才，而不是靠本土亲贵。比如说，齐国孟尝君（田文），就当了惠文王时的秦国宰相。客卿治国的好处，便是官位不能世袭。上层是客卿治国，基层是农民当兵，所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
一句话概括，秦之“依法治国”，靠的就是客卿和农战。
秦的守令，不同于周之方伯、诸侯。方伯、诸侯，是周天子的亲戚。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夏、商、周政治，就是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氏族政治。而秦的守令则是皇帝派遣的国家人员，秦始皇对守令有绝对领导权力，守令每年需将郡县政务和财务决算报告于丞相，这叫上计。平时，皇帝派遣御史大夫的僚属巡行各地，这叫监御史，此官虽微，却是皇帝亲信，权位甚重。
纪律检查、中央巡视、权力监督，秦始皇时代就有了。秦之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粗略框架。
法家所说的法，不是上帝之法，不是柏拉图和黑格尔的法哲学。法家说的法，就是国法。法的基础，就是国家政治，没有抽象的、脱离国家政治的法律。
“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贾谊《过秦论》）从氏族血亲政治向国家政治制度迈进，就是用法的关系代替亲戚关系。
历代文人皆痛骂秦始皇专权自私，骂他自私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只有章太炎在《秦政记》中赞叹道，“秦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秦始皇是最无私的，就是因为他不用自己的子弟亲贵治理国家，而是派公正的官员治理天下。
按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不得为吏。为此，秦始皇杀了自己的亚父“阳翟大贾”吕不韦。这不但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商勾结的腐败，而且从此切断了大资本爬在国家头上、富商大贾绑架国家权力的这条路，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司马迁说，“秦小邑并大城”，这是动了诸侯的奶酪，“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贾谊《过秦论》）。秦始皇一死，他们便造反，“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贾谊《过秦论》）。
柳宗元说，历代君王，他们不但自私，而且“私其子孙”，于是就有分封——封建制。封建制植根于帝王之私，而秦始皇之为制，“公之大也”。
“百代都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孔子的学说，固然有很多的道理，但孔子的思想，维护的是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氏族政治。他以为处理好了亲戚朋友关系，就是处理好了国家政治关系。倘若说“治国如治家”，那就不能杜绝任人唯亲，“匹夫逐利”，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封建制。说白了，孔子学说不过是一种精致的部落政治的思想，它离国家政治学说还很远。
把一种部落时代的思想当普世价值，这是后世元代即蒙古人的发明。
2.王道与富强
汉代的成就有两个：一是击溃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国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二是极大地发展了经济。汉之伟大，就在于“富强”两字。
而汉的失误，则在于不幸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入利益阶层手中，最终形成了门阀士族阶层。
汉击败匈奴，这是继承秦始皇的事业。而汉武帝的战略创新，则在于占领西域与河西走廊一线，从而有效分割了来自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这两股游牧民族势力，防止他们合流。沿河西走廊、西域而开拓的丝绸之路，便是汉实行欧亚大陆战略的成果，一旦掌握这条战略通道，则可北控蒙古高原，南控青藏高原。自此以后，自大汉到大清，我们中华民族便是延续这样的战略思维，屹立于欧亚大陆。
强的基础就是富。两汉开始以来，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二是外族——北方游牧民族的问题。
经战乱的破坏，西汉所面对的第一个要务便是“发展”。既然恢复和发展经济乃第一要务，则“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兴起，便不是偶然的。国家虚弱，不能太有为。发展经济，国家就要放任基层的力量发展。所谓文景之治，实质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秦灭后，项羽重新分封。汉初，封同姓王、异姓王（韩信、英布等），这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因为，战乱破坏了交通和商业交换体系，派亲贵功臣分驻各地，便于分收租税，否则，汉初的国家是养不起那些骄兵悍将的。
汉代的郡县守令，当然是国家派遣的。但是，西汉太守大多是所治郡县本地人士，且得自置吏，而为吏者，多本地豪家。这样一来，秦代“商人大贾不能为吏、为官”的法律，就率先在汉代基层被冲破了。豪族，便是如此起于地方。
汉代在经济发展方面采取充分进取性的政策，中央十分重视企业和商业的发展。汉代最大的企业，以盐铁的制造与采冶为主。而商业发展，以著名的“丝绸之路”为代表。但相对于秦而言，汉代却不那么重视农业。这也是其最为儒家所诟病的地方。
西汉的封国，之所以渐次瓦解，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央的打击，二是豪族的侵凌。各诸侯生活豪奢，收支入不敷出。因此，诸侯要过豪奢的生活，就只有负债。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当然是富商大贾。《史记·平准书》说，对于富商大贾，“封君皆低首仰给”。这与西欧16世纪以来，贵族在富商面前低三下四如出一辙。
汉初，有从基层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为察举。汉代的察举制度，是由各郡国推举人才，但时间不固定，有时会因日食、地震等下诏求贤；科目也不固定，主要有孝廉、明经、贤良方正等科，基本原则是“以德取人”。
豪族世家的出现，使基层选举制度陷入了危机，如此一来，“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便代替了“德为人先”。而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士名”和“族望”成为选拔的标准，终于导致了门阀士族政治的产生。
更有一种现象，即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贫富分化。东汉时代，书肆出现于市场，穷人无书也买不起书，于是富人垄断了文化资源。西汉初期，士人大抵半耕半读，但大族子弟则以读书为业，读书人与生产劳动完全分离。有钱者垄断文化资源，富家才有能力让自己的子弟去读书，读书之后去做官，这样，有钱的人就垄断了知识和权力。
于是，东汉时期，终于出现了官、产、学一体化的世家，即后来的士族。
汉代中央集权，以武帝时期为最。武帝之集权，是经济集权加皇室集权。
武帝把朝廷分为“内朝”与“外朝”。他自己主要依靠“内朝”办事。“内朝”有桑弘羊等办盐铁，有外戚大将军带兵，这样把财政、军队大权抓在手里，才能击败匈奴，而如果听任“外朝”议论和扯皮，那么即使让吕后改嫁去匈奴和亲，匈奴也万万打不得。
而皇室集权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原本作为皇帝管家之一的尚书，地位、权力上升。尚书从皇帝的生活秘书，变成政务秘书，由管理家事，变成管理国事。原本作为皇帝私人管家的尚书，开始参与政事，处理官吏的奏议以及草拟皇帝的诏书。
这个模式的中央集权起初非常有效，但不免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使内廷和外戚的权力膨胀。因此桓谭在《新论》中说，王莽篡权，“乃不犯关梁厄塞，而坐得其处”，即内官和外戚，不必攻城略地，仅通过发动宫廷政变就可篡权。
中央政权被篡夺，地方被豪族把持，封国被富商侵凌瓦解，选拔机制又全被士族垄断，汉代的政权，就是这样日益沦入了贵族——士族门阀之手。
两汉有儒家的复兴，但两汉之儒，则与先秦之儒大不相同。第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推崇“大一统”，统于天子，强干弱支，反对封建。第二，戴德、戴圣在阐释《礼记》时，提出儒法合流，把国法与家法统一起来，使儒家学说有利于治国理政。第三，重视农业。在《盐铁论》中，与桑弘羊辩论的，都是儒生。但反对商业发展、反对企业发展，希望通过制止经济发展来消除两极分化，这是一种空想。
先秦之儒，不过是家族学说。而两汉之儒，则为国家政治、经济、司法学说。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后世要努力恢复儒家的战斗精神，就是要恢复汉学，即汉儒的经世致用精神。汉学与宋学、汉学与“国学”，汉代的儒家与西方的汉学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总而言之，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两汉之得在富强，而两汉之失则在王道。
商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使得经济能够迅速发展，但这同时带来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发展企业与商业，这不是不对，但关键在于发展成果落在谁的手上。汉代经济的发展成果，落在了豪门富商手上，这是两汉瓦解的根本原因。
重视商业，轻视农业，自由放任，于是造成土地兼并的结果。东汉末期爆发五斗米道起义，就是土地兼并造成的。
西汉末期，无论中央还是封国都无力自保，那些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都不是被中央，而是被豪强大族的势力镇压下去的。东汉刘秀，就是依靠大族起兵恢复汉室的。因此，东汉的政治，完全操之于大族之手。且东汉政治的权力重心，已经在地方而不在中央，刺史的坐大，就是表现。所以，东汉后期，州牧成为地方割据的首领，这不是偶然的。
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依然靠的只能是地方豪族，曹操便是地方豪族的首领。
士族垄断权力的顶峰，是东晋时期。几个世家大族——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号称与司马氏“共天下”。
整个南朝，甚至北朝的中央政治机构的重要岗位，基本上都由几个门阀大族垄断。地位显赫的士族有：山东（今崤山以东地区）的崔、卢、李、郑，南方的王、谢、袁、萧、顾、陆、朱、张等士族。
魏晋时期政治组织的特征，与16世纪的西欧非常类似，那就是王权与豪门富家联合执政。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呢？具体地说就是：富家士族把持政治，但他们却不讲政治，而是大谈自由放任，大讲“小政府”、“有限政府”。士族之于政府，参加而不负责任；政府之于士族，尊重而时相抵触。这个概括准确而精妙。
门阀士族政治的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畅言“自由”。也可以这样说，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实际发端于魏晋时代的老庄玄学，而不是16世纪的欧洲。
这表明，门阀士族所珍视的，其实还是商业资本、企业资本和土地资本。他们既视政治为俗务，也看到了政治的风险，所以，门阀士族占据高位，却不谈政治，而是大谈老庄玄学。魏晋南北朝贵族的意识形态、士族的意识形态，其实便是老庄玄学，而不是儒学。
3.从贵族政治到国家官僚政治的过渡
唐代继承并发扬了秦汉经营欧亚大陆的遗产，除陆上丝绸之路外，唐还与伊斯兰文明圈携手，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唐顺宗时代的宰相贾耽作《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记载了南出长安，经印度洋、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到地中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经海路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很多，他们因长相特异，被唐人称为“菩萨蛮”。
唐代要对付蒙古高原上的突厥和日益强大的吐蕃，所以便像汉代一样，全力经营西北地区，继续开拓西域并维护河西走廊之安全。与此同时，唐代依靠运河，连通东南地区；依靠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西南地区，经济富强，一时超越两汉。
汉、唐均致力于开拓欧亚大陆，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西北问题的牵制，因而于东北亚、东亚地区，则均持守势，这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大势所趋。
而唐代不得不从汉代继承其负面遗产，即由门阀士族制度演化而来的贵族制度。于是，怎样利用并克服贵族制度，这就是对唐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
唐代靠谁执政呢？唐的天下靠谁治理呢？
唐初的执政者，实际上是两大贵族集团：一个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靠的是军功；一个是郡望大姓，靠的是门第。如果在此两者之间再加一个，那就是沙门贵族集团，即佛教势力。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佛教是一大贵族集团，举凡放债、典当、出卖度牒、发行债券，这些名堂都是寺院搞出来的。僧尼诸众不纳税捐税，免除劳役兵役，国家财政一旦困难，就靠卖度牒集资，如唐敬宗时，徐州节度使卖了一次度牒，国家就丧失了60万壮丁。
这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是宗教热情呢，还是富户的一种避役避税行为呢？显然是后者。通过这样操作，虽然寺庙僧尼更多了，但隋唐的佛教运动，显然是出于经济目的，与西方的宗教狂热不同。
正是这三大贵族势力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唐代的统治阶级。所以，唐代固然结束了“封疆土，建诸侯”的局面，但贵族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因而唐代没有封建，却有分权。或者说，唐代把地方的封建，变成了中央的分权。这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三省六部制”。
唐代所谓“三省制”是指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这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无非就是分权。所谓分权，实质就是皇帝与贵族分权。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也是指贵族、教会与王室分权。实际上，中国实行“三权分立”，在世界上最早。但与西欧不同，中国的贵族分权、三权分立，是前现代的事。
行政上实行所谓“三省六部制”，实际上就意味着在中央是贵族掌权。而三省，就把持在贵族集团手里，门下省权力尤其大。唐太宗以虚心纳谏著称，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脾气好，而是因为他得罪不起贵族集团。唐高宗要把女儿嫁给河北崔氏，崔氏不娶，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比皇帝门第高贵。
三省，意味着有三个宰相。宰相开会的地方，叫政事堂。宰相吃饭时研究工作，叫“宰相会食”，任何人都不能打扰，是完全秘密的。三个宰相开会，皇帝并不能参加，所以国家治理的事情，基本上是由三省定的，是宰相策划于密室，皇帝在朝廷里是被架空的。
如果说唐代实际上是贵族政治，那么，我们究竟怎么看唐代的科举入仕呢？
简而言之，所谓科举入仕，相当于军队里的文工团选拔人员，科举入仕者地位并不重要。
其实，“考试”形式由来已久，隋以前，考试本是察举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隋代只是使“考试”脱离了察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又一形式，并逐渐制度化而已。
科举制脱胎于察举制，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和州郡长官辟举任官制，各级长官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国家采用考试方法，统一选拔人才。隋炀帝时期，设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
但是，以科举制代替贵族官制，这么大的改革动作，绝不是通过上面一道改革命令就能完成的。因此，人们惯常以为隋唐确立了科举制，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隋唐时代，科举入仕不是主流。
唐代继承了隋朝科举选人的制度。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科举制并不是唐朝唯一的选官制度。唐朝主要有三种选官制度，科举制度最不重要，重要的乃是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
所谓门荫入仕，是指一定品级的亲贵高官的子孙，可根据父、祖辈官爵的高低（但需经过考试后）被授予不同官阶的官职。而杂色入流，则指各级官府的胥吏（由汉代的文吏演化而来）升到一定级别并考试合格后，可到吏部参加铨选，考试合格后可获得“官”的资格。
为什么说唐代选拔人才并不靠科举呢？首先，就选拔人数而言，据《唐登科记》记载，唐代科举及第的人数很少。唐代科举是一年举行一次，但每次考中的只有二三十人，选拔人数远不如宋和明、清。而“诸色入流（杂色入流），岁以千计”，由此可知，由科举入仕的官员在全体官员中的比例并不高，而且就算考上了，也不会被重用。其次，我们须知，就任用方式而言，唐代科举及第后并不马上授予官职，因为还需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合格后，方才授予官职，谓之“释褐”，而通过铨选之后，进士所授官职，则要远低于门荫入仕者。
在唐代，门荫入仕者一般位居朝廷高位，而胥吏阶层和杂色入流者是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入仕，其实只是唐代官场的一个补充而已。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唐代的科举，并没有真正打破贵族官制。唐代的行政权，还是掌握在贵族手里。
