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的货币市场_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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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的货币市场

当我们转向货币市场时，市场界线的政治基础变得更加清晰。像全国所有地区一样，山东在这段时期使用数不清的银元（两）、铜元、铜钱和纸币，钱币之间并无固定的兑换率。李贵勤：《清末币制改革及其失败原因的浅谈》, 《经济史》第2期（1984年），第129—130页，对晚清的局势做了概述；到1919年，据《北华捷报》（1919年10月18日，第172页）统计，自1912年以来，有115种新造的货币和各种数不清的纸币。其他地区，银两和银票越来越居主导地位， Leonard Hsu,Silver and Prices in China,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5,p.68,75. 但在山东，铜币仍然十分重要；结果，铜——银兑换市场也变得非常重要起来。

根据1933年的一项研究，农民仅在中国20%的地区出售商品以获得铜币，并仅仅在30%的地区用铜币购买商品。但在山东12个被调查的地区中，有5个地区，铜币被用于农产品销售；并且在4个地方，它是农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货币。在被调查的13个地区中，有8个地区农民用铜币购物。但是，在14个地区中，仅有1个地区可以用铜币来结账。人们通常借入的是铜币，但不得不用银元来偿还。大宗物品通常用银两或银元来报价，而税课则一直用银两或银元来缴付。 Leonard Hsu, Silver and Prices in China, p. 68, 75；東亜同文會：《支那省别全誌》第四卷：山東，第260—261页。

结果，银和铜之间的比价既对政府财政也对私人收入极为关键。如果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全省资金市场，各县的铜——银比价本应互相靠拢，或者至少遵循着平行的路径，就像在银价极其昂贵的地方，人们从其他地方借银子并兑换掉，然后把铜币用在一个更加有利的地方来换回银子。相反，如果越过县界的货币流动受到了限制，或是兑换率能够被任意地设定和执行，由此产生的货币问题将会阻碍资本市场的融合。

如图1所示，兑换率在县与县之间的变化幅度极大，且其走势通常远离平行线。用来制作图1的兑换率取自地方志、报纸（主要是《北华捷报》）、《统计月报》、各种各样的中外报道，以及一家大商业公司的一例记录，见海山重印：《玉堂春秋——济宁市玉堂酱园简史》（一）, 《济宁市史料》第一辑（1983年），第48—78页。完整的征引目录和对数据进行的扼要问题讨论，见博士学位论文，第402—403页。尽管天津和北京有时与上海的比价略有差异，但上海的比价可能被视为官价。如见《统计月报》1929年12月，第25页；1930年12月，第52页。烟台和其他北部沿海地区开出的比价紧跟着上海的比价， Leonard Hsu, Silver and Prices in China, p. 85；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鐵道部：《東北山東（渤海山東沿岸諸港、濰縣芝罘間都市）》, 《調查資料》第十七輯，青島：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鐵道部，1919年，第54页(杨家沟)、第148页（掖县）、第252页（龙口）、第286页（黄县）、第317页（蓬莱）。证实了这个地区中的成员是处于全国的（或更适当地说，是沿海的）经济中。尽管如此，中部和西南地区显示了更加不同的走势。

图1 不同地区每一银元与制钱或其他铜币等价物的比价

资料来源：博士学位论文，“附录三”。

即使在中心区域内部，在附近的县（如济南和泰安）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临清和清平这两个相邻的核心地区的县（均位于黄运北部）,20世纪20年代早期，其比价差异高达33%；尽管如此，1926年以后，差距在0—7%之间摆动，仅略高于在这两个地区之间运送铜币的成本。東亜同文會：《支那省别全誌》第四卷：山東，第234页，登州挑夫根据挑运不同的设备、重量和每个人一天所能走的距离索要一天的费用；由于这里的挑夫组织得很好，这些费用可能比平均费用要稍高一些。一贯（1000文）铜钱的重量可以从自1922年在济南的美国领事所写的一篇关于山东铜币贸易的报道中推导出来，这篇被引用在Frederic Lee,Currency,Banking,and Finance in China；这个数字与隐含在《北华捷报》1917年10月27日，第216页的那些数字吻合。除了济南，核心地区中的比价差距极少超过20%，而且，明显的相反走势并不能持续太久。

另外，直到1927年，核心地区（仍不包括济南）的走势，与烟台和上海的那些走势相比，差异并不大。但此后沿海的比价变得稳定起来，而山东核心地区的比价却一直在攀升。到1933—1934年，在清平和临清（这是仅有的、有资料可用的两个县）的银子所兑换的铜币，大约多于在上海所兑铜币的75%。在大多数情况下，1928年以后比以前这段时间更加稳定。《清平县志》（1936年）, “经济”，第25页上—下；《临清县志》（1934年）, “经济”，第22页下—24页上；上海的数据是通过合并每年上海铜币和银元的兑换率走势的指数数字（见《统计月报》,1930年12月，第51页），把它与Leonard Hsu在Silver and Prices in China第85页中为选定的日期所确定的绝对价格合并而得。不论这两套数据是否是同样的日期，但它们极其吻合。尽管如此，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是政府及其相关利益者造成了货币市场糟糕的融合，1928年以后，伴随着政治的更加稳定，沿海与核心地区之间的比价发生分化，也就不那么令人奇怪了。

