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因笔记”出发：马克思晚年笔记研究进路祛魅
刘阳(1)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晚年作了大量笔记，(2)有四篇被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以原文形式于1972年整理出版。其中一篇名为Marx's Excerpts from Maine,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略称为“Maine excerpts”即本文所谓“梅因笔记”。(3)在国内，对它的研究是从19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5卷出版开始的。在这一卷的注释193中有关于“梅因笔记”版本的简要介绍及内容评述。遗憾的是，“梅因笔记”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针对性的成果寥寥，多数时候是在晚年笔记的相关成果中被提及。(4)
马克思本人是否也不重视这篇笔记呢？并非如此。马克思晚年的所有笔记中，对“梅因笔记”的批注是最多的，据学者研究，有140余处。(5)且这一笔记和被一些学者认为处于核心地位并与备受恩格斯重视的“摩尔根笔记”处于同一笔记本，即在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编号B146号的笔记本上。(6)这显然不是马克思随意为之，而是有意将材料放在一起，以便于比较。那么马克思如此的重视和学界如此的忽视之间，一定有什么东西被遗漏了。被遗漏的可能恰恰是马克思重视的问题。已有的研究曾经涉及它了吗？他们是如何处理的？他们的处理方案为何失误？应如何接近马克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
二、如何认识“梅因笔记”的地位？
“梅因笔记”这一文本在马克思晚年笔记中占据何种地位？这应该是“梅因笔记”研究者所需要判断的头一个问题。这关系到晚年笔记或晚年人类学笔记是统属于一个新计划之下，抑或只是某个问题的研究延续。这一问题又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梅因笔记”是否可以从晚年笔记群之一的“人类学笔记”中加以区分；二是“梅因笔记”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自克拉德将四篇笔记整理发表，并在导言中对四篇笔记分别作出简评以来，对前一个问题争议不大。无论是在马克思的笔记本中，还是在整理后的文本中，“梅因笔记”显然不混同于另外三篇笔记，更与其他未发表的笔记无涉，这明显不同于马克思在评注中插入的其他著作笔记。(7)但不同的学者在面对后一个问题时态度不一，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梅因笔记”和其他笔记是平等的独立素材，虽然马克思在选取时有所考量，但彼此并无主辅之分。(8)另一种态度则倾向于包括“梅因笔记”在内的晚年笔记只具有功能性的地位，共同服务于“一部更有体系的人类学著作”或“一部哲学和历史理论巨著”。(9)不但有主辅之分，甚至就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摩尔根笔记”是核心，而包括“梅因笔记”在内的其他笔记各司其职。(10)
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不同，导致在处理材料时有所差异。是否可以从一个笔记出发考察马克思的思想，承认各个笔记独特的、独立的研究价值？抑或必须在一个总体的笔记框架内讨论某个笔记，将“这部由五本摘记和评注所构成的人类学笔记”作为一个先在的前提？(11)从一个笔记出发并不否认各个笔记的参照对比是必要的，但承认从单个笔记出发考察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方式无疑是更加合乎一般的研究规律，即承认马克思在研究时更可能着力于某个具体的问题点，而非全面书写一部大部头作品或全面推进一个宏大的计划。因为通过各个笔记之间的参照，有利于我们寻找这个问题点，而不是先入为主设定各个笔记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考虑所谓“四部笔记”或“五部笔记”都远未能概括马克思晚年研究，而仅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研究清理的一个暂时工作成果的情况下，不去预设一个宏大的目标或某种先在的前提，而从具体笔记出发进行考察应是较为谨慎的。(12)
持第二种态度的学者看到了马克思理论的体系性，在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时试图推导出马克思晚年的某种体系。但这样的看法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境，即在摘录的时候是否就已经存在一个庞大的、甚至远离《资本论》创作的计划。目前也没有证据支持马克思有更加庞大的计划，一切都只是学者的推理；而即使这个计划存在，这样的一种“计划”不但不见得有“总体性”，甚至有可能支持“认识论断裂”的观点。当然，不存在先在的计划，不等同于各个笔记没有共同的问题点。
我们始终要问的是，马克思切入的问题点是什么？研究“总体的思路”不应等同于研究的“总体性”推进。这样的问题点必须在单个笔记中寻找，并通过参照对比发现。如果从一个预设的思路出发，极有可能偏离焦点的。可资佐证的是，恩格斯在处理笔记时，也只是选取了庞大材料中的一小段，甚至从他所涉及的唯一笔记“摩尔根笔记”中的占比来看也是微不足道的。正如恩格斯所言，这只是一种稍稍的补偿，而不可能等同于马克思笔记的全部。“梅因笔记”和其他笔记有必要进行类似的单独分析，从单个的笔记文本出发，而不是以现代的观念反推马克思的意图，这是更加可信的顺序。
因此，承认“梅因笔记”的独立价值，在研究单个笔记的基础上推进晚年笔记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贴近马克思的问题。
三、已有解读方案的不足
“梅因笔记”解读方案，从现有的材料观察，实际存在一些固有视角和套路，这固然是当前研究的起点，却也已经成为覆盖在笔记文本之上的沉积层，遮蔽我们对马克思关注问题的搜寻。总体来说有两处存疑和三种套用线索，彼此交织，形成不同的解读方案。通过对它们的清理，我们期待进一步对文本研究的进路祛魅，并发现马克思重视的问题。
（一）两处存疑
1．是否应对笔记群定性
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被予以充分的重视始于20世纪70年代。时代的知识和政治因素不可避免地构成学者阐释的“前理解”部分，通观纷繁的论说，“梅因笔记”的研究一般包含两种视角下的研究路向：一种是所谓“人类学笔记”的研究(13)；另一种是所谓“古代社会史笔记”的研究。(14)这是两种研究视角的选择，也是对笔记群性质的确定。在貌似客观的两种划分之下，隐含的是不同学者的立场选择。而两种立场的争斗又涉及话语权力的争夺。颇为有趣的是，这两种阐释的进路大多统合在前文所论及的第二种处理材料的态度之下，即理所当然地认为“四本笔记”或“五本笔记”是一个整体，“梅因笔记”被包含于这一整体之中；抑或将1880—1882年、1879—1882年理所当然地认作独立的时间段，隐然地依据自己的划分方式推出两本“核心笔记”，即“摩尔根笔记”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并围绕它们展开笔记研究。(15)包括“梅因笔记”在内的其他晚年笔记各自被选择出合宜的部分服务于学者们的论述。
“人类学笔记”的进路往往着眼笔记中的家庭、氏族等元素，西方学者也常通过这一条进路推出“人道主义”“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两个马克思”“三个马克思”“女权主义”等命题，且暗与早前“巴黎手稿”的讨论遥相呼应。而“古代社会史”的进路则坚持笔记写作的目的是完善历史唯物主义、探索东方社会发展之路，往往和晚年书信，尤其是《给查苏利奇的信》及《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梅因笔记”常常仅被截取一些段落，其境遇仅是用以佐证马克思指责梅因忽视了氏族，佐证马克思要告诉梅因道德与国家是第二性等观点。