唐代的中央，就是皇帝与贵族斗法，皇帝要办事，如果贵族反对，他就办不成。于是，这就迫使皇帝越过把持中央的贵族集团，直接去抓地方。
唐能统一天下，动员基层，这既不是靠科举制度，更不是靠三省贵族分权，而是靠府兵制、靠均田制。府兵制和均田制，是皇帝直接管理地方的制度。
如果没有均田制和府兵制，贵族就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府兵制脱胎于北魏。《木兰辞》有形象的描写，即“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老百姓自备装备服兵役，这就是府兵制。
唐代百姓与中央建立关系，就是通过均田制与府兵制，靠的是军书和田册。
唐代制度，有一条是继承了秦汉，而又超越秦汉的，那就是设立了独立于三省六部的“御史台”。既然贵族把持了中央三省，所以，唐代御史台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监督三省和六部，而是巡视地方。中央派出巡视地方的巡视员叫观察使，分巡地方十道，这是皇帝控制地方的制度。而到了唐中宗的时候，观察使就驻在了地方，因此被称为节度使，这样，中央派出的巡视员，逐渐就成了地方诸侯，在安史之乱时期，他们就演变为藩镇割据力量。
陈寅恪说，安史之乱，实质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后代造反，即融胡汉为一体的关陇贵族集团内部分裂，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钱穆说，唐代地方形成藩镇，主要还是由于中央巡视员驻在地方导致的结果，权力的监督机构变成了地方权力本身，观察使分巡十道，使州县之上有了道，而道终于裂变为藩镇。这也是一种不俗的见解。
那么，中国的贵族政治是怎样衰败的呢？贵族政治，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为标志走向衰败的。
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是河北、山东一带，它不仅导致了关陇集团的分裂，也沉重打击了贵族门阀势力，使中国自汉末魏晋以来的贵族政治走向终结。
这表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史之乱不失为一场伟大的制度革命。
安史之乱开启了新的改革大门，导致了儒家的复兴。不过，这里复兴的不是孔子之儒，而是汉代之儒，它的核心，便是维护大一统，强调中央权威，重视经济发展，尤其是重视企业（盐铁）和商业（漕运）发展，重视农业和土地税收。
从中央层面说，一旦贵族式微了，三省制度便缺乏了依托，而中央集权，主要是从集财政权入手，即从税收、转运、军需的强化入手，这就是杨炎和刘晏的改革。它造成了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权力的上升，并对原来的“三省六部制”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
于是，主管财政的三个部门，在重新分工中崛起为三司——盐铁，管盐茶、商税、铸钱、铸造兵器；度支，管漕运、军粮、俸禄；户部，管田税。
永贞元年，爆发永贞革新。这是中国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点，即从三省主政，转向三司当权，实质是从贵族政治转向国家官僚政治。革新中涌现出了著名的改革群体，他们都出自这三个财政部门。
柳宗元、刘禹锡、韩愈以及白居易，都属于改革集团，代表了中唐学风、文风和作风的巨变，即从贵族的自由主义和雕饰文风，转向严肃的治国理政。当时柳宗元是吏部员外郎，刘禹锡是屯田员外郎，分别是人事官、财政官，他们都不是空头文学家。
也正是这场改革的失败，导致了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著名的《封建论》乃是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著。这篇文章，便是对秦、汉、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深刻总结。
毛主席喜欢柳宗元，喜欢他的《封建论》。他认为：一是中央不能出“修正主义”，地方不能搞分裂。二是经济要发展，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落到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这是两大历史经验教训。所以，毛主席认为柳宗元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的文章，能够把“义理”与“才情”高度统一起来，把治学与治国理政统一起来，能够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
后唐的第二个皇帝李嗣源，正式确立了三司制度。他上台后第二年，即天成二年，赵匡胤生于洛阳。
三司这个制度被宋代继承下来，使宋代成为一个极为重视经济的朝代。
4.千年大变局
907年，中国历史上绚烂的帝国——唐朝灭亡了，短短53年之后，即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千年开始了。
宋从隋唐那里继承了什么呢？宋从隋唐那里继承的东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运河。宋把秦、汉、唐的大部分江山都丢了，保有的只是连接东南地区的大运河，正是通过大运河，宋把中国发展的方向，由欧亚大陆引向了东南沿海。
隋文帝时，开凿广通渠，“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隋炀帝时，开运河，漕东南之粟给京师。从宋代起，西北的问题、欧亚大陆的问题似乎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东南沿海。明代刘侗说：“有西北之劲以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以养西北之劲。”但是，他这个话是不对的。秦、汉、唐的西北之劲，是因为军旅以农民为主编成的，兵是打出来的，不是养出来的，秦、汉、唐强大的军队，并不是靠东南沿海养出来的。而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却是宋代以来制度安排的结果。
宋代的军队恰恰就是养出来的，国家高薪养兵，把军队当摆设，这开了历史先河。宋太祖的名言是：“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益。”为什么要养兵呢？因为唐代安史之乱的教训，就是“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生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国家把兵养起来，这样就不会发生叛乱事件了，但是，这样包养的军队，从此就再也不能打仗了。
宋代彻底消灭了唐的贵族官制，官员依靠国家俸禄，没有造反的物质基础。科举所考，均是课试文章，与治国理政没有关系，选拔出来的规矩人，根本没有造反的能力。宋代以其积贫积弱，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就是因为它的规矩是最严密的。
与秦、汉、唐、清不同，北宋从来没有完成中国的统一，北宋的一统是“小一统”，即它统一的只是五代十国那个区域，而宋的周围依然有辽、金、西夏环伺，而北宋的制度改革或者制度设计，就是这种尴尬处境的产物。
一方面，为了维持内部统一，避免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重现，它就必须以文人政治代替贵族政治、武人政治。因为即使文人不作为，但也不会生事，如此就能维持住内部的“小一统”。但是，另一方面，面对强邻环伺的处境，又迫使它不得不有为，不得不改革，不得不图强。
为了内部稳定，需用规矩人，乃至庸人，为了谋外部生存则需求强势、求破格，而如何以庸人求强势呢？是所谓“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于是，整个北宋就只能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徘徊、等待、消磨，最终只能是维持而已。
中国的读书人政治，即“学而优则仕”政治，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到北宋才真正确立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
尽管宋朝的入仕途径有五：“宋朝之制，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贡举、奏荫、流外沿袭唐代，摄署即代理或兼摄，从军指选武官系统），但与唐代相比，宋朝的科举之门大开，不仅选拔人数大大增加，而且是考中立即授官。
北宋开启的制度革新，当然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就包括，以读书人政治终结贵族政治。这就是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比起贵族阶级，“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前人更指出，宋代的成就，既不像以效法“道德”取胜的周朝，也不同于以效法“功力”强大的汉唐，而是“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即与其他朝代不同，宋朝是最讲法制、讲规矩的，这也就造成了制度稳定，当然也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个制度从一开始也是有很大缺点的。这个缺点，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缺乏治理能力。
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极其严密，这似乎是一种进步，但是一考定终身，也使科举成为畏途。这就造成了许多有才能者去做胥吏。科举考出的官员，大多数是书呆子，这些官员在一个地方待一阵，不犯错误就调走了，而胥吏则久居地方，掌握地方事务。所以，表面上看是无人负责、无人治理，实际上，地方上是胥吏包办、胥吏治理。
叶适这样说：
何谓“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吏胥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
这就造成了宋代的一种制度悖论，便是叶适所谓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宋代法度极严，御史台也有了新的变化。历代的谏官本是向皇帝提意见的，甚至是帮助宰相来监督和均衡君权的，而到了宋代，谏官逐渐地偏向监督宰相、监督政府。谏官本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员，评价其称职与否的标准，一般就是看其敢不敢说话，敢不敢提反对意见。此前，谏官向皇帝肆无忌惮地提意见方显称职，而到了宋代，谏官的职责竟然成为直接反对政府。如此一来，本来就不太会干事的官员，就更加不敢作为了。
至于宋代的地方制度，乃是为了纠正唐代地方权力过大而设计的。
与唐代相似，宋代同样是派御史到地方巡视，但不叫观察使或节度使，而改叫监司官，而且是每一路派四个监司官，把地方的财政、司法、军事、民政一起管起来，把这些权力全都收归中央。其中，以管漕运的转运使权力最大。唐代中央与地方分税，总还是给地方留了财政自主权。但是到了宋代，地方完全无权，财政、军事、民政全归中央管理，太守坐拥空城，因此，面对辽、金的侵犯也完全无可奈何。
史家说宋代积贫积弱，并不是说中央积贫积弱，而是说地方积贫积弱。
因此，叶适指出：如果说唐代巡视制度的缺点是放任了地方，最终使中央巡视员变成了封疆大吏，从而导致尾大不掉，那么，宋代的监司巡视制度可以说完全相反，宋代的监司，成了中央压迫和榨取地方的工具，使地方日益困穷无能。
夫监司者，以法治下以义举事者也。今转运司则以刬刷州郡之财赋，候伺其余羡，衮杂其逋欠，为一司岁计之常。提举司则督责茶盐，用法苛惨，至常平义仓，水利农田，则置而不顾。提刑司则以催趣经总制钱、印给僧道免丁由子为职，而刑狱冤滥，词诉繁滞，则或莫之省焉。是监司之不法不义，反甚於州郡。
可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无资源，即使想有所作为也没能力，于是苦的还是基层百姓。
“国学”这个东西，便是宋代搞出来的，它起初的名字叫“道学”。宋学终结了汉学，宋儒终结了汉儒，其实所终结的，是汉儒治国理政的思想，即以“华夏不治夷狄”，反对“大一统”，以道学的空谈，以所谓“君子不器”，排斥治国理政的学说。自从道学产生之后，中国的儒家思想就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变成了像老庄学说那样的玄谈与空想。
道学更提出了一套自然法。这个自然法，就是三纲五常。所谓“心即理”，就是养成一颗尊君、崇父、从夫的心，说白了，便是一颗当奴才的心，而至于“民心”何在，他们从来就不去关心，更懒得过问。
王安石讲“道以致用”、“道之用见于器”，陆九渊、叶适讲“民心”，即天理，但他们这一套，在道学家面前均属逆流，在道学家眼里，这些人便是小人。
与秦、汉、唐不同，宋代对于西北、东北地区均无力控制，唯独对于东亚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儒对于东亚地区的负面影响有：一是铸成了鄙视乃至挑战欧亚大陆的“岛夷意识”，二是强化了东亚的封建等级制。日本京都史学派认为唐宋之变，开创了人类现代化道路，造成了一个与欧亚大陆相对立的、脱离的“东亚文明共同体”，这并非偶然。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打的旗号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而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宋代道学家的信徒。
毛泽东与蒋介石眼里的儒家并非同一个儒家，他们对于传统的理解，几乎是截然不同。
5.从大分流到大翻盘
在欧亚大陆上，在中国与西欧之间，有三大游牧民族，蒙古系游牧民族是其中之一。
首先横扫欧亚大陆的是蒙古族。元代打开了唐代衰落以来梗塞已久的欧亚交通陆路，并开通了南洋和印度洋贸易。
元代促使了佛教的复兴，全力打击先秦、两汉、隋唐、两宋以来，以治国理政为旨的儒学，停止科举90余年，任用贵族、僧徒、胥吏为官。
但是，以消灭儒学为目的的元代统治者，却大力扶植道学。这就是因为道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是顺民的哲学，因而也为两宋道学奠定了正统和支配地位。1313年，以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等人从祀孔庙，这样，儒学就变成了“儒教”，而儒教就是宋代的道学。儒家成为教派，这是蒙古人之赐。那么，对于蒙古人、西域人是否用道学治理呢？绝对不用。道学只是治理汉人的治术，是治理汉人的学问，故章太炎说，道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就是亡国之学。
鲁迅甚至说，从那时起，中国读书人就断了脊梁。
儒家既然没落，但江湖上的反抗却不曾停止。元末，以私盐贩子为中心的暴动，最大的是浙江方国珍的队伍，而因穷为僧的朱元璋，最终率兵截断运河，推翻了元代的统治。
钱穆说，传统文化有城市、乡村、山林、江湖四类，朱、方之流代表的，就是江湖文化。国民党起身于反清复明的洪门会，国民党的文化等于江湖加买办。蒋介石复活了传统里最坏的东西。
明代处于世界历史大分流时期，处于中国历史大转折关头。
整个明代与历代不同，就在于它的挑战既来自陆地，又来自边疆；既来自西北大陆，又来自东南海上。
明代与历代不同，更在于它面对着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挑战。
明代没有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丧失了历史的机缘。
明代的一切治理政策中，最为错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一条鞭法的实行。
本来，自秦汉以来，中国的赋税政策，都是农商并征。然而，嘉靖年间，浙江御史庞尚鹏奏请一条鞭法，提出一切赋税均依于土地，实行计亩征收，这就是放任了江浙一带的商人，造成工商阶级没有田亩，便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这是千年未有之大不公平。
万历初，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规定一切赋税皆纳银两，使白银成为明代国家税收货币，这又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正值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大银矿，从此之后，直到鸦片战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白银流入中国，支配中国经济的货币财政政策，便落在了东南沿海的买办商人和西方殖民者手中。中国在资本时代的失败命运，从此铸就。
因为白银依赖外部供给，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便陷入了资本短缺的状态，从而使工业革命不能发生于中国。由于东南沿海商人勾结倭寇洋人，因此，明清又不得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1614年，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在中国南海与西班牙、葡萄牙人争夺海上霸权并占领台湾，封锁了从菲律宾向中国运银的通道，造成明朝出现了极为严重的通货紧缩情况。被高利贷所压榨的中国农民奋起造反，1633年，明朝被清朝所代替。
清朝是有成绩的，成就在于继承了秦、汉、唐的未竟之业，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纳入中华版图，它使中国再次屹立于欧亚大陆。
但是，女真这个狩猎民族面对的，却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这个时代是资本的时代，这个世界是帝国主义的世界。
清朝延续了明代以银为币的错误政策，它没有使货币转化为资本。1840年，巨额的商欠，即经营资本的缺乏，已经使广东公行的对外贸易不能持续，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鸦片战争炮声一响，大量的白银赔付造成了清王朝财政体系的瓦解，清王朝随之崩溃。
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打击下，中华文明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
清代有汉学的复兴，从顾炎武到林则徐、魏源、康有为，他们力图恢复儒家经世致用、治国理政的传统。但是，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仅凭传统已经不能救中国。
