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达尔文思想在西方经济学中的运用和表达方式

在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中，生存竞争，在野生动物世界是一条自然规律，凌驾于所有野生动物的个体之上。生存竞争的结果，是各种野生动物在自然界处于一种平衡的存在状态，或者说，使自然界的生物圈保持一种存在的稳定性，结果是对所有的生物群体生存都有利。西方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也存在这样一条自然规律，一样凌驾于所有个人之上。在西方经济学中，这条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被表述为自由竞争，这是将达尔文的生存竞争思想引入后的所谓的经济学术语。自由竞争的最早信奉者、崇拜者和鼓吹者，是亚当·斯密。他用隐喻性或比拟性的语言，对自由竞争规律给出一个著名的表述：看不见的手。手是指竞争规律，规律看不见抓不着，故而能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这只看不见的手，近乎神奇，能把社会经济打理得各方满意。斯密的思想是：从社会经济运动的原理去说，每个人的自身利益活动，才使社会经济出现运动，这个原理，就像野生动物本能觅食原理一样。这样，人人在自利心驱使下追逐自身利益进行竞争时，每个人的利益都与他人利益相对立，每个人都无须有对手利益的考虑，更别说社会利益的考虑；但在竞争中，因为是从他人处获取利益，只有先满足他人需要才能获得利益，于是说竞争的结果，是在对己有益的同时，也对他人和对社会有益。斯密此论一出，奠定了他在西方经济学中至高无上、影响远至今天、好像无有穷期的地位。这只看不见的手，似乎最喜欢触摸价格，而价格一旦被触摸，就提供出赚钱还是赔钱的信号，这信号通过调节供求关系，使社会经济在良好的秩序中活动。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社会经济运行中自发出现的经济秩序，是超出人类目的性和经验性的超自然结果。如此说来，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上帝的手了。达尔文的生存竞争思想，引入到西方经济学后，产生了玄妙的作用，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带入到一个超出人类存在的自然界，显然，那实际是野生动物世界。将野生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自然规律，直接作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规律使用，这是达尔文思想在西方经济学中运用的主要方式。

在西方经济学中，说明达尔文生存竞争思想的典型案例，是丛林法则，直接拿野生动物说事。在野生动物世界，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你死我活，优胜劣汰。在市场竞争中，围绕着利益，说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残酷，但认为强者、适者、优者留下来了，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为什么是丛林法则统治，西方经济学是从人性和人的权利角度去找理由。人的自私自利，来自个体人的天然求生存的欲望，来自人性固有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利己动机，这是上帝赐予每一个人的天性，也是每一个人的天然权利。这种权利不是由他人给予，也不是由社会制度供给，它来自天赋，是天赋人权。人的天赋人性和天赋人权，使每一个人在对待自身利益时，就是唯我无他，丛林法则由此产生并起作用。西方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事实上充斥着丛林法则支配下的研究内容。

达尔文生存竞争思想中的丛林法则思想，将人类在自然界的经济活动，看作是与野生动物世界无异的充满野性的活动，无疑，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不道德、最离奇出格的思想。在西方经济学的文献中，人们不难找到这种野蛮思想的文字表达。它们在对人的各种利益要求和经济行为进行分析时，无不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进行，理论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展开的。这种理论的贯彻，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残酷事实，那就是为资源和市场进行过的血腥战争。

在西方经济学中，对于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动机和行为，不是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去分析和认识，而是从人性支配下的心理活动去分析。于是，心理学这门科学，作为达尔文生物学的一门配套科学，作为丛林法则理论的一个接续理论，又被引入经济学，用以分析丛林法则统治下遇上攸关自身利益的心理活动。但是，社会的经济活动，毕竟是各种个体人在其千变万化的要求和意志支配下进行的活动，因此，人的心理活动，也是五花八门，奇异多变，这就难以用一种统一的心理理论，去描述各种个体人在各种经济环境里的心理活动以及心理活动规律。于是，针对特定经济情形里有特定的心理活动从而有特殊经济现象的情形，西方经济学家们分别展开研究。西方经济学中各色各样的案例研究应运而生，这是达尔文生物学思想指导下必然产生的一种经济理论表达方式。

囚徒困境案例，是运用心理分析法的巅峰之作，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有特殊地位，因而在此作特别评述。被隔开的两个同案罪犯，在是否揭发对方同伙的问题上，心理遇到考验。根据设定条件，双方的不同决策，会导致三种与双方利益有关的不同结果，三种结果对双方的决策说，有上中下等级之分。当双方都不揭发对方，能无罪免刑，为上策；互相揭发则双双服刑，为下策；一个仗义闭嘴一个卖友吐口，前者坐牢后者释放，为中策。是何结果，双方各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心理活动，全在互相信任上。若互相信任对方都不会揭发自己，出现上策；若互不信任都揭发