但困难的是，前者难以回答这几个笔记为什么可以被理所当在地作为一个整体。克拉德指出这几本著作都主张进化学说，但克拉德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这几本笔记并不代表什么统一的传统，更谈不上是什么整体。(16)一些学者不假思索地将几本笔记视为整体，究其根由，实则不过是只有这几本笔记被清理出来罢了。克拉德在书后附有马克思记录的参考书目，似乎要以兹证明马克思是在进行人类学的研究。(17)但这样的书目同样存在于马克思其余主题的笔记中，以马克思的阅读量而言，恐怕也很难以此判定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就是人类学。虽然克拉德第一次以人类学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但不等于说这是马克思的研究方向。“人类学笔记”的定性令几个挑选出来的笔记仿佛有了一个计划的主题，并引导我们认为马克思晚年研究有某种朝向人类学的“转向”或“回归”，但实际并非如此。后者的研究看似坚持马恩正统，但同样尴尬。一方面关于完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判断，这里包括超越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命题，固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这个判断似乎是在说马克思晚年只是在为自己早年的猜想寻找论据，这是否能够解释马克思数年的寻觅呢？更不免令人疑惑的是，这个论据找不到，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就不能成立？此外，这个判断又几乎什么也没有说明，马克思毕生都在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不是静止的理论，所谓完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有“正确的废话”之嫌疑，难以真正地解决我们关于马克思晚年研究如何推进的疑问。至于所谓东方社会理论更是颇多诟病，后文还有述及，此处且不赘言。
至此，如果这两条进路陷入困境，那只是说明含有它们的解读方案可能失误，但这两条进路带来的研究障碍不止如此。从现有研究成果观察，它们可能起到两种负面作用：一是闭锁学者的视野，只要涉及晚年笔记的研究，这两条进路就可能出现，遮挡学者的视线，大量的研究遵循“人类学笔记”的思路在基本笔记中寻找氏族、家庭、进化、婚姻、性别的议题，人云亦云；又有大量的研究在“古代社会史笔记”的影响下讨论完善历史唯物主义、跨越、东方社会、公社。在早期的争鸣中，学者尚能区分各个笔记，也相对注意从单个笔记着手分析，如克拉德，如Hans-Peter Hastick。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量的研究陷入定性的误区，且由于笔记清理工作停滞，现有的五篇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研究形成某种传统。后来者渐将已清理的不同笔记群各自视为某种整体，不仅没有摆脱定性的影响，而且在研究中更加趋向于从各个笔记中摘引词句，将笔记功能化、碎片化。笔记失去了个性，沦为两种定性研究的奴隶。近来国内出现的所谓“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笔记”的研究，看似是企图摆脱两种进路的困锁，实际不过是陷入定性研究传统营造的整体论的陷阱。二是将一些可能准确的判断带偏方向。这是我们在后续的线索分析中要指出的。
总之，对笔记定性，进而将这种定性推之于所有的笔记研究，将清理出的笔记视为某种整体，将包括“梅因笔记”在内的其他笔记功能化、碎片化，无视具体笔记文本所讨论的问题，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在我们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研究的初期，对材料持有一种宏观的认识是必要的，采取这样的进路也不足为奇，但在需要研究深入的当下，似乎不必一定要保持这样的态度，进一步研究不必将笔记群定性置于研究进路的起始。
2．是否应停止“放弃《资本论》创作”的质疑
马克思没有在晚年放弃《资本论》的创作。不必讳言，这一点曾经是有疑问的，卢格说“但他从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他会中断任何研究陷入新的书籍海洋”。(18)弗•梅林说“慢性死亡”。(19)梁赞诺夫说“不可饶恕的学究气”。(20)这些评论加上《资本论》2、3卷创作的停滞引发对马克思放弃《资本论》创作的质疑，让处于初始阶段的笔记研究者感到有必要辩驳，从而纠结于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唐纳德•凯利仍然以此作文章，认为存在“更加恢弘的计划”。(21)张奎良提出“困惑说”“马克思晚年另有所图”。(22)当时，这一问题或许仍有回应的必要。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到了21世纪，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况下，许多论文仍然对此设问，不仅反映了笔记研究的停滞，更凸显这个问题的陷阱特质。(23)人们总是问出这个问题，然后往往有所倾向，典型的是西方学者往往持有某种倾向于停止《资本论》创作的观点，如熟知的“回归论”“转向论”和“断裂论”；而苏联和中国学者往往坚持认为马克思思想前后一贯，倾向于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并未停止。双方阵营壁垒分明，尤其中国学者在反驳时往往加上“西方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句式，并以之作为驳斥的标靶。这不能不让读者感到结论实际上是先定的，是从某种立场出发的论证。学者在反驳与被反驳中迷失，是否放弃资本论的讨论更像是不同立场的学者之间的意气之争，放弃或没放弃，是或否，正反双方都只是在马克思的事迹和文本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马克思在笔记中关注什么反而在讨论中被模糊，甚至在这样的解读中偏离马克思真正切入的问题点。也就是说，我们要将笔记中所记载的和马克思真正所关注的进行区分。重要的是马克思关注的问题点，而不是他的只言片语，更不是学者分析的结论。
与定性研究类似，争论中的立场对不同阵营的学者而言成为某种传统，并逐渐出现了所谓五篇笔记构成了“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的观点。(24)为了避免陷入纠结，我们不妨先放下这一问题，从笔记文本出发理顺马克思的问题线索，而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必然浮现。“乱花渐欲迷人眼”，“因此，我们必须退却，而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之下，必须从复习基本知识开始”。(25)这也就是我们有必要从“梅因笔记”、从具体的笔记文本出发搜寻马克思切入问题点的原因。如果这个问题是《资本论》写作的延伸研究，从“梅因笔记”的研究对这一点会看得更清楚。如果不是，我们也应当较易判断真正的主题，相比五篇笔记的庞杂线索，从单篇笔记出发理顺线索是更为可行的。
（二）套用的线索
对于“梅因笔记”的线索整理，不同的作者提出了不同方案，它们代表研究者对笔记核心问题的理解和各自视野中马克思笔记可以提炼出的线索。(26)于“梅因笔记”而言，有三种套用线索和之前的两种存疑交织，遮蔽着文本主题的发现。