清朝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继汉唐之后，使我们的目光重新转向欧亚大陆。这种转向的一个悠远的历史回声，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从那时起，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把这个前无古人的时代，称为“中国人民站起来”。
如果说，秦皇汉武和唐太宗，使我们的民族成功地应对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那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浴血奋战，成功应对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残酷的国际地缘政治夹缝中大国崛起，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明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的呢？
多年前，我在《人间正道》中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第一，中国共产党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通过土地革命，建立了一支人民军队，在此基础上，恢复了秦汉郡县制，实现了国家统一。
这件事，在秦皇汉武之后，只有唐太宗短暂地办到过，此后历代谁也没有办好过，而只有中国共产党——具体说，就是毛泽东把它办成了。
前面已经说过，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汉。西汉因为继承了秦的农战，方才能够击败匈奴。但是，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就种下。
唐代崛起，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弟入伍，故每次征兵，就是在基层举行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队伍的作用。但自武则天时期以来，均田制遭破坏，兵源再次委之外族，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北宋以来，国家无力动员基层，从此将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人大多是王安石所谓“奸邪无赖之徒”，加之朝廷重文轻武，文武分离，于是私兵（厢军）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中国之积弱，又是哪一朝造成的呢？
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自三湾到古田，毛泽东建军思想，振奋了中华民族失落千年的“武德”，使中国一举摆脱了被动挨打的悲惨处境。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切道理中最基本的硬道理。
第二，通过改造基层，实现了人民的彻底解放。
中国数千年来，何以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治理体系之根本缺陷，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皇帝到基层，层层复杂的治理结构，不过是以官治官，乃至以胥吏为官，而如果不靠人民积极地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
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剥削压迫，其实质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逃避国家。其消极方式表现为逃避赋税、消极怠工，而积极方式便表现为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上层治理体系已经叠床架屋，以官治官的改革难以奏效，从而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基层建设，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
西方之民主，不过是定期让人民去选一个统治者。而所谓群众路线，是要求治理者走下去，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结果。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是中国之民主，与西方之民主有根本不同。
土地改革，工农占有生产资料，此千年未有之大仁政。非如此，则不能发挥中国劳动力之优势。
第三，锻造新的治理者，形成了新的政治文明、治理者伦理或工作作风。
经世致用，这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特点。知识与劳动相结合，这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最宝贵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地继承或者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我们的任务不是复古，而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的目的不是复兴儒学，而是推崇科学，使知识与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第四，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人民资本”。
1948年，人民币在石家庄向全中国发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的信用货币。以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为基础发行，不但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资本受制于人的问题，而且为公有制奠定了基础。
丢了信用权，等于丢了政权。“人民资本”被私人资本代替，谈何人民当家作主？
第五，追求天下大同。
《春秋》所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就是从建立华夏，到夷狄与华夏的对立，再到融合华夏与夷狄的“天下”，即由“大一统”走向“天下大同”的辩证法。这就是所谓的“三统”、“三世”。
在我们的历史上，秦汉时期，是大一统的时期，而自唐到清，是融合夷狄与华夏为一体的“天下时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把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与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为人类大同而奋斗。
此即所谓“通三统”、“张三世。”
什么是制度自信，什么是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的自信，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就是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所缔造的中国新文化的自信，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自信。
回顾历史，我们感慨万千。
毛泽东同志和习近平同志都说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要批判地对待传统，又要批判地对待西洋，在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占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要坚定不移地走我们自己的路。用我们的头脑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用我们的语言发出中国的声音。为了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我们要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进行与过去时代相比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新的伟大斗争。
最后，谨以毛泽东主席少年时代的诗句与同学们共勉：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统一与分裂
杜晓勤
北京大学
晚唐的永贞革新是在分裂格局下寻求统一的历史运动。重读唐人《封建论》，对当今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一篇在中国古代政论史上特别有名的杰作。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史上，《封建论》会具有很高的地位，获得了后人很多的赞赏，包括毛泽东主席也特别喜欢这一篇文章呢？
毛泽东在1973年曾经写过一首七律，题为《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郭老就是郭沫若先生，当时郭沫若已经81岁高龄了。毛泽东在这首诗中说道：“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所说的《封建论》，即柳宗元（字子厚）的这篇文章，到底讨论了什么问题呢？
一、“封建”问题的溯源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封建”，实际上指的是封土建侯的意思。封土建侯，又是指从西周时期开始的一种国家形态，即分封制。
根据顾颉刚先生的说法，“封建”实际上就是指国王把自己的人民和土地分给他的子弟或者是姻戚。封，就是把土地划分开来；建，就是建立国家。因而，古人称封土建侯。它和教科书上所说的西方封建社会的“封建”没有太大的联系。它们虽然在汉语里是同一个词，但词义不一样，可以说是形同而实异。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柳宗元的《封建论》，实际上主要谈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封建，指的就是分封制。我们先对它的产生和演变过程进行一番梳理。
一般史书上都说，分封制是从西周时候开始的，实际上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萌芽，只不过是在西周时期得以真正确立和完善。当时，较为落后的周人从西而来，向东征服了较为先进的殷人及东方诸国，他们用小邦周取代了大邦殷，以小部落治大邦，分而治之。封建制实际上是从周人的氏族制演变而来的，它是周人氏族制与殷商典制结合的产物。
一般而言，西周时期的封建有两次，即武王封建与周公封建。但实际上，应该是有三次。在周朝没有正式成立之前，周文王已经把他王畿内的土地，用分封制的方式让周人扩展土地，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封建。第二次封建，是武王克商之后，他并没有完全消灭殷的贵胄，而是把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封在殷国王畿之内，然后又命令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分别在三个封区监视着殷人，史书上称为“三监”。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尚年幼，武庚就带着原来的殷商旧民以及“三监”一起叛乱。周公东征平叛，再度灭殷；然后诛武庚、管叔，平定奄及淮夷一带，在更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分封诸侯，把土地分给了姬姓宗亲以及与姬姓联姻的姻戚和功臣。周康王时期，继续分封，这是第三次封建，史称周公封建。在这三次封建中，以最后一次的周公封建制度最为完备，所以梁启超先生说，“真封建自周公始”。但是，真正的封建制实际上是从周文王开始的，所以毛泽东那句“莫从子厚返文王”，说的就是周文王第一次封建。
所谓“天下”、“国”、“家”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西周的封建也是有多个层级的，可分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就是说不同的上层阶级，也分为不同的级别，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他们都可以封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子建国与诸侯立家。第一个层级是天子建国，意思就是能够有权封授诸侯的只有当时的天子，即只有周天子才有这样的权力，非天子不得专封诸侯。第二个层级就是诸侯立家。被天子封为诸侯的人，他可以在自己的封国内再向卿大夫封赐采邑。什么叫采邑？就是采邑主可以在那儿获得生计所需的一个地方，他可以在这片土地上靠收取租税生活。对于周初封国的数量，学界有多种说法，大概在数十到数百之间不等。《荀子》说周封国七十一；《吕氏春秋》又说，周之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这些数量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周朝前后历史比较长，不同时期封国的数量有所变化。《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与同姓封国相关的，还有封建母弟，即分封同母弟等不同的情况。总之，西周封建制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
西周自周穆王以后，统治秩序趋于松弛，周天子的权力也逐渐被削弱。史书称到周懿王的时候，“王室遂衰”（《史记·周本纪》）；周夷王时，“荒服不朝”（《后汉书·西羌传》）。就是说边远地区的诸侯不再上朝朝觐朝拜了。周厉王之后，更是江河日下，连天子之位也动辄被废黜。《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周厉王暴政，国人就把他驱逐出去。到了东周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比较早的郡县制。
所谓郡县，就是“国”侵吞“天下”和“家”，并以邑为大城。郡县制，大家大多认为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其实，郡县制发端于春秋时期的两个诸侯国——楚国和晋国，后来普及到七国，即战国七雄。春秋末年，封建制遭到破坏，郡县制开始被推行。到战国时，诸侯列国竞相推行郡县制，其中推行力度最大的就是秦国。秦厉共公二十一年时，在频阳设县。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相继建立了君主集权制度，为了富国强兵，纷纷推行郡县制。所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末说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这里所说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变。
到了秦汉之后，基本上是郡县制占主导。秦始皇推行新政的鲜明标志就是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郡县制的实质就是强化专制国家对于地方的全面掌控。俗话说，秦代是“废封建立郡县”，前半句“废封建”没错，但是后半句“立郡县”有一点小问题。准确地说，应该是秦朝使郡县制更完备化了，因为郡县制并非始创于秦。秦统一后所设的三十六郡，实际上是以战国七雄原来已经设置的郡为基础再进行划分，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郡县制，来取代世袭贵族的分封制。所以，汉代史学家班固就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汉书·地理志》）就是说秦代的郡县制很完备，推行得特别彻底。秦代的郡县制分天下为数十郡，每郡之下再分为若干县，县下面再设乡，乡下面再设亭。这个“亭”，大家一定比较熟悉，因为后来有一位皇帝就做过“亭”这个基层组织的长官，这个人就是汉高祖刘邦。亭的下面是什么？是里，里有里长。所以，郡县制分五级单位，即郡、县、乡、亭、里，这就形成了一个由朝廷可以统辖的垂直下来的很有秩序的一种地方行政体系。这个制度很好，柳宗元也对它特别赞赏，并作出了一些中肯的评价。
当然，并不是说汉代以后分封制就完全消失了。实际上，分封制和郡县制在汉代以后某些时期也曾并存过，但是总的来说是以郡县制为主，封建制居于其次，其间有起有伏。
二、历代关于“封建制”优劣的讨论
对于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优劣，历朝历代都有人进行过讨论。其实，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的时候，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辩论的焦点包括：一是哪种制度更有助于社会长治久安，二是何为公，何为私。所以，封建制和郡县制就变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二元对立的两个概念。
秦始皇在建国伊始主持评议，讨论治国方略时，当时的守旧派和革新派就争论得很激烈。丞相王绾向秦始皇建议要分封诸子，以护帝位。新中国成立后，韶山冲来人要帮毛主席“看”天下，就是这个逻辑。当时“群臣皆以为然”，只有一个人反对，这人就是廷尉李斯。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不让自己的亲戚分享胜利果实，而分天下为河东、太原、上党等三十六郡。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请众大臣们一起宴饮，有博士70人为之祝寿。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主张恢复封建制。秦始皇就把淳于越的建议告知大家，让大家讨论。丞相李斯又极力反对，指其不足为法，并提出一些厉行文化集权的做法，例如要焚毁《诗》、《书》和百家之语，消灭私学，主张“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欣然采纳李斯的奏议，下令烧毁了除《秦记》以外的史书，又活埋犯禁儒生、方士460人。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焚书坑儒”。
所以，司马迁在总结李斯历史功劳的时候，说他“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史记·李斯列传》）。司马迁实际上是肯定了李斯的历史功绩。