某些证据显示，1928年以后，山东省政府更加有力的控制，把某些沿海地区拖出了沿海经济，而把它们拖进到了核心地区的经济中。一份1928年龙口（一个通向北部沿海西部地区的小港口）的比价表，非常接近于济南和青岛的比价，高于临清和清平比价的7%—10%，但高于上海比价的27%。引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Records of Former German and Japanese Embassies and Consulates, 1890-1945（缩微胶片RG242T-179），第5盘，文件号4618834中的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3:3(Jul.1928)（无页码）。利率资料还说明，1928年以后，随着山东政府变得强大（并与东北的政治联系越来越少关于山东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中期，领导层对东北靠山和对东北招收的山东东北部移民部队的依赖，见李恒珍、许大同、张进修：《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 《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十三期（1982年），第1—2、12—19、27、36—39页；王翰鸣：《张宗昌兴败纪略》，见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33—337、346、348页。），某些北部沿海地区的西部边缘重新被纳入到核心地区；1933年利率最高的5个北部沿海县全都处于这个地区的西部边缘，与核心地区最为接近。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二”。

尽管如此，北部沿海最大的港口、与东北靠得最近的烟台避开了省政府的控制，但依然是沿海经济的组成部分。即使在1934年，在日本占领东北三年之后，从烟台装运到东北的走私银元，数量大到了迫使政府印制更多的钞票；这种套利交易使得烟台的银——铜比价处于大连比价的8%以内，引自1934年12月7日的Qingdao Times。见引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Records of Former German and Japanese Embassies and Consulates, 1890-1945（缩微胶片RG242T-179），第5盘，文件号4619093。比沿海与核心地区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因此，当鲁省的国家构建扩展了核心地区时，大部分北部沿海地区仍然保持了独立性。

但真正惊人的差异是在核心地区与西南部地区的比价之间。我们最完整的一套兑换率方面的资料是关于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济宁的，大多数兑换率来自海山重印：《玉堂春秋——济宁市玉堂酱园简史》, 《济宁市史料》第一辑（1983年），第48—78页，这里对它们的重述来自这家工厂的内部档案。详情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三”。它与这个省的其他任何地区都不相同。济宁的银价在1904年处于正常状态，但此后开始猛涨。到1909年，那里银—铜的比价高出济南40%、高出上海60%；到1914年，济宁的比价大致相当于泰安（核心地区）和上海的两倍；到1921年几乎达到3倍；在1929年，是临清和清平比价的近6倍，大约是上海比价的8倍；而在1933年，大致相当于清平的2倍、上海的3倍。

运输成本无法解释这些差异。不仅是因为1912年以后，通过铁路由济宁到泰安只有65英里；而且即使用挑夫和手推车来运送铜币（每18英里大约需硬币价值的1%）、用马来驮运银子（每155英里的运费为总价的0.4%）, 東亜研究所：《支那省别全誌》第四卷：山東，第234、1145—1147页。人们也显然可以通过在山东不同的地点之间运送硬币而获取厚利。信息问题也不能解释这个现象。清末的资料揭示了在济南、潍县和烟台存在着活跃的货币交换市场，它们公开发布可以利用的每日价格行情；《山东全省财政说明书》，第28页；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鐵道部：《東北山東（渤海山東沿岸諸港、濰縣芝罘間都市）》, 《調查資料》第17輯，第462—465页；North China Herald,Nov.22,1907,p.455。民国初年济宁的市场也是这样。到了这段时期，其他商业信息通常被电报发送到甚至极为遥远的县份。济宁的情况，见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鐵道部：《調查資料》第3輯，青島，1918年，第88页。在山东（济宁）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路是在1881年（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49页），到20世纪30年代，全省大约有70家电报局（见中国交通部邮政总局：《中国邮政地图册》，南京，1933年）。某些提及的县中第一封电报开始的日期，通常被记录在这部工具书。

用军阀割据和暴力行为来解释也不恰当。如同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省政府急于把该省更多的地方纳入到核心货币区中，正是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阶段的几个月里，同一个政府控制了济南和济宁。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见万光炜：《民国初年山东政党活动的内幕与省议会的丑闻》, 《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五辑，1978年，第32—42页；及邵绰然：《田中玉把持山东省议会选举的丑闻”, 《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五辑，1978年，第43—50页。吕伟俊：《韩复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刻画了20世纪30年代的省与地方的关系，并在第72—73页刻画了在此期间的数月里，不同的人统治了济南和济宁。当然不曾有与之相抗衡的中心对西南部地区行使拉力，如同日本和奉天的那些中心对北部沿海施加的拉力一样。并且，当西南部的某些地区声名狼藉和动荡不靖之时——大概可以解释高风险的贴水或解释产生货币运动的障碍——这些情况并未出现在济宁及其相临周边中， Joseph 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pp.12-13. 而我们那些离谱的利率和比价资料，则大量出自这里。因为套利可以慢慢地消除这些差异，这里所有的情况本应与之相合；而这种情形没有发生，则可以用秩序的力量而不是非秩序的力量得以最好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