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于1884年发表以来，这一结合摩尔根著作阐述唯物史观的论著成为经典。如恩格斯所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27)恩格斯说得很清楚，这一论著是针对摩尔根研究成果的分析，而综观全文，他的论证的确没有超出这一范围。事实上，即使对“摩尔根笔记”的利用也并不算多。但不幸的是，这一原本关于单个笔记的论证，其提炼的线索却被推而广之地运用于对全部的笔记研究。对“梅因笔记”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摆脱这一线索的桎梏。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关于“梅因笔记”的专门阐释性文章未越雷池一步，而相关文章中涉及“梅因笔记”的论证也多从这一思路出发。(28)于是我们看到“梅因笔记”成为一个附属于“摩尔根笔记”的文本，失去自己的意义。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梅因笔记”的文本，无论是家庭、私有制还是国家都并非核心词汇，甚至连高频词也算不上。这一文本并非以家庭、氏族、婚姻、继承、国家的脉络展开。相反，土地所有制的起源、权力、法律等词汇则比比皆是。这样的两组词语之间有密切的关联，但不能说是可以互换的主题。
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摩尔根笔记”的线索是有理由的，但以之作为“梅因笔记”的线索，并且仅以此对这一文本进行阐释，就不能不说有脱离文本之嫌，因为这只是一种权威解读的简单套用，这样的套用同时也是前述定性研究中“古代社会史笔记”的影响之体现，并非基于“梅因笔记”文本本身，以至于“梅因笔记”的文本个性在这样的套用中被模糊。从实际的研究推进来看，这是有害的。国内有学者将晚年笔记定位为“《资本论》续篇的准备材料群”，并指出“为系统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深化对《资本论》的研究，晚年马克思对土地所有制问题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作了大量的笔记”。(29)但却又将“梅因笔记”的主题概括为“马克思论述了他的国家观”，甚至对文本中大量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讨论视而不见，更习惯性地将克拉德整理的四篇笔记认作一个整体。(30)认为这一笔记是对摩尔根笔记的补充。(31)这样的诠释方式下，“梅因笔记”事实上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摩尔根笔记”的附件。
因此，“梅因笔记”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或仅被视为辅助文本，不能不说和这一研究线索对研究思路的影响有关，这是不难从大量相关论文中发现的现象。
2．东方社会
我们知道，马克思最迟自1853年开始关注东方。(32)他对东方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33)这里的“东方”从其不同时期的笔记、书信、著作等情况看，主要指俄罗斯、中国、印度、土耳其。在这些国度爆发的革命、暴动引起马克思的注意，通过对从西方得到的一些资料进行分析，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有所了解。但我们不得不在此提出两个疑问：一是马克思研究东方问题是否产出一个“东方社会理论”或导致晚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的研究”？(34)二是东方问题也是“梅因笔记”的重心吗？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界一直争议较大，比较有力的反驳是马克思关注东方，掌握东方资料是确实的，但他研究的重心并不在东方。马克思对东方问题的思考也没有达到“理论”的程度。(35)而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不能说东方社会或东方问题是马克思晚年的研究重心，甚至是否应当像通常那样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及《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作为一组文献进行研究也是值得商榷的。正如柯瓦列夫斯基本人所言，他的创作是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理论研究，而后两种文献则是对俄国可否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现实问题讨论。(36)因此，前者是否是为后者服务大可怀疑。(37)马克思当然关注东方，也关注俄国问题，不同时期关注的层面和出发点也是不同的。然而很难说在任何一个时期，东方问题是他的研究重心，具体到晚年的研究更是如此。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关注东方，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黑格尔“两极相联”的理念影响，考察东方事件对文明世界的可能影响，无论视角还是意图都还显得有些“欧洲中心”，有些表面化。(38)到了晚年，即使有“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这一东方色彩最为浓厚的文本，马克思摘录也明显集中于土地所有制起源的过程。这是和他当时正进行的《资本论》第2卷创作相关联的。“在有关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的一切问题上，马克思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权威。但愿《资本论》第2卷至少会将他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因为该卷在论述地租的时候，还将论述土地所有制问题。”(39)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他抛开之前数稿中的论证，只是简单地指出对资本主义生产起源分析，“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40)他认为“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41)对俄国是否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他十分谨慎地没有将初稿中笃定的判断在复信中给出。这已表明，关于东方的研究并不成熟，只是马克思在研究地租问题时一个附带的关注点。企图倒果为因地将东方社会作为统摄晚年笔记，甚至是具体的“梅因笔记”的线索，不过是另一种模式化线索的套用。
或许不难从“梅因笔记”中寻章摘句，认为马克思从中找到了“区别于西方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方面”，(42)但如果不是碎片化地将文本附属于某个研究者的命题，而是回归文本自身，我们就不难发现“梅因笔记”始终讨论的恰恰并非东方社会，而是爱尔兰、英国、印度的法律、习惯法之间的比较，其中主要是对爱尔兰古代法典的考察。如果可以从中找到东方，比如说印度的习俗，那也只是被用作在东西方比较的语境下说明相应的问题。在梅因的著作中，主角是西方；在“梅因笔记”中，东方也并非主角，而是作为不可以西方经验套用的部分出现。