到了汉代，实际上早在楚汉之争时，郦食其就建议封六国子孙，刘邦表示赞同，想把六国的后人重新分封为诸侯。当时的谋臣张良列举了八条理由，举出大量的史例，力证分封制之“不可”。刘邦最后还是听从了张良的建议，没有分封六国的后人。但是，刘邦在与项羽争战的时候，为了笼络大家而分封了“异姓七国”，其中就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淮南王英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这些异姓王都是悍将出身，开国功臣，但这些人水平很低，打天下就是为了给自己捞好处。后来，他们的政治野心逐渐膨胀，总闹着所分的好处不够多，终为刘邦所忌惮。最终，他们相继反叛，落得个被杀出走的下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兔死狗烹”的故事。鉴于异姓王的叛乱，刘邦认为异姓王不可靠，那么同姓王应该很可靠，所以又封了“同姓九国”，即楚、荆、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割据局面。
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当时著名的文臣贾谊数次上疏，说“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意思是分封的这些同姓诸侯国，国土太多、太广，有的竟然一连数郡，那么大的地盘太危险了。但汉文帝并没有听从贾谊的建议，贾谊感到特别失落。后来吴王刘濞反相毕露，太子家令晁错数次上疏汉文帝，力促削藩。但汉文帝比较仁厚，还是不忍心责罚刘濞等诸侯。汉景帝即位之后，着手削藩，于是重用晁错。晁错鉴于诸国势力强大（齐国有七十二城，楚国有四十城，吴国有五十城），几乎分去了天下大半的疆土，着实危险，于是紧急削藩，以尊王安民。当然，晁错的这个建议立即遭到反对，当时的既得利益者像吴王刘濞，打出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吴楚七国的叛乱。晁错的政敌袁盎、窦婴等人则趁机进谗言，汉景帝就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汉书·晁错传》），因此，晁错成了“反封建”的牺牲品。晁错死后，邓公又向汉景帝力陈削藩的策略，而且指出晁错之策的正确性。最终，晁错之策被汉景帝和汉武帝相继采用推行。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形成了，为封建制辩护的人就多起来了。曹魏时期实行的制度大体依据的是秦代的分封制，是虚封而不是实封。像曹植，就曾经被封为平原侯、临菑侯、鄄城王、东阿王、陈王。但是他毫无实权，而且还被监视着，所以最后郁郁寡欢而死。史书上说：“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曹植这个人本事不大，志向大。我们学习曹植文学作品的时候，发现在曹丕称帝之后，曹植的思想状态和他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感基调，渐趋消沉和郁闷，实际上这和他的封国是虚封而非实封是有关系的。
到了西晋，司马氏靠士族拥戴上台，认为曹魏是因为没有封建屏障所以迅速灭亡了，于是吸取了教训，开始广封王侯，授予诸王在封国之内选官置军的权力，实行封建贵族统治。与之相应，朝廷上、社会上也出现了褒扬封建制的舆论。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文学家陆机，虽然是文人，但是他也领过兵打过仗。那时贵族能文能武，力量大。吴国被灭的时候，他也曾率军抵抗。他喜谈历代兴亡、治乱、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曾经撰写了《五等诸侯论》，实际上就是探讨封建制的等级，即公、侯、伯、子、男，强调了“五等制”的好处。
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乱世之后，再次实现统一的是唐朝。这一时期，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上，朝廷的政策有所摇摆，徘徊不定，遂使唐代又成为讨论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个比较频繁、激烈的朝代。
唐太宗对贵族的态度是羡慕加提防，他希望成为“圣主”，所以比较迷恋复古封建，希望通过恢复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封建制，来博取不朽之名。贞观二年，唐太宗将“复封建”这个议题交予众大臣讨论。吏部侍郎李百药以为不可，谏议大夫魏徵则说“事善而不合时宜”，认为这件事虽然很好，但是现在不能推行，并指出有“五不可”的理由，委婉地加以劝阻。中书侍郎颜师古代表贵族阶级，则主张封建、郡县并行，王侯和守令错处，实际上也是部分否定。贞观五年，监察御史马周又上疏，要唐太宗以隋亡为鉴，勿行封建制。所以在众多明臣、忠臣的谏言劝阻下，唐太宗也顺水推舟，终因“大臣议论不同而止”，未推行封建制。这也反映出唐太宗作为一个皇帝，拥有很难得的兼听则明、从谏如流的政治智慧。
因此，《封建论》并非只有毛主席所推崇的柳宗元的一篇。初唐时期评议封建的代表性文章，还有李百药的《封建论》，以及颜师古的《论封建表》。这两篇文章大体上都倾向于抑制封建，主张虚封而不赞成实封。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肃宗曾经问计于当时的邺侯李泌，说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有两个大臣的功劳特别大，一个是郭子仪，另一个就是李光弼。这两个人虽然已经当上了宰相，但是对于他们攻克两京、平定四海的勋业，他不知道再给什么奖赏，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李泌就以汉、魏、周、隋、初唐的历史经验相告，认为对功臣只可虚封，不可实封。唐肃宗采纳了李泌的建议。唐德宗即位之后，也只是仿效周初尊姜子牙为“尚父”之古例，同样尊郭子仪为“尚父”，但同时又罢免了郭子仪的兵权。这实际上也是对功臣实行不实封只虚封的一种策略。接下来，就到了中唐时期，元和年间出现了一篇讨论封建制的杰作——柳宗元的《封建论》。
概括而言，历代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既得利益阶层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封建。
三、藩镇割据：中晚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唐代比较封建、郡县这两种制度优劣最有盛名的一篇文章，那么，为什么柳宗元能够在当时写出这么精彩的论述封建问题的政论文呢？这和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藩镇割据有关。
藩镇割据这个社会政治问题，实际上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就已经种下前因了。唐玄宗在位期间，均田制瓦解，自北周直至初唐一直实行的府兵制也遭到破坏。府兵，实际上是一种世袭干戈的职业军人，由各地的军府负责管理，平时轮番守卫，战时出征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均需自备。我们大家熟悉的《木兰辞》，反映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兵制。战事发生的时候，朝廷一声令下，编在军籍的府兵就得自备武器，自带干粮，出征作战。
盛唐时期，府兵制逐渐瓦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发展的一个恶性结果是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为了防止周边各族的侵犯，唐玄宗时期大量扩充边防军政，设立节度使，赋予节度使军事统帅权、财政支配权以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天宝年间，一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尤其是在北方诸道，有的节度使经常兼任两三个镇的节度使。如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叛军首领安禄山，就一人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而且十年不调。他有这么多的军队，这么广的地盘，这么雄厚的经济，这么大的权力，所以才能够发动叛乱。
既得利益集团造反了，怎么办呢？
安史之乱全面爆发之后，为了抵御叛军的进攻，军镇制度又扩展到了内地。当时比较重要的州都设立了节度使，可以指挥好几个州的军队。较次要的州，则设立了防御使或者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塞。这些军事长官，由于常常兼任所在地的观察处置使，就成了实际上的地方行政长官。因此在州这一级的行政单位之上，又出现了一级军事行政的单位，大则节度，小则观察，因此构成了唐代后期所谓的藩镇，又称方镇。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藩镇都是割据的，都是和中央对抗的。实际上，真正和朝廷离心离德、不进京朝贡的，主要是河北地区的卢龙、成德、魏博河朔三镇，俗称河北三镇。
安史之乱后，叛军的党羽纷纷投向朝廷，但是朝廷又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予其节度使的称号，由他们分统原来安史叛军所占据的地盘。田承嗣占有贝、博、魏、卫、相、澶、等州（河北、山东、河南交接地区），称魏博节度使。李宝臣据恒、定、易、赵、深、冀等州（河北中部和南部地区），称成德节度使。李怀仙据幽、蓟、檀、妫、瀛、莫等州（河北北部、中部及辽宁西部地区），称卢龙节度使。这三镇虽然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是独立的。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黄河以南的山东地区）镇大将军李正己驱逐了节度使侯希逸，也被唐朝授以节度使称号，而且世袭相承三代四人。淄青镇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镇力量，拥兵十余万，版图最广时多达十五州，相当于今山东省几乎全境及江苏省北部地区。
从唐代宗时期到唐德宗时期，这几个强藩大镇互相兼并，竞相叛乱，严重祸害百姓，危及国家存亡。建中二年，一起规模甚大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了。
这起战乱的直接起因，是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擅自遵循“河朔旧事”，自请为留后，且得到了河北另外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当时，唐德宗李适初即位，颇想重振朝纲，不允其请。于是四镇开始聚粮草、缮甲兵，蠢蠢欲动，准备反叛。而朝廷方面，唐德宗也早已经在中原一带的宋州、陕州、洛阳、河阳等地做好了兵力部署，信心百倍地准备开战。是年五月，四镇叛乱发生，朝廷派兵征讨。淮西节度使（当时尚称作淮宁）李希烈主动要求讨伐叛贼。不久，他就被朝廷封为南平郡王，且加上了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等诸多头衔。但李希烈显赫的官爵和残暴的为人，引起了宰相杨炎的忧虑。唐德宗在使用“以藩制藩”策略的同时，对李希烈也存有高度戒心。虽然李希烈后来攻破了襄阳城，立下了战功，但唐德宗对他反而更加疑忌。
建中年间，河北乱定，李正己战死。但卢龙留后朱滔，恒、冀都团练观察使王武俊，魏博镇田悦（田承嗣之侄），淄青镇李纳（李正己之子）先后反叛，并结盟称王，推朱滔为盟主，效春秋诸侯割据故事，奉唐正朔，各置官属。十二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出兵围郑州，东都震恐。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观望不前。次年十月，朝廷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该军路过京师时，发生哗变，乱兵拥立留居长安的前泾原节度使朱泚（朱滔之兄）为大秦皇帝，唐德宗被迫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史称“泾原兵变”或“泾师之变”。兴元元年正月，李希烈称楚帝，定年号武成。二月，入援勤王的河中（今山西永济一带）节度使李怀光也以怨望反，且与朱泚（此时已改国号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相互勾结。唐德宗不得已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一带），唐朝政权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所幸，有陆贽、浑瑊、李晟等文武臣僚的忠心辅佐和多方经营，更由于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希望保持安定的军民的大力支持，再加上有东南地区充足的财赋做后盾，朝廷终于在四年之后平定了这次规模甚大、破坏力极强的藩镇叛乱。但是，最终安定局面的形成，依然是以朝廷向强藩妥协为代价的。
这次藩镇叛乱是柳宗元童年时期（建中之乱发生时，柳宗元9岁）发生的大事，而且柳宗元和他的家庭也深受战乱所带来的骨肉流离之痛，使他从小就对藩镇割据深恶痛绝。他后来坚持反对分裂割据，提出统一安定的政治主张，这与他早年的这些切身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
四、永贞革新与反对藩镇割据
在柳宗元成长的贞元二十年间，是唐朝社会矛盾日益深化、渐趋复杂的时期，朝廷中的有志之士都在积极寻求变革。柳宗元在入朝为官之后，也积极参加了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新进朝士集团的政治革新活动。对于此场运动，自20世纪中叶以来，学界多称之为永贞革新。
唐顺宗李诵早在为太子时，就有变革新政之志。他宠信王伾，也很赏识王叔文。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一批朝士也与二王志同道合，最终集结为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
贞元二十一年，唐德宗驾崩。几天后，唐顺宗即位。唐顺宗因中风失音不能理政，朝廷大事都由二王集团主理。唐顺宗用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王伾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贞元中，由于不任宰相，朝廷尤重视翰林学士一职，号称“内相”。王叔文又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是为正式的宰相。柳宗元被提拔为吏部员外郎，正六品上，掌礼仪、享祭、贡举之政。这一职位虽然不高，但可在革新活动中起到人事组织、人才选拔和舆论宣传的作用。
二王集团开始推行政治革新措施。一方面，下令改革积弊，以“反腐”争取民心，如罢大贪官京兆尹李实的官职，罢宫市，禁五坊小儿张捕鸟雀、横暴闾里，释放了紧闭宫中的部分宫女，诏令十月以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并宜除免等，当时“人情大悦”。另一方面，夺取财权、军权，抑制藩镇势力。当时的财政大权，原本掌握在浙西观察使兼盐铁转运使李锜手中，“天下榷酤漕运，由其操割，专事贡献，牢其宠渥。中朝秉事者悉以利交，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白居易文集》）。更重要的是，李锜阴蓄异志，反谋日彰。王叔文执掌朝政之后，改任李锜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了他的兼职，派理财专家杜佑兼领度支、盐铁转运使，使李锜没能立即反叛。王叔文自己则亲自担任副使，控制了中央经济大权。这个措施既剥夺了李锜的财权，又削弱了李锜的兵权。贞元二十一年六月，剑南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带着大量金钱，到京城来向王叔文行贿，求总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并扬言“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资治通鉴·唐纪》）。对于韦皋、刘辟这种扩大地盘的要求，王叔文断然拒绝，并要杀了刘辟以号令天下，吓得刘辟仓皇逃归。
但是，因为二王刘柳等人自身的缺点，革新力量的单薄和宦官、藩镇势力的强大，这场新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永贞元年八月，唐顺宗内禅，唐宪宗即位。二王被贬出朝，先后死于贬所。九月至十一月间，革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陈谏、凌准、程异也被远贬，均为州司马。后世遂称此寿命极短的政治革新集团为“二王八司马”。
后世不少史评家对此集团的革新之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盖其意本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朝廷，刘辟本韦皋所遣，叔文必欲杀之，若其策得行，后日何烦高崇文往讨，劳费兵力乎？”王鸣盛从王叔文等人改革的出发点及其历史进步性的角度立论，给予的评价比较中肯。
唐宪宗继位之后，虽然贬谪了“二王八司马”，但在反对藩镇割据、重树中央权威方面，则与之一脉相承。而且，基于他祖父（唐德宗）、父亲（唐顺宗）十多年的努力，朝廷的军力和财力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唐宪宗在宰相杜黄裳以及李吉甫、武元衡等能臣的辅佐下，开始坚定地推行削藩政策。元和元年，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刘辟骄蹇，逼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攻打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唐宪宗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元和四年，镇海节度使李锜叛变，唐宪宗又调邻道兵去征讨，李锜被部将所杀。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得唐宪宗及主战派增强了信心。元和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子怀谏年幼继位，军中又推立了大将田兴（后来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把怀谏送入京城。至此，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杀死之后，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仍然割据称雄，继位的是另外一个淮西大将吴少阳。元和九年，吴少阳死，他的儿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当时，在对淮西镇的处理上，朝中大臣分为两派，即主战和主抚。唐宪宗本人则旗帜鲜明地主战，征集了邻道军队去围攻淮西。但是，淄青和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了专供军需的河阴转运仓，刺杀了主战派丞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京城大骇，震惊朝野。
可以说，改革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一旦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打破它很难。当朝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件，是由中唐藩镇问题直接引起的重大刑事案件。元和十年六月初三清晨，天未大亮，宰相武元衡骑马上朝，当他刚刚走出所住的静安里，就遭到了刺客的袭击。《旧唐书·武元衡》记此事甚详：“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即元衡宅东北隅墙之外。”几乎同时，裴度也在通化坊东门处遇刺，“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创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贼反刃断义手，乃得去。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旧唐书·裴度》）。裴度侥幸逃过一死。
案发后，京城一片哗然，百官惶恐。唐宪宗闻报震惊，却朝而坐延英殿，哀痛不已，遂下令缉捕凶手。这次惨案的幕后主谋，实际上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他们唯恐淮西之乱被平后唇亡齿寒，于是狗急跳墙，密令刺客入京行刺。这完全是一起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刺杀行动。
大诗人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也正与武元衡遇刺案有关。白居易此时正在朝中为官，且甚得唐宪宗的赏识，可谓春风得意，政治热情高涨。面对这件有史以来都极为罕见的恶性事件，身为东宫官的白居易义愤填膺，顾不得朝廷议事规矩，第一个站了出来，于当天中午就上疏言事，亟请捕贼雪耻。但是，白居易的这一公忠体国之举，不仅没有得到表彰，反而给主和派和政敌落下了口实。那些“素恶居易者”，亦即曾经被白居易讽刺批判过的权贵都说：“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白居易《与杨虞卿书》）他们认为白居易属于越职言事，不合朝仪。而且，他们又诬陷道：“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白居易有口难辩，悲愤莫名。他先是被执政者“奏贬为江表刺史”，继而又遭人落井下石，谓“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旧唐书·白居易》）。所以，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发生大变，这与当时的藩镇割据问题尤其是武元衡遇刺案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在官场里站错了队。
元和年间，柳宗元虽然不在朝，先是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来又被贬为柳州刺史，但他在任上一直没有停止对政治革新失败原因的反思，而且在大量的作品中，发表了对藩镇割据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首先，柳宗元认识到了“削藩”的必要性。他指出，藩镇是“窃居一方”、对抗中央，“逞豺声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贺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的分裂割据势力，是拥军自重、专政害民，“逆天地横四海”（《辩侵伐论》）的独立王国。他在《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作品中有力地控诉了分裂保守势力对百姓的压榨和摧残，又在《段太尉逸事状》中愤怒揭露了藩镇的骄兵悍将迫害人民的暴行，歌颂了段太尉整军治藩的事迹，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善制兵，谨择守”的进步主张，和要求“无专地之患。四海宁一”（《为文武百官请复尊号表六首》）的政治愿望。
其次，柳宗元指明了正确的“削藩”方法。柳宗元反对朝廷对藩镇妥协、退让，“宥而不诛”（《剑门铭》）的政策，主张“除恶务本根”（《吐谷浑》），“非兵胡以定乱”（《愈膏肓疾赋》），用暴力荡平分裂割据的武装力量。他还反对有些朝臣主张的“以宦制藩”、“以藩制藩”的策略。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寓言《罴说》，说有位猎人为了捕鹿，始而引来貙，继而引来虎，结果非但没有捕获到鹿，自己反而被罴吃掉了。文章结尾，作者推物及人，画龙点睛地指出：“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不难看出，这篇寓言隐约指向“以宦制藩”。柳宗元提出应该“富兵戎”、“驱豺兕”、“授我疆”（《兽之穷》），只有富国强兵，加强战备，才能打击藩镇割据，维护朝廷的权威，确保国家的统一。
当然，最能系统、深入体现柳宗元反对地方分裂、维护朝廷权威之态度的理论文章，还是《封建论》。
五、《封建论》释读之一
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历史观，与传统上占主流的历史循环论，或者历史倒退论完全不同。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发展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是客观的，是不以任何人尤其是圣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包括很多思想家、哲学家，都会把古代的一些制度看作是圣人的想法，是圣人的意志，即“圣人意”的体现。而柳宗元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是一个客观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受任何人，尤其是圣人的主观意志所主宰。柳宗元的这种历史观，又是建立在他带有唯物论色彩的自然观的基础之上。
他这样描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形成过程：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德又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政权的合法性在于维护人民的安全。所以，他在《封建论》的开头，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演化前进的过程，人类的原始状态并不是什么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或者是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他认为，原始人类处于十分落后的野蛮状态，无法对抗外来的侵害。人类在维护自身生存的斗争中，从野蛮走向文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他认为，在这一发展过程之中，不存在什么天命或圣人的决定作用。所谓的“圣人”、“圣王”，是被一层层地推举出来的。他们首先是“人”，是作为“智而明”的“有德”的人被推举出来的。而人类社会中这个自下而上的推举过程，遵循的又是历史的发展大势。国家的形成，并非是因“圣人”凭主观意愿创造的礼、乐、刑、政等制度促使的。就连“圣人”本身，也是符合社会发展大势的产物。
柳宗元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是对主张封建者观点的一个有力的批判。以前主张封建者，大多认为封建乃“圣人”、“圣王”之意。如曹冏，他认为封建的形成，是“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兼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建”（《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裴松之注引《六代论》）。这就是说封建不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是先代圣主、明君意愿的产物，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历史上持相近观点者，还有刘颂、陆机等人。针对历史上的这些观点，柳宗元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封建制的产生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圣人”之“意”，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也即“势”，使之然也。
柳宗元此处所说的“势”，实际上是从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中借来的。法家所说的“势”，虽然主要是想说明君主的威信和权势，但也有承认“势”的客观性。柳宗元借用并发展了法家“势”这个概念，更加侧重于其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并将之与主观性的“圣人”之“意”对立起来。人民要安全，这就是大势，是国家存在的理由。
接下来，柳宗元就具体阐述了封建制产生和衰落的过程，以及被郡县制取代的历史原因：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濩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盩，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挺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他在此处细说史实，总结了自周秦以来直至唐代的历史变迁大势和历朝历代兴亡的客观原因。比如，他指出封建制在周朝末年已经弊端丛生，诸侯尾大不掉，周天子权威被削减。这就说明不仅封建制的没落及周的衰亡乃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封建制不但不是享国长久的原因，反而成为周衰亡的征兆。然后，他又辩证地分析了秦朝兴亡的原因。他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有利于统一中央集权，稳固统治，是十分成功和正确的。至于秦国建立后没几年又天下大乱，与实行郡县制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另有原因，主要是因为秦朝实行暴政，逼得百姓造反。但是，当时只有造反的百姓，并无造反的官吏。所以，导致秦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郡县制本身存在问题，而在于朝廷暴政所引起的百姓的怨恨。汉得天下之后，弃用秦朝的郡县制，恢复了周朝的封建制，立同宗子弟为王，封异姓功臣为侯，似乎“拨乱反正”了，但结果事与愿违。开国不到几年，也是诸侯王纷纷反叛，导致汉室皇权的衰落竟长达三朝。最后，还是在采纳了谋臣的献策后，才将各诸侯王的势力削弱了。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汉代初年，郡县和诸侯国各占一半，当时叛乱的只有诸侯王国，并无郡县，可见秦代所推行的郡县制的优越和进步。
实际上自汉代以后，一直到唐代，都应该是这个情况。即使到了宋朝，设置州县，任命地方长官，也是十分合适的。虽然之后也出现了一些凶狠奸猾之人，发动叛乱为害地方，但是问题并不是出在州县这样的行政单位，而是在于藩镇拥有重兵。因为现实中只有叛乱的军阀藩镇，却没有叛乱的州县。可见，郡县制的设置，确实是不可改变的。
至此，柳宗元又自然地将藩镇问题与传统的关于封建制的讨论联系起来了。因为当时割据自立的藩镇，虽然不同于三代的封建诸侯，但“不秉朝旨”，独霸一方，与春秋列国倒也十分相像。柳宗元旨在通过反封建制来反对藩镇割据，从而使这篇文章具备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批判色彩。
六、《封建论》释读之二
历史上还有些论者认为，封建制是治理天下的好制度，而郡县制则难以为治。
对于那种将封建制、郡县制与国之治乱硬扯在一起的论调，柳宗元则在李百药论述的基础上，举出了更多的史实，做了更为彻底的批判：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覩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柳宗元首先指出，在实行封建制的历史阶段，诸侯叛乱更容易产生，春秋战国时期如此，西汉建国初年也是这样。而在推行郡县制的时期，反而是容易长治久安的，像汉朝的孟舒、魏尚、黄霸、汲黯都是能够治理一方的贤良守宰。即使郡县守宰有罪，朝廷也可以很轻易地罢免他们。但是，诸侯要是叛乱的话，要想平定他们就很难了。
其次，柳宗元在论述国家之乱与封建、郡县之关系时，是将“政”与“制”，也即政治与制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划分开来了。制度的优越性，本来就是要靠人来贯彻实现的。如果制度不行，即便贯彻实现它的人再贤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制度很好，实现它的人不好，当然也不会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来。周朝末年，诸侯纷争，战国林立，说明封建制已经衰落，且已成为国家大乱的一大根本原因。这是“制”不行，导致“政”也不行。周之亡，其“失”主要在于“制”，而非“政”。至于秦朝，郡县制本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但秦朝却没有利用推行好这种制度，原因在于施政者残酷暴虐，令百姓怨愤不已，最终被推翻。秦之亡，其失不在“制”，而在于“政”。因此，柳宗元就比此前诸多反对封建制的论者，思路更为清晰，分析得也更为辩证透彻。
另外，柳宗元还联系唐朝的社会现实提出施政方略。他说，现在国家全部实行的是郡县制，在郡县设置了守宰，这种制度是沿用被历史证明了的好制度，当然不能改变了。那么，在现有的郡县制下，怎样才能做到国泰民安呢？办法有两个：一是“善制兵”，二是“谨择守”。只要朝廷善于控制军队，同时又能很谨慎地挑选出地方官吏，那么国家的政治就能清明太平，不会发生叛乱了。其中，“善制兵”一条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因为柳宗元在前文已经讲过，当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如果朝廷能够控制好兵权，应该不会发生这么多的藩镇叛乱。
接着，柳宗元又针对几种将封建、郡县制度之争与国家治乱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一一进行批驳：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柳宗元认为，那些持实行封建制政权延祚长久、实行郡县制政权短促的观点的，肯定不是什么懂得治国之理的人。试看一下史实：魏晋两朝实行封爵的制度，与汉初之封建制差不多，但魏晋的国运并不长久。而唐朝至当时时代，实行的是郡县制，已经享国两百年，国家基业仍很稳固，这与封建制又有何关系呢？
又有人说，殷周两代开国的圣明天子都没有改变封建制，后世之人就不应该再反对和质疑了。对此，柳宗元同样予以驳斥。他说殷周之所以不改变封建制，是有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汤、武当时是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定秩序，而保留旧有的制度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这种“不得已”，也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相反，他们倒是怀着让诸侯为自己出力，达到保护自己子孙后代的私心。而秦代开始实行改革，推行郡县制，从制度上讲才是真正的“公天下”。当然，从秦始皇的政治动机讲，也是有私心的，其私心在于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威，使天下之人都臣服于他。不过，中央集权以天下为公的制度，确实是从秦代开始的。
柳宗元在此对封建、郡县两种制度孰为“公”、孰为“私”的分析，与维护封建制的曹冏、陆机等人正好相反。曹冏曾说：“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裴松之注引《六代论》）陆机也说封建制：“分天下以厚乐，而己得与之同忧；饗天下以丰利，而我得与之共害。”（《陆机集·五等诸侯论》）但果真如此吗？柳宗元通过对史实的分析，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公天下”，实际上是指打破血缘纽带的限制，而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政权。郡县制在这方面，确实比封建制要进步得多，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确实要优越于封建制。
那么，怎么样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使社会能够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呢？柳宗元最后总结为：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柳宗元之所以反对封建制、维护郡县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由，就是封建等级制会压抑人才，只有在郡县制度下才能真正举贤用能，最终致理兴化。当然，在现实中，朝廷用人还是很混乱的，对此他深有所感。比如，他在《复吴子松说》中就批判过当时用人不公的社会现象，并对之恨恨不已：“人或权褒贬黜陟，为天子求士者，皆学於圣人之道，皆又以仁义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辞窥貌，逐其声而核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瞀祸贼、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多清明冲淳、不为害者。彼非无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犹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是不可能以大公之心来选拔人才的。那么，只有用好的制度，才能保证选好、用好人才。而在当时，只有在郡县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普通士子的政治积极性，选拔出真正的才士。因为朝廷可以根据政绩得失来选择、升黜守令，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最终治理好国家。