东方社会这一套用线索，往往会令一些判断偏离轨道。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肯定“与《资本论》的修订和出版有关”，但又认为存在一个“以东方革命为起点，以东西方革命互为补充的解放全人类的计划”，“梅因、菲尔和柯瓦列夫斯基同样研究了东方社会”。以此为出发点，研究者也就往往将目光落在“他用在印度了解到的联合家庭代替氏族”这一梅因被各个研究者反复提及的“胡言乱语”上(43)，同时又和之前指出的定性误区中的“古代社会史笔记”思路结合，聚焦于批驳梅因的国家观。但只要翻翻笔记的文本就会发现，这一部分在整个“梅因笔记”中只是马克思评注的一个小段落而已。更有人说马克思关注东方问题由来已久，“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东方世界普遍存在专制制度的论述，曾经给马克思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马克思晚年笔记“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手稿，”是“为了重新研究和反思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探索东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路径”，并以此出发判断“马克思晚年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从政治经济学转向了以欧美人类学家的著作为基础的研究”(44)，认为马克思放弃了《资本论》的创作，在思想上产生了困惑。这样的判断显然又陷入了前文所述的放弃资本论的误区，并且习惯性地将五篇手稿认作一体，采取人类学笔记的定性，这是和事实、文本都不相符的。
如果一定要将东方社会这一马克思有所关注的问题无限拔高，上升到谈到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高度，甚至将这一判断覆盖马克思对“梅因笔记”的研究，那么就如马克思本人所言，“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5)
3．原始社会与文明起源
北大王东教授首先在国内提出“人类学笔记”的主题是探索“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观点。(46)后有一批学者跟进。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一观点即是一种对笔记的新定性，也提出了一个新线索。认为马克思晚年笔记（特指“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摩尔根笔记”“梅因笔记”“菲尔笔记”与“拉伯克笔记”）不是人类学笔记，而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抑或称为“原始社会与文明起源笔记”(47)；认为笔记探讨的重点是“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48)。这一种观点努力将自己和“人类学笔记”“古代社会史笔记”区别开来，虽有新意，但和后者的区别容易令人迷惑，难道“文明起源”不包括在“古代社会史”的研究进路之中吗？特别是，这一观点先天地将五篇笔记认作一体，又企图将“历史学笔记”认作与之相衔接的作品，但事实上，马克思的笔记是否可以做如此的编排尚待商榷，国内的学者持有这样的见解只不过是不自觉地受了克拉德的影响，而正如本文之前所述，关于这几篇笔记是否是一个统一体，克拉德本人也是否定的。如果将其按个人的研究需要清理出来的笔记认作“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并在这样的前提下认为“摩尔根笔记”是核心，将其余笔记认为是对其主题的补充，这样的判断只是出于一种惯性思维衍生的线索套用。(49)这类研究认为这几篇笔记研究“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理由之一是这和恩格斯的解读相符，并在这一前提下认为“梅因笔记”是从法权关系角度探讨国家的起源问题，又不出意外地引用马克思的国家、道德第二性的一小段评论。这样的判断实际也是和“古代社会史笔记”的进路一致，同样忽视了“梅因笔记”自身的主题与线索，令之成为恩格斯解读的注脚，却忽视了恩格斯对解读文本范围的限定，忽视了恩格斯“稍稍补偿”的说明，更隐含恩格斯解读就是马克思文本唯一正解的判断。
将五篇笔记视为当然的统一体，对之定性，并企图以一条线索贯穿其中，这最终导致某种“核心笔记”的出现，而其他笔记，包括“梅因笔记”都成为“核心”的附属物，这事实上恰恰和唐纳德•凯利的判断是暗合的，无论是认为发展唯物史观还是超越唯物史观，都将文本作了很狭窄的阐释，这是一种简化，而简化容易导致误解。若将五篇笔记作为一体分析而忽视具体笔记文本的独有个性，这样的简化是必然的。
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国家与文明起源”还是“原始社会与文明起源”，都难以为我们提供马克思笔记研究的具体线索。即使马克思要研究这样的问题，或者说即使这样的大线索是存在的，它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仍然无法得知马克思的分析进路和具体的问题何在。这种具体线索本身，以“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为分析方式是难以提供的。
四、基本事实问题和应有进路
之前，通过对马克思笔记研究中的两处存疑和三条套用线索的分析，我们清理了已有的研究，这一清理让我们认识到，通过对晚年笔记人为地划分类型，进行“整体”的定性，假设马克思放弃《资本论》的创作，并由此出发寻找线索的方式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得知马克思在“梅因笔记”中真正关注的问题。因此，就逼迫我们回到具体的文本中进行考察，通过有个性的文本观察马克思关注的具体问题点，以此出发了解马克思的可能思路。如前所述，这是笔记研究进路的祛魅尝试。
有三个基本的事实问题是在文本解读之前应予了解的，它们关乎马克思所摘录和创作的文本、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马克思当时的研究，这是对所要解读文本的一种框定，通过这种框定，使解读不致偏离文本，并尽量接近作者的意图。我们要寻找“梅因笔记”中马克思所真正关注的问题，做到从马克思的研究而非马克思研究者的研究出发，这一“框定”的工作不可避免。
（一）两个基本文本的讨论起点是什么？
面对“梅因笔记”，我们应该意识到，必须面对的是两个文本，而不是一个。梅因的《早期制度史讲义》（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和马克思的“梅因笔记”（Maine excerpts），两个文本紧密关联，梅因原著中的十三个章节马克思都有摘录。对于第一章“早期制度史的新材料”，马克思只是摘录了几个提示性的名词和句子，但这仅有的内容显示了两个不应错失的信息：一个是关于梅因依据材料时间的判断，即中世纪，这是一个马克思认为土地私有化的时期；另一个是对三个名词的摘录，即艾德蒙•斯宾塞、《爱尔兰现状一瞥》、约翰•戴维斯爵士。(50)这看似随手记录的名词实际都涉及马克思当时对土地问题的研究。(51)梅因的论述自然从收集的材料开始，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揭示了焦点问题，即土地所有制的起源。(52)这意味着，两个文本在开始都涉及了土地问题的相关信息。而笔记主体从梅因著作的第二章“古爱尔兰法”开始，马克思摘录了几个小段落，并自己进行了重新组合，这四段多的文字与权力和法律相关。(53)接下来的第三章，马克思特别注意到了梅因所指出的“土地就开始代替血缘关系而成为社会的基础”，以及“作为国际体系的基础并与统治一定土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领土主权观念，非常缓慢地取代了部落主权的观念”。这是对权力变迁过程的揭示——基于血缘的权威逐渐被基于土地的权威所代替，人对人的支配从人对物的支配开启，有产者对无产者的支配拉开帷幕。土地、权力与法律，这是两个文本一开始所聚焦的词汇。
（二）马克思的时代问题是什么？