总之，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彻底批判了封建制。最为关键的，是他能够深探本源，结合实际，通过反封建来反对唐代的藩镇割据，通过反封建来向残余的士族世袭势力争取庶族士子的政治权利，因而使得文章既有理论深度，亦具现实批判性，遂成为中国古代一篇精彩的政论文。
七、《封建论》的历史评价和现实意义
柳宗元的这篇《封建论》，后来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赞赏和高评。苏东坡的《志林》就认为：“昔之论封建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续集·论封建》）评价可谓无以复加。宋祁在《新唐书·宗室传赞》中转述柳宗元此文大意之后，也认为文中所论“诚然”，并且认为“唐有镇帅，古诸侯比也。故王者视所救为之，勿及于敝则善矣”，明确指出柳宗元此文所论之封建，实际上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是针对藩镇割据问题而发的，而且他也同意柳宗元提出的建议，希望朝廷“善制兵”，平定藩镇叛乱。而宋代另一位史学家范祖禹也在介绍了此文主要观点后发表评论道：“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因时制宜，以便其民，顺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后世如有王者，亲亲而尊贤，务德而爱民，慎择守令以治郡县，亦足以致太平，而兴礼乐矣。何必如古封建，乃为盛哉！”（《唐鉴·太宗》）他也是十分赞同柳宗元的观点和主张的。
1973年8月，毛泽东主席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言诗一首，标题为《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当时，毛泽东主席写这首诗是要和郭沫若进行商榷。郭沫若当时已届81岁高龄，所以毛泽东称之为郭老。郭沫若在1945年时曾经出版过《十批判书》，由《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十篇文章组成。郭沫若在书中推崇孔子与孟子，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郭沫若对早期的法家也是比较肯定的，而对韩非子的“法术”，即“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集权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可见，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对儒法两家都是有褒有贬的，并没有特别推崇哪一家，更不能说是“崇儒反法”。但毛泽东则不然，他在1968年10月31日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当着郭沫若的面说：“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劲。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到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林彪等人曾骂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毛泽东就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并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特别欣赏柳宗元的《封建论》，主要是因为柳宗元对秦始皇反封建的肯定。秦始皇在短短的十多年内灭掉了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用统一的中国代替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表明毛泽东对秦始皇废除封建制推行郡县制这一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当然，毛泽东对历代功臣“匹夫逐利”，目光短浅，终成利益集团的教训十分警醒。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将之与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联系起来思考，也是很自然的。“莫从子厚返文王”，则在对柳宗元的《封建论》的高度肯定中，批判了各种历史倒退论，自然也包括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肯定孔孟之儒观点的批判。毛泽东奉劝郭老要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要在废封建、立郡县这一点上退回到搞分封诸侯的周文王时代去。事实上，郭沫若在读到毛泽东此诗后，也马上回了一首《春雷》，诗中云“肯定秦皇功百代”，“柳论高瞻灿若朱”，表示十分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但实际上，毛泽东晚年的心声，在当时是无人能理解的。
虽然毛泽东对柳宗元《封建论》的高度评价有其特定的政治用意和历史背景，但是不可否认，柳宗元的《封建论》确实具有思想上的特异之处和历史先进性。
首先，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反对封建制，认识到封建制本非“圣人意”，封建制被郡县制所取代，是“势”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使然。柳宗元的这个观点，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的。
其次，柳宗元在分析历史问题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历史的迷雾，辩证地看问题，对秦亡问题，对封建制、郡县制孰公孰私问题，对用封建制、郡县制治政孰难孰易问题，以及制度与为政之间的矛盾，改革的历史意义与改革者的主观目的之间的矛盾的论述和辨析，都十分精彩和透辟。
再次，柳宗元的《封建论》并非就事论事，更非空发历史议论，而是能够紧密地联系现实政治问题，针对当时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藩镇割据，在旗帜鲜明的批判中，提出了“善制兵”、“谨择守”、要“得人”等积极策略。理论联系实际，破中有立，针对性、建设性都极强。
最后，柳宗元还全面地总结了封建制及藩镇割据的危害，坚决维护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富强、用人制度的公正。
柳宗元的《封建论》在21世纪的今日中国，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柳宗元的这篇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了我们启迪：
第一，可以警醒我们时刻要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境内外各种形式的分裂活动。
第二，可以为政府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在事权、财权和人权方面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三，柳宗元所提出的“善制兵”，则警示我们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四，要反对特权思想、宗派主义。封建制，就是贵族世袭制，就是特权政治。反对封建制，就是要反对特权思想，反对搞小集团、拉山头。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藩镇割据这样危害中央权威、国家安定的后果。
所以，柳宗元的《封建论》对于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是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的。
因循与创新
邓小南
北京大学
宋代是承前启后的时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特殊的立国环境，迫使宋代内政选择因循求稳的政策。因此，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之法下，国家治理如何处理好因循与创新、效率与制衡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习近平
历史学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反思，因为历史处理的所有问题，都是过去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完成时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这些事情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让我们能更加智慧地去认识中国的过去，在未来的道路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本篇以“因循与创新”为题，通过分析宋代的文官制度，让我们去做一些反思。
习近平同志反复地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历史可以观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所以，不管我们来自哪个学科，不管我们具体的追求是什么，我们都要在历史的脉络里面寻求未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要有中国特色呢？原因是我们无法与中国传统文化隔离开。我们今天的优势，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都是与这个传统文化有关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要往前走，就要对我们走过来的“历史的中国”，对于这样的传统文化，有所认识。
2014年，哈佛大学推出的一门网络公开课开篇就说到，理解今日中国的关键，在于认识中国的过去。我们从哪里来，注定了我们往哪里去。
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都处在没有帝王的时期，虽然有王，但是没有皇帝。秦始皇的时候才开始有了皇帝。所以，从秦始皇时期开始，一直到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期，差不多是2000年。我们今天要讲的宋朝，是这个2000年历史时期的中段，如果我们把这2000年的帝制时期打一个对折，折线的地方，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宋代。
宋代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在这个王朝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一直都有一些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女真民族建立的金，蒙古民族建立的政权，前期叫大蒙古国，后来就是元。所以，这一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现在我们说南北朝，都是有特指的，但是宋代这个时期，实际上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我们说到这个时期的时候，自然都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
一方面，宋代在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这些方面，应该说都是领先于当时的世界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会看到，它的周边一直受到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的挤压，而这种挤压，又导致它的内政趋于因循求稳。在这个时期，它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朝代的时候，会有非常深刻的思考的空间。
如果把宋代放到一个中国历史的长时段里面去看，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当我们说到历史的长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经常会碰到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延续”，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变迁”。也就是说，历史一步一步地走来，都是由延续和变迁这两者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是相辅相成，另一方面也相互冲突、相互摩擦。钱钟书先生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说到文学会说唐宋诗词，会把唐宋连在一起讲；说到绘画会说宋元文人画，会把宋元联系在一起讲；说到学术思想会说汉学、宋学。也就是说，宋代是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上面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历史时期。
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唐宋时期有很重大的变革。这样的一种说法，被概括成为“唐宋变革论”，强调宋变迁转型的一面。2003年以后，又有学者提出，宋代是一系列变迁的集大成时期，是一系列新潮流、新现象出现的一个出发点。所以葛兆光老师在《“唐宋”抑或“宋明”》中说，宋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是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
二、生于忧患：立国环境与开国基调
宋代的立国环境，我经常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宋王朝，从立国之初就是伴随着忧患的。这种忧患一直伴随了它320年，直到宋灭亡。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宋代的疆域与汉代的疆域、唐代的疆域相比，有非常大的变化。唐代从安史之乱之后，它的疆域就急剧地收缩了。军阀混战的结果，就是将唐代分裂成了若干个国家。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期并不少，而且有的时候分裂也长达两三百年的时间。但是，如此彻底的分裂，即有十来个政权同时并存的状态，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很罕见的。直到宋代，赵匡胤完成了统一。他把并存的十几个小王国，统一起来了，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宋朝。所以，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各个主要王朝里边疆域最为狭小的。宋与汉、唐都不能相比，与后来的明、清也不能相比。
但是，宋代疆域狭小这个责任不能由赵匡胤来承担，不是他把那些疆域弄丢了，而是他继承的就是晚唐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王朝建立之前，那些区域就被一些其他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占并了。所以，宋这个王朝建立之初，就感受到来自周边的其他民族政权带来的沉重的压力。
我们现在会说，外交都是内政的延伸，就宋代的情况来说，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就是当时的内政选择，实际上是外交压力下的选择。宋朝觉得外部的压力很大，希望能够舒缓它内部的压力，所以宋代王朝，历来政策选择是比较谨慎、小心的，我们也可以说是因循求稳的。也就是说，外边有这么大的压力，内部不要再闹起来。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有一些传统观念在宋代这个时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说“中国”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词在我们的历史上产生是很早的。在先秦的时候其实就有这样的观念。不过当时的“中国”这个概念，和我们现在说的“中国”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不同的。现在当我们说到“中国”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象到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在这样的一个疆域里面，我们行使着自己的主权。这样一种概念——有确切的、固定的疆域，有主权的国家观，在我们先人的概念里，却是非常含混的。比如，在先秦的一些作品里面，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指中土，即居于天下之中的地方。国，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些邦国，逐渐引申为王国，再到秦始皇时，开始有了帝国。所以，那个时候对于“中国”的理解，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时候的人们，也会想到“中国”，也会把它和一个空间的概念联系起来，但是，当时的空间，是没有明确的疆域边境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先民都会把“中国”与“天下”等同起来。在他们的心目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我们延伸到的地方，那些地方都是我们的领土。所以，那个时期，当人们把“中国”和空间联系在一起考虑的时候，这个空间实际上是一种想象的空间，而不是一个有确切疆域的现实空间。