和18世纪依赖农村经济的城镇不同，19世纪迅速扩大的工业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挤压着农村，令人与土地逐渐分离。城乡所各自代表的不同空间的碰撞，在土地之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农业开始改用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与此同时，家无寸地的农民面对逐渐扩大的城乡差距，不得不背井离乡。在19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即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大部分时间及进行人类学著作摘录前后，农产品贸易的增长和农民背井离乡的现象在进程上都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54)与此相伴随的是19世纪的移民浪潮——从农村到城市，跨地区跨城市，甚至是漂洋过海的移民——这是铁路和航运发展的结果。(55)在此基础上工业城市兴起，都市化现象在19世纪50年代后发展迅速，而这样的迅速发展令城镇和乡村间的距离缩短，城市拼命吸收移民，拥挤不堪，贫民窟人满为患。以纽约下东区为例，19世纪80年代那里每平方英亩挤了520人。(56)地租和房地产利润是资产者的重要收入来源。这也同样令其地位显得不可撼动。(57)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际工人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成立。成立宣言中提到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没有减轻，爱尔兰人民“在北部正逐渐被机器所排挤，在南部正逐渐被羊群所排挤”“土地集中程度在十年中增大了11%”。在所有国家中出现的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58)
1869年9月6日～9月11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马克思虽未参加，但在之前7月的总委员会上他参与讨论了“土地问题”和“继承权问题”，且在8～9月起草《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和《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报告在应届代表大会上作了宣读。巴塞尔大会讨论了土地问题，大多数票赞成废除土地私有制，变土地私有制为土地公有制。在巴塞尔大会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在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争论。(59)在巴塞罗那和那不勒斯成立了第一批农业工人的支部。在伦敦成立了土地和劳动同盟，同盟的口号是“土地属归于人民”。(60)
所以很清楚，在那个时代，土地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包括“继承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在内的其他问题一定程度上是附随于土地问题。
（三）马克思当时研究重心是什么？
正如恩格斯评论马克思“只要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你还没有念，你就不会动笔的”。对马克思的笔记，我们不能武断地像卢格那样评论“但他从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他会中断任何研究陷入新的书籍海洋”(61)，也不可能简单地将笔记的研究归为“不可饶恕的学究气”。如果注意到马克思多年做笔记和批判的习惯（如1843年克罗兹那赫笔记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笔记总会是他研究的思想准备和批判练习（如他在多个笔记中的批注），笔记往往是他在思维运转中的记录，是他关注的兴奋点（从他在笔记批注中的用词可以体会一二）。(62)
“对于一个从历史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件事物的人，一个问题自然是要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的。原始社会史、农艺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这一切马克思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为的是把地租的一章写得空前地完善。”(63)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晚年扩大研究范围的评论。结合对“梅因笔记”的考察，这个评论应是较为准确的。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关注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社会基础和政治方式的转换，即从血缘共同体到地域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事实上只要进行阅读，就不难发现，梅因也在关注同样的主题，即所谓社会基础从血缘到土地的转变。(64)而在马克思的笔记中，同样对相关段落添加了着重线。(65)梅因贯穿全书的一个问题，即土地财产的重大制度（the great institution of Property in Land）如何起源？无疑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中关注的。早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就将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分成三栏进行文献综述。(66)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他们的相互关系。”(67)初看这一表述，就会看到马克思对资本问题的重视，在他看来，资本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在资本问题之后，地租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就是必须提上日程的研究重心，而这本是《资本论》第2卷计划之中的事。“在有关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的一切问题上，马克思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权威。但愿《资本论》第2卷至少会将他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出来，因为该卷在论述地租的时候，还将论述土地所有制问题。”(68)
“马克思在继续写作《资本论》时，将进入对‘地租’问题的论述、分析研究地租，研究土地问题，就必须要探讨土地所有制问题。而土地的公社所有制在各种土地所有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和它在世界各国历史中都普遍存在过和存在着的事实，使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必定要直面它，而不能置之不顾……就不能不研究当时公社刚被废除不久（1861年）的俄国公社和公社仍然较普遍存在的印度。”(69)
综上所述，马克思当时研究的重心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这是和自《44手稿》到《资本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相呼应的。早在1843年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马克思就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从人的社会特质到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选取了经济的切入点，继而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着手分析。从《1844年手稿》到晚年《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从未脱离这一切入点。《资本论》第2、第3卷开始涉及地租和土地所有制问题，这是当时马克思关注的具体问题点。他收集阅读了大量关于土地所有制起源问题的著作，只要看看这些笔记摘要的著作原本就知道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正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关注的具体问题点。“六册计划”中《土地所有制》是第二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印证。(70)