如果用西方概念来套，宋朝可算是一个典型的有固定边界的民族国家。宋代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我们今天说到宋太祖、宋太宗，会觉得他们好像是一世英主。但在当时其实不是这个概念。在他们之前，社会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宋太祖以前，那个时候的中原地区曾经先后出现5个王朝，5个王朝有14个皇帝，14个皇帝一共才53年时间，每一个皇帝平均才几年的时间。那个时期，其实一直都是扰攘不定的。而这样的一种局面，是怎么能够安定下来的呢？这个就涉及北宋的内政问题。
皇帝即位时都会颁布即位诏，就是一份面向全国军民的告军民书。在赵匡胤的即位诏里面，他说：“革故鼎新，皇祚初膺于景命；变家为国，鸿恩宜被于寰区。”也就是说，他面对的任务和责任，就是要革故鼎新、变家为国。“革故鼎新”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如过去那些遗留下来的，有严重问题的制度彻底地改变掉。所谓的“鼎新”，就是要让这个王朝呈现出来一种新的面貌。“变家为国”这样一个说法，则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秩序的观念、文化的概念，有着直接的关联。
比如说“国家”这个词，一方面是国，一方面是家，其实国和家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当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一个词时，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我们想找一个对应“国家”的英文词，我们可能会把它翻译成country，state或者nation，可惜不管用哪一个词，它都不是国和家概念的叠合。但在我们的文化背景里边，却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儒家长期以来，它的那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观念，实际上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秩序的链条，是一个由内向外、一步一步延展出来的一种整体的社会秩序。用一套制度把家与国联系起来，这叫变家为国。这件事是赵匡胤干的。其实，他主要做的就是定制度、定规矩。赵匡胤做了皇帝，实际上他就由一家之主变为一国之主了。
赵匡胤做了17年皇帝，他去世后，由他的弟弟继承皇位，成为宋代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宋太宗即位后，也颁布了即位诏。在这个即位诏里面，他说，他哥哥宋太祖，创业垂20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八个字是非常关键的。宋太宗把他哥哥做皇帝期间的所作所为，就用这八个字概括、提炼出来了。“事为之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所有的事情都要预先防范，而不是说出了事以后你再去堵窟窿。“曲为之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曲”就是周全的意思。“曲为之制”，也就是要周全地进行制约。所以，这八个字放在一起，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防微杜渐。这样的一种治国原则，在宋代，包括在后来人的心目中，都会把它称为一种防弊之政，也就是它的出发点是防范弊端。
为什么宋太祖会选择这样一种出发点，并且又强调这样的出发点呢？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当年身处的那样一种历史环境，乃是非常动荡不安的。而这种动荡不安，使他们想到了必须防患于未然，必须要有规矩。所以，他们提出要“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宋太宗就表了一个态。他说：“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意思是他哥哥定了规矩，他也要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他们立下来的这个规矩，被称为宋代的“祖宗之法”。定这样一套祖宗之法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保证这个王朝的长治久安。
王朝的长治久安以什么作为抓手呢？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能把它贯彻下去呢？宋人的很多著述里面，都提到这样的两个词：一是“立纪纲”，二是“召和气”。两者像一个车的两个轴一样，缺一不可。“纪纲”在欧阳修的笔下，称之为纲纪或者法治；“召和气”，其实当时的人都是把它与道德、仁义，或者说与仁政联系在一起。树立制度和感召和气，这两者是不可偏废，联系在一起的。
宋朝是一个帝制王朝，帝制王朝基本上是专制王朝。但是专制的程度、专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一种缺乏分析的说法。宋代的朝政，在中国历代帝制王朝里面是最开明的。这是因为皇帝也要守规矩。在这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其中一个是说，宋太祖刚当皇帝不久，他问宰相赵普，天底下什么东西最大啊？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所以，赵普想来想去，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才好。皇帝一直在催问，最后赵普就说，“道理最大”。皇帝觉得说得很不错。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呢？对这件事情最早的记录，来自于沈括的《梦溪笔谈》。文中记载，“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那么，过去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沈括是从什么地方、什么途径听说这个传闻的，这个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宋代的人都倾向于认为有这么一回事。宋代官员给皇帝写建议、打报告的时候，都会提到“道理最大”。
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据说他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刻在一块石头上，这块石头藏在太庙里面。这块石头上面写着什么内容呢？他说是他的一个宣誓，即不杀大臣，不杀言官。言官是做什么的呢？他们就是给皇帝提意见的人。宋太祖的时候有没有杀过大臣呢？其实是杀过的，但基本上是两种罪名：武官被杀多半是因为面对战场，畏葸不前，就是让他上战场他不肯去，临阵脱逃；文臣基本上都是因为贪污。没有人是因为给皇帝提意见惹恼了皇帝而被杀的。也就是说，在宋朝历史上，基本上没有人因为进言而被杀。所以，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说，六朝和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文章写得也好。
三、效率与制衡：宋代的文官体制
我们国内，反腐倡廉，经济改革，其实都离不开制度的建设，离不开制度的调整。这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要注意历史上制度的延革。曾荣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说：“路径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并在经济绩效的模型中确定它们）。”路径的依赖，是说过去的那些制度，还会影响后来制度的走向。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制度和人事这两者其实是不可分的。我们通常有一种很单纯的观念，觉得制度都是好的，制度是客观的、中立的，但人事可能有不同的利益选择。人事影响到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就会发生扭曲。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能摆脱人事的。所有的制度在它建立、设计的时候，一定就是保护一些人的利益，而限制一些人的利益的。所以，制度在它产生的时候，必定就是跟人事相关的。在它的执行过程中，实际上也是跟人事分不开的。
制度还不光是与人事有关系。我们也会看到，制度与事件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很多制度的出现，就是因为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事件，引起了大家的反响或者说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为应对危机、事变，因而才设计出一些新的制度，或者说去推动，去限制某些原先的制度。所以，制度的出现，往往也与事件的倒逼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制度不光是与人事有关，与事件有关，制度与制度彼此之间也有关联。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所以，制度运转的实际状态，也是我们在讨论制度问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过去，我们研究历史，分析中国古代有什么样的规定。分析完规定就完了，我们不太会去讨论下面是怎么执行的。实际上，就我们真正的研究而言，不光要看到这个书面的规定，还要看它是怎么运行的。它运行的状态，实际上就是这个制度的生命力所在。
宋代的制度和隋唐的制度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
隋唐时期，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是哪三个省呢？三省就是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的长官都是当时的宰相。这三省是有分工的。中书省是负责出令的，出令，就是国家的红头文件是由他们来起草的。但是，文件起草了以后，不能马上发下去，还得有一些人来审核，谁来审核呢？这就得由门下省来审核。假如门下省认为不行，这个文件就要退回去重新议；假如门下省说这个文件可以了，就会发到尚书省，尚书省就是负责执行的。为了避免三省之间相互扯皮，三省的长官会来政事堂，即宰相共同的办公地点，讨论事情要怎么解决。在政事堂议事之后，中书省再去起草，门下省再来审核，然后送到尚书省执行。
尚书省是一个执行部门，涉及各方面的事情，所以底下会设六个部，六个部分门别类地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比如吏部，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人事部；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当时的人力资源，都是在户部的；礼部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和教育部；兵部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刑部，主管从立法到司法的全部工作；工部就像建设部。这样的一种结构就是“三省六部制”，呈现为“金字塔”式的结构。塔的顶端是皇帝，下面是政事堂，然后是三省，然后是六部，每个部里都有四个司，所以是六部二十四个司。
宋代官僚机构的构成方式，和隋唐有明显的不同。
在宋代，皇帝下面有一个所谓的御前会议。什么叫御前？御前就是在皇帝面前开会。刚才我们说到隋唐的政事堂会议，只有宰相出席，一般的事情他们商议好就定了，只有重大的事情才会报到皇帝那里。但是宋代不一样，宋代召开御前会议时，这些宰相议事是在皇帝面前议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宋代的皇帝更加站到了“前台”，政治事务，国家重大行政事务的处理，皇帝参与的方式更直接。
宋代不是“三省制”，而是“二府制”。所谓的二府，一个是中书门下，处理行政事务的；另外一个就是枢密院，枢密院是处理国家军政事务的。这两个机构，就被称为二府。二府是当时国家的核心机构，但是在二府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部门。比如说负责财政事务的三司，负责监察事务的御史台。二府、三司和御史台，都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什么事情都直接拿到皇帝面前去报告。皇帝每一天都要分批接见这些人。御史台是监察部门。唐代的时候也有御史台，但是唐代的御史台是宰相的下属机构，这样宰相选择御史台长官的时候，不会成心选那些和他们过不去的。因此，唐代御史台监察的对象主要是中下层的官员，而不是位于官僚体系最高层的宰相。但是，宋代不一样。宋代的御史台不是向宰相负责，而是向皇帝负责，它不是宰相的下属机构。御史台的长官不是由宰相任命的，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所以，我们在宋代的材料上看到很多御史台官员弹劾宰相的情况，他们会监督国家行政体系的最高官员。总之，宋代的政务管理机制幅度比较宽，层次比较少。所有的机构几乎都是平列的，都直接向皇帝禀报，是相对“扁平式”的。
唐代与宋代的官僚制度还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在设计的时候会注意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个官僚队伍要有效率。国家的什么事情，如行政事务、军政事务，不能处理不下去，必须在执行时有效率。二是当时的皇帝，不管是哪一个朝代的皇帝，都不放心把所有的权力交给同一部分人。所以，在机构的设计上，肯定是有制衡的。各个机构之间，会有相互的制衡。因此，追求效率的方式和设立制衡的方式不同，就决定了当时中枢机构设置的不同。
唐代中书省是出令的，门下省是审核的，尚书省是执行的，也就是说这三省的三个部门，组合起来就像一个链条一样，每一个部门都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所有的政务，都要通过整个链条。而在这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要守土有责，一个部门把守一个关卡，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部门。所以那个时候的制衡方式，是这一个链条上不同的程序、不同的环节之间的相互制衡。也就是说，唐代的官僚队伍都是有分工、有合作的。它的分工是一种程序上的分工，也是一种程序上的制衡。
宋代不一样。宋代也是有分工的，但在分工的基础上也有合作，相互之间也有制衡。宋代怎么分工呢？宋代所有的行政事务都由中书门下处理，所有的军政事务都由枢密院处理，所有的财政事务都由三司处理，所有的监察事务都由御史台处理。它是以事务为中心的分工，而不是以链条环节作为一个分工的基础。它是根据事务的特点，把这些事务分别发送到不同的部门里。宋代的分工更专业化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唐代的三省，任何一省都不可能把控所有的权力；宋代的二府，任何一府也不可能把控所有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有分工的，都是有制衡的。但是分工和制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既有当时特定的背景的影响，也有那个时候对于效率的追求方式不同的影响，从而造成了这种不同的结果。
四、宋代的“言路”
什么叫“言路”呢？“言路”就是提意见的路径。上层要了解底下的社情民意，底下那些社情民意要反映到上面去，这就需要有一条合适的渠道来维持。我们知道，重大的决策都是有赖于信息的。而基层的信息、底下的信息，上边是不是能知道，是不是能够如实掌握，上面的精神或者皇帝那儿出来的红头文件，底下是不是也能了解，是不是能贯彻，历朝历代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宋代有一种说法，叫“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什么叫“台谏”呢？“台”就是御史台，“谏”就是谏官。这个谏官可能品级是很低的，御史台官员的品级可能也是很低的，最低的只有八品。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一共九品，而有一些谏官、一些御史台官员只有八品，所以他们的地位其实是比较低微的。但是他们的权力并不小，以至于在当时被称为是“立国的元气”。
欧阳修在北宋第四个皇帝宋仁宗的时候做过谏官。他说，谏官虽然地位很卑微，但是我们的作用几乎和宰相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天子是在权力的顶端，一边是宰相，另一边是谏官，他们之间似乎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
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宋代有所谓的多层多途的进言方式。多层是什么意思？多层是指上下之间有不同的层级。多途是什么意思？多途是指有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来源。进言历来是大家很重视的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现在说到唐太宗，大家脑子里首先就会想到他说过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魏徴，是唐太宗时候进言的一个名臣。他和唐太宗说，为什么皇帝你要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呢？因为“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广泛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很可能就被少数人蒙蔽起来了，你的耳目就被堵塞住了。
历代中，宋代官员向皇帝进言的机会和途径是最多的。在宋代，皇帝的指示必须和大臣商议，在商议了之后，再颁布出来的，才会被外朝承认为皇帝的圣旨，认可是皇帝发布的文书。“不经二府，不为圣旨”的意思是：明明是皇帝说的，但是这个事没有经过二府讨论，那么这个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往下传达，也不能被承认为是圣旨。