五、结语
从笔记本身，而不是笔记和其他文本的关联出发进行研究；从当时的具体问题点出发，而不是从先入之见出发进行研究，这是“梅因笔记”研究的应有进路。当然，从具体文本和具体问题出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研究只触发了一个问题。恰恰相反，马克思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丰富的，但这同样不应令我们在笔记的研究中倒果为因。至此，本文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为推进晚年笔记研究，而对已有研究进路的一次祛魅尝试。
(1)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方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本文系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解读晚年马克思‘梅因笔记’”阶段性成果，项目号：KYLX16—1209。
(2)这里讲的晚年是依弗•梅林、戴维•麦克莱伦与唐纳德•R．凯利等人的研究，指马克思生命的最后10年，也就是1873—1883年，他第三次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应区别于“44手稿”所引起的“两个马克思”之争中的“老年”或“晚年”（参见[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6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美]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38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美]唐纳德•R．凯利：《作为科学的人类学：论垂暮之年的马克思》，姚远译，载《民间法》，第13卷，2014，416页；[法]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陈钥、陈蕊译，23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美]乔纳森•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邓峰译，327、34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而所谓大量笔记，国内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有3万页，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参见公丕祥主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第1卷，590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二是张奇方对这一数字提出的修正，据其说法，3万页是他最早在国内提出的，但实际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没有3万页，而具体有多少页？几本笔记？目前是没有确数的（参见《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前言，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参见Lawrence Karader,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Studies of Morgan, Phear, Maine, Lubbock), Assen: Van Gorcun Press, 1974. pp. 34、40。[德]马克思：《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5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克拉德较为重视，但也只是在文中某些段落讨论。而莫里斯•布洛克、唐纳德•凯利等人也是同样处理。更多的学者文中往往不涉及对这一笔记的研究。（参见[美]劳伦斯•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马学林译，载《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英]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冯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唐纳德•R．凯利：《作为科学的人类学：论垂暮之年的马克思》，载《民间法》，第13卷，2014。国内针对性研究成果仅两篇论文，一是徐若木的《马克思〈梅因著作笔记〉通释》徐若木：《马克思〈梅恩著作笔记〉通释》，参见《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和《马克思〈梅恩著作笔记〉通释（续）》，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二是周文华、郗千蕊的《近年国内外关于马克思梅因笔记的研究》[周文华、郗千蕊：《近年国内外关于马克思梅因笔记的研究》，载《清华法学》，2014，29（3）]。
(5)参见周文华、郗千蕊：《近年国内外关于马克思梅因笔记的研究》，115页。而克拉德则认为包括惊叹的插入语、问题、短评和长评在内有超过100处，参见Lawrence Karader,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Studies of Morgan, Phear，Maine, Lubbock, Assen: Van Gorcun Press, 1974. p. 35。无论如何计算，“梅因笔记”的评注数量在晚年笔记中无疑居首。
(6)参见王晓红：《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原始核心是什么》，载《高校理论战线》，2009（3），43页。[美]劳伦斯•克拉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著作方面的比较（一）》，莫立知译，载《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23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实现亡友的遗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的写作和流传情况》，载《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8卷，33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7)Lawrence Karader,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Studies of Morgan, Phear, Maine, Lubbock, p. 34.
(8)典型如克拉德认为“梅因笔记”和其他笔记共同点仅在于它们都是一种进化理论，各篇笔记和笔记作者各有特点，结合各笔记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深入了解马克思的思想。莫里斯布洛赫显然也没有对“摩尔根笔记”和“梅因笔记”做出主次的区分，事实上他是将“人类学笔记”作为一个整体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寻找定位的。参见[英]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51页。[美]劳伦斯•克拉德：《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9)参见[美]唐纳德•R．凯利：《作为科学的人类学：论垂暮之年的马克思》，载《民间法》，第13卷，2014，416页。徐若木：《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32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相似的还有黄凤炎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其中他指出马克思“肯定蕴含着一个规模宏大的计划”。参见黄凤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1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0)参见王晓红：《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原始核心是什么》，43页。林锋：《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载《江汉论坛》，2009（8），30页。
(11)参见张奎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276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2)关于马克思晚年研究和可能涉及的笔记文本参见王晓红：《马克思笔记写作过程新探》，载《东岳论丛》，2009（2），125页。
(13)克拉德是“人类学笔记”研究进路的触发者，但很难说他是将自己清理的笔记视作某种“整体”。参见Lawrence Karader,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Studies of Morgan, Phear, Maine, Lubbock, p. 1．更确切的说法是，这是四部主张进化学说的人类学著作的笔记，他将之清理出来为他的论说服务。但他也的确指出马克思是一位“民族学家”，并将自己的清理成果称为“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几乎将马克思一生的研究都归入民族学的范畴，甚至认为马克思经历了一个从哲学人类学到经验人类学的转变。参见[美]劳伦斯•克拉德：《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1、4、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当然，一般而言，所谓“民族学”在欧陆实际是文化人类学，在英美别称为“社会人类学”。民族学一说在英美亦盛行，与文化人类学是可通用的。参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从这一点说，国内所谓“民族学笔记”与“人类学笔记”的称谓不同，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也没有人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晚年笔记。但也同样可看出克拉德“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对之后研究的影响。作为一种解读视角，克拉德将笔记归入“民族学”的研究本无可厚非，但在其之后，“人类学笔记”成为笔记文本的定性，禁锢了学者的思维。甚至唐纳德•R．凯利更提出马克思要创作“一部更有体系的人类学著作”。参见[美]唐纳德•R．凯利：《作为科学的人类学：论垂暮之年的马克思》，载《民间法》，第13卷，2014，416页。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界也将这一部分笔记的研究统合到“人类学笔记”的范畴之中。参见《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译文集》，第15辑，前言，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4)对笔记群作“古代社会史”的定性，其核心是认为笔记研究是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阐明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以及社会分期理论。这一面向是恩格斯开创的。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恩格斯并没有将所有笔记拉到一起，而只是通过对“摩尔根笔记”的研究，“稍稍地补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2版，第4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笔记的理论争鸣中可以看到，相对较晚开始研究的苏联学术界企图承接这一理论脉络，事实上他们也在1941年发表了“摩尔根笔记”，与其他笔记迟迟在苏联未能发表相比，对恩格斯观点的接续企图是明显的。因此当安德烈耶夫指出马克思笔记是“力求把世界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应用于根本不同于西欧的条件”，是对“资本主义以前历史发展阶段”的研究，是“按照他制定的……认识论原则……对氏族部落关系和公共关系做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就并不令人感觉奇怪，并可以理解他为何要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给查苏利奇的信放在一起研究，将俄国革命和恩格斯的理论传统建立关联，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在确立某种研究的正统地位，从而赢得话语权力。参见[苏]伊•列•安德烈也夫：《马克思的最后手稿：历史和现实》，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22、25、4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中国对笔记性质的定位显然也在继承这一理论传统，甚至在研究视野上也接续了安德烈耶夫，同样将中心放在“摩尔根笔记”“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等几个文本之上。参见[德]马克思：《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1页。
(15)参见王晓红：《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原始核心是什么》，43页。林锋：《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30页；[联邦德国]汉斯•彼得•哈斯蒂克：《马克思恩格斯与柯瓦列夫斯基及其著作》，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20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Hans-Peter Hastick, Karl Marx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 vergleichend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Grundeigentums 1879-80, Frankfurt/Main: Campus-Verl, 1977。
(16)Lawrence Karader,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Studies of Morgan, Phear, Maine, Lubbock, p. 1.