而言路之官，就是指御史台和谏院官员。他们不是在一件事情做坏了以后才开始弹劾，而是在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报告往上报，上面往下面发文件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提意见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还没开始做，他们就可以开始提意见。他们在看到指示，或者看到报告时，就可以介入，提出他们的意见。所以，这个监察的过程是一种全方位的。
还有一个是“御笔手诏”，即皇帝亲手写的条子。有一些事情，皇帝有意想绕开正式的程序去推动。比如说他个人欣赏一个什么人，想提拔一下那个人，走正式程序可能就提不上去，于是皇帝就写了一个条子，找人直接送到某一个部门，让他们按皇帝交代的意思办，这样就可以不经过那些正式程序。这样一种情况，在宋代被称为“内降”，“内”就是指大内，“内降”就是指从宫廷里边直接“飞”出来的一个指示。但这个“内降”在宋代受到外朝官员非常强烈的抵制。宋代有一些记载，说到这一类的事情。比如说有的人劝宋仁宗，说宋仁宗你要大权独揽，既然你是皇帝，你说话必须得算数，你的话他们都不落实，这还能办事吗？宋仁宗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他当场就表了一个态，说天下的事情不能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看看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不是都是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呢？宋仁宗中期，当时吏部侍郎兼枢密使杜衍，管人事任免，而皇帝的条子往往都是送到他这儿来的。条子送到杜衍这儿，杜衍就把它放在一边，再送来一个还是放在一边，竟然都没有去执行。结果等皇帝的条子攒了十几份了，他就把它们装在一个口袋里，给皇帝送回去，说：这都不行。
谏官欧阳修入对，皇帝就问他，外边的人知不知道杜衍把这些“内降”的条子都封在一个口袋里给我退回来呢？可见皇帝也觉得这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宋代并不是偶尔出现的个别例子。宋光宗时，有一个叫楼钥的人。这个人被宋光宗提拔为中书舍人，即代皇帝立言。每一次都做得很到位，如果他觉得皇帝有做得不对的事，他都会退回去，从不回避。内廷里边有人找到宋光宗，想要点好处，皇帝说，“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且已”。那个时候的官僚机构都是有制约的，皇帝不愿意把权力放到某一部分人手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宋代外廷会抵制“内降”。
进言，有轮对、奏对。轮对、奏对就是指京城以内的八品以上官员，都有机会轮着跟皇帝个别谈话。因为是一个一个机构轮着与皇帝进行谈话，一方面，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皇帝倾诉，给皇帝提建议，提看法。另一方面，也是皇帝考察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看看究竟哪些人是有眼光的，是这个官僚队伍里值得提拔的。结果当时，“抱才气者皆以得见上为喜”，一天一天算着，什么时候该轮到皇帝接见我了，于是先把要发言的提纲列好了。但是，那些“碌碌者颇以转对为忧”，不知道到时候该和皇帝说什么，怕三句话讲完就没了，皇帝反而因此看不上他。
陆九渊是南宋的一个大儒，因为所有人与皇帝见面的时间都已经排好了，所以基本上可以算出来什么时候该轮到他去见皇帝。于是他忙着准备材料。朱熹在哲学理念上和陆九渊其实是两派，但他们都关心当时的朝政。所以，朱熹就和他的学生讲，我们这批人里边，就数陆九渊最会说话。他鼓动他的学生去给陆九渊写信，说陆九渊你见了皇帝应该说这个、应该说那个。这样，陆九渊在上朝之前，就写了5份发言稿，准备到皇帝那儿去谈。到了淳熙十一年，宋孝宗的时候，果然就轮到他了。因为跟皇帝谈话是有时间限制的，皇帝不可能听你长篇大论，所以，他把要点都谈了以后，又把他写好的书面东西留在了皇帝那个地方。后来这次谈话的内容收在他的文集里，因此，我们现在才会知道他当时谈了什么内容。
他跟皇帝究竟谈了什么呢？他说，陛下，你当皇帝已20多年了，但还比不上唐太宗那短短几年呢。北方地区已被女真人占了去，当时南宋一直有一个口号要打回北方去，但是一直没打过去。“版图未归，仇耻未复”，我想到你干的这些事，我都觉得寒心。陆九渊跟皇帝就这么直截了当地讲，几乎是训斥皇帝。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光是给皇帝提意见，也会说当朝这个宰相怎么怎么不好。所以，一般宰相都会算计着，下边该轮到谁对话了，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刺头，就是专门给宰相提意见的，便趁着还没轮到他，赶紧把他调去干别的事。当时的轮对，是按机构轮的，一个机构轮完了轮到下一个机构。所以，有时候，宰相算着该轮到哪个机构了，如果那个机构里有一个刺头，就会派他出一趟差，等他出差回来，他这个机构已经轮过去了，轮到下边一个了。
轮对、转对，都是行政体制规定之内的。还有一些是行政体制规定之外的，包括皇帝跟他的老师的对话。老师本来是应该教他读史、读经的，像司马光就是给皇帝读《资治通鉴》的。那个时候王安石变法，因为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意见非常不一样，所以，当时皇帝几乎每次和司马光读完了书以后，都会把司马光留下来，问他外朝对王安石变法有什么意见。这个也相当于是提供信息的途径。当时他们之间的谈话，非常坦率，非常诚恳，就像朋友一样交谈。宋代的皇帝一直有这种观念，就是所谓的“议论相交”。持不一样政见的人，要让他们同时在朝廷为官，这样就免得你只听一面之辞，你的决策被一种力量所影响，甚至于被控制。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在朝廷里边有王安石变法，但皇帝一直想留着司马光在朝为官的，到后来是因为司马光不愿意跟王安石共事，所以他才去洛阳了。
另外，行政体制之外的，也即规定之外的，还有所谓的“夜对”。宋孝宗的时候，就曾跟很多人夜对。夜对就是各个部门都有值夜班的，晚上皇帝就会找这些值夜班的人谈话。值夜班的时候谈话，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在殿堂上谈话的时候，皇帝是端坐在上面的，下面的那个人跟他距离是比较远的。而晚上谈话，是在偏殿里边，没有那么严格的殿堂里面的规矩。皇帝跟召来的人离得非常近，被召来的人都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管自己心里想到的是什么，都想掏心掏肺地跟皇帝说。这都是奏对的途径。
五、走向严密与开放的科举制度
当时的官僚队伍里边活跃的这些人，他们是从哪来的？他们是由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许多人会把科举和高考相提并论，实际上，科举和高考是性质非常不同的两种制度。
高考选出来的人是去哪里？无非就是进哪一所大学。但是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是进官僚队伍的。所以，科举制度是认定你这个受教育的过程已经结束了，你现在就要上岗了，要做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度和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更接近。
科举制度其实是隋炀帝创立的，到1905年才结束，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持续了约1300年的时间。隋炀帝虽然创立了科举，但当时取士非常少，所以对整个官僚队伍的结构，未产生明显的影响。到了唐代，这个制度就确立下来了。那么，宋代的科举制度和唐代有什么区别呢？我想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个制度走向严密，走向开放。通常我们会认为，一个制度，一旦强调严密，肯定就不开放；一旦强调开放，肯定就不严密。但是，宋代的科举制度，恰恰是通过它的严密化，保证了它向更多的人开放。举个例子：
唐代科举考试的时候会指定一个人做主考官。唐代中期，有一次科举考试指定了一个主考官，这个人就是崔郾。他被指定了以后，很多人来找他，其中一个是太学里的老师，即吴武陵。他来推荐他的一个学生，此人就是杜牧。老师吴武陵拿了杜牧的一篇文章给崔郾看，崔郾一看，觉得确实是好文章。老师就说了，既然你也认为是好文章，那就请赐侍郎与状头。状头就是状元。崔郾说已经有人来找他了，你来得太晚了，状头已经内定为别人了。老师就很不高兴了，说你至少得给他第五名，他文章写得这么好，再不得第五名，就太没面子了。崔郾就答应了，老师就走了。周围的人问，这个老师推荐的是谁呢？崔郾就说是杜牧，于是有人就说杜牧不行，为什么说他不行呢？因为他不拘细行，道德品质上有瑕疵。但崔郾说，既然已经答应吴老师了，杜牧就算是杀猪的、卖酒的，今年也不能改了。他很重视自己的承诺。这一年，杜牧确实就是以第五名被录取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绝对就说他一定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中学校长推行实名推荐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老师就是来实名推荐一个自己的学生。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保证，就会受到强烈的质疑，科举的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
宋代的科举考试和唐代的科举考试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说的制度上的创新。比如在一张卷子上面都会写上你的姓名、籍贯以及家庭背景。但唐代的这些信息是透明的。为什么杜牧那张卷子能挑得出来呢？就是因为杜牧的名字写在这儿，能把他直接找出来。而宋代开始实行糊名的制度，糊名是什么呢？就是你名字写在卷子上，但是你卷子一交，监考官就把你的名字遮住了。这有点像现在的高考，这个就叫糊名。因此，主考官在判卷子的时候，看不出来这个是谁的卷子。所以，当时的人说，唯有糊名公道在。对于孤寒者来说尤其如此。“孤寒”是什么意思？“孤”就是朝廷里没有人支持你，“寒”就是寒门子弟。在“无知之幕”状态下，其实是对无背景者有利的。你要是腰缠万贯，想出人头地，也不用走这一条路。你要是又孤又寒，还想脱颖而出，那你就只好去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这个是看本人能力的。
苏东坡有很多追随者，其中一个是李廌。元祐三年的时候，李廌报名参加科举考试。正好这一年苏东坡被指定为主考官。宋代和唐代不一样，主考官在朝廷上一经指定，当天就不能回家了，就要进贡院，就好像现在说的考试院一样，考试院就锁门了。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电脑，所以，里边的人与外边的人是没有办法再联系了。苏轼想这个李廌一直是他的学生，跟着他写文章，而且他对李廌的风格也比较熟悉，所以判卷子时，拿到其中一张卷子，苏轼以为就是李廌的，非常高兴，就把它列为第一名。然后，其余人的卷子都判好了，成绩都确定了，名次都排好了，才会把上边的原来贴住的一个代号拆开。拆开一看，发现不是李廌的，而是他政敌章惇的儿子——章援的。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而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属于司马光一派的，所以等于是选了一个政治上对立派的儿子。但是，这个事是不能改了。这一年选出来的第一名，就是章援。李廌很伤心，决定再也不考了，就回家了。苏轼写了一首诗送他。其中两句是：“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意思是说，有5000张卷子在我这儿，而且都是封着名字的，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我知道你当然不会感谢我，可是你也不要因此而埋怨我吧。通过以上这个例子也说明了，科举考试通过制度的严密化，保证了这个制度的公平性。
南宋快结束的时候举行了一次科举考试，这次的第一名是文天祥。文天祥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没做过官，都出自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换句话说，是个地主，但是没有出过做官的人。当年文天祥这一榜一共录取进士601个人，其中官僚出身的有184个人，平民出身的有417个人，因此，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官僚出身的。这种情况，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个时候录取的一些进士，基本上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而被录取，而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科举成绩而被录取的。
正是因为这样，一批比较有志向，而且有能力的人，被选拔了出来。这些人对当时的国家，都有一份责任感。我们都知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很高尚的情操。但是有这种情操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张载曾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是一种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的体现。方庭实，只是一个八品御史台的小官。他跟宋高宗说，天下是中国的天下，祖宗留下来的天下，是群臣、万姓、三军的天下，不是你陛下的天下。天下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大家可以共同来为天下的事情做主。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批人，他们不光是在文化上、在道德上有自己的修养，在当时的国家治理体系里，也成为了一个政治的主体。
科举制度，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实际上通过科举制度，培养出了一批士人。而士这个阶层，在中国历史上担负起治理者的责任，这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是有直接关系的。
六、设官分职：文官管理制度
宋代对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又是怎么实施管理呢？考绩是一种重要方式，我们用实例来说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边藏着北宋宰相、《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的告身。告身是什么意思呢？告身就是他的委任状，也就是官方发给他的一个正式聘书。这个委任状有多长呢？它有5.94米长。我从来没想过一个官员的委任状竟会有那么长。与委任相联系的是考绩。宋代官员是如何考核治理能力的呢？
2005年，在浙江武义，发掘了徐谓礼夫妻合葬墓。在这个墓里边发现了三类东西：一是宋代给徐谓礼历次做官的委任状。他23岁开始做官，54岁死亡，这30多年的时间里边，一共当了13任官员，每一任都有委任状。一共有两卷，这两卷纸质的文书在外面都封了蜡。二是敕牒。三是徐谓礼的印纸。印纸就是每一次履职情况的记录。这个记录载明干了什么事，这件事干得怎么样。就一个官员来说，这是一份最完整的资料。
通过了解徐谓礼文书上的记载和填报的信息，可以得出结论，在那个时候，这样一种填报，这样一种记载，它的重点主要在于记录，而不在于评价，不是拿这个作为评价一个官员的标准。这样的情况，其实也会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即这种考核是非常形式化的，其实不能有效考核官员的能力。最后引出我们的思考，就是我们在看一个制度运作时，不仅要看书面的规定，也要看到这个制度在现实中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这种制度的运作当然是和行为有关系的。现在我们说到政治制度的时候，总是想到制度的执行者、制度的设计者、制度的推行者，但如果我们只想到这些，其实是远远不够的。从制度文化的层面来看，制度所产生的实际效应，不光是和制定者、施行者有关的，也是和这个制度的扭曲者、漠视者、抗拒者有关系的，是所有这些人互动而形成的这样一种实际状况。
从徐谓礼文书中，充分反映出制度怎样沦为了形式。这种形式主义的考核，不能真正表现治理者的能力，反而对不作为者有利。
七、宋代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代的文官制度有一个基本的设计理念。这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很多事情都是进行事先制约的，而且有很多制衡方式，包括官僚机构之间的制衡、官员之间的制衡、最高统治者和下边官员之间的制衡。这个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部压力很大的境况下，宋代的制度设计也有其因循保守的一面。
有人会说，在宋代的历史上，有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又有王安石的变法，怎么还算保守呢？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变法不过是在一种保守的底色之上凸显出的亮色。正是因为当时很多制度因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才使得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便激起了严重的反弹，方才导致了当时的一些变法、一些做法。所以，我们看到，宋代既有小心的应对，因循保守，又有言论开放，有防患于未然的积极的考虑。
1913年，严复先生在写给他的学生的信中有一段话，其中就说到，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喜欢史学著作里边的那种文学的格调，那么，宋代的历史是要特别注意的。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宋代的历史呢？因为站在20世纪的立场上，“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20世纪初期的中国，留下来的那种面貌和印痕，带着非常深刻的宋代历史的烙印，当然这个印痕包括很多方面，都深深地渗入到中国社会肌体之中。这就是光绪帝所说的“公事以文牍相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
对于这样的一份政治文化遗产，作为我们后来者，需要认真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