(17)Ibid., p. 425.
(18)[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9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9)[德]弗•梅林：《马克思传》，653页。
(20)参见杜章智：《国外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27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21)[美]唐纳德•R．凯利：《作为科学的人类学：论垂暮之年的马克思》，载《民间法》，第13卷，2014，425页。
(22)参见张奎良：《马克思晚年的困惑》，载《光明日报》，1989-05-29。张奎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划时代意义》，载《天津社会科学》，1990（5），3页。
(23)相关文章可参见启良：《对马克思晚年探索动因的综合考察》，载《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63页。
(24)林锋：《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30页。
(25)[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6)有研究者将马克思关于“梅因笔记”的写作手法纳入研究视野并进行了梳理。参见王晓红：《马克思笔记的写作方法初探》，载《江汉论坛》，2008（9），3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2版，第4卷，15页。
(28)参见徐若木：《马克思〈梅恩著作笔记〉通释》，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6辑，5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马克思〈梅恩著作笔记〉通释（续）》，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7辑，1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9)参见王晓红：《〈资本论〉续篇的准备材料群：马克思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关系》，载《哲学动态》，2008（11），28页。
(30)参见王晓红：《〈资本论〉续篇的准备材料群：马克思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关系》，29页。
(31)参见王晓红：《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原始核心是什么》，48页。
(32)有《1853年6月2日马克思至恩格斯的信》《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文章可以表明马克思在这一年对东方问题的关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2版，第10卷，112页；第2卷，607、677页。
(33)参见马克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古代社会的几点体会》，载《北京大学学报》，1978（2），57页。
(34)参见刘启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2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35)参见张奇方：《对马克思晚年思考的思考——关于社会演进的轨迹》，载《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30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3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7)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参见林锋：《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载《江汉论坛》，2009（8），30页。
(3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6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从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文字看，他较为推崇贝尔尼埃的著作，甚至认为东方、整个亚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2版，第10卷，112、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3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4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版，第25卷，482页。
(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版，第25卷，483页。
(42)参见陆俊杰：《传统东方社会的法律文化与社会治理——基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法哲学考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8），16页。
(43)黄凤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200～201页。
(44)张奎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当代意义》，131、277、280、282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145页。
(46)参见王东、刘军：《“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载《哲学研究》，2004（2），15页。
(47)参见林锋：《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30页。
(48)参见林锋：《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34页。
(49)参见王东、刘军：《“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17页。林锋：《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30页；王晓红：《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原始核心是什么》，48页。
(50)Karader. Lawrence,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Studies of Morgan, Phear, Maine, Lubbock, p. 287.
(51)参见[英]安德罗•林克雷特：《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启蒙编译所译，9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参见李成坚：《斯宾塞眼中的爱尔兰——论〈爱尔兰之现状〉中的民族意识》，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2）。对斯宾塞的摘录表明了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关注，这一问题在当时同样聚焦于土地。
(52)Maine H. S., Lecture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in Herskovits, M. J., 1975, p. 1.
(53)Karader. Lawrence,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Studies of Morgan, Phear, Maine, Lubbock, pp. 287～288.
(54)[英]艾瑞克•霍布斯邦：《资本的年代》，张晓华译，225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55)[英]艾瑞克•霍布斯邦：《资本的年代》，张晓华译，248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56)[英]艾瑞克•霍布斯邦：《资本的年代》，张晓华译，270～271页。
(57)[英]艾瑞克•霍布斯邦：《资本的年代》，张晓华译，308、309、317页。
(58)参见[德]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1卷，5页。关于爱尔兰的情况参见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5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59)同上，第16卷，776、777页。
(60)参见[德]弗•梅林：《马克思传》，524页。
(61)[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94页。
(62)马克思在《自白》中谈到自己最大的爱好是“啃书本”，这从他身后留下的大量笔记可见一斑。现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保存的有1835—1894年马克思190多个摘录本，而该馆保存的马克思恩格斯摘录本共有250多个，因而考察马克思的笔记，无疑可以令我们进入他的科学实验室，对他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理论源泉进行深入考察，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参见[俄]瓦•福米乔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马克思文献典藏》，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8卷，44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63)[德]弗•梅林：《马克思传》，620页。
(64)参见[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冯克利译，3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65)参见[德]马克思：《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437页。
(66)参见[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2版，第8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笔者注：这里显然是马克思在思考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分篇问题，众所周知，他最后是从商品概念开始写作，但这个问题他思考了很久。一种说法是，关于《资本论》的预备写作，持续了20年或30年，在此期间他一直思考从何开始。相关问题可参见[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刘英译，第1卷，1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569页。
(69)张奇方：《对马克思晚年思考的思考——关于社会演进的轨迹》，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29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70)参见[民主德国]沃尔弗冈•杨：《马克思计划中的经济学主要著作结构的发展》，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9卷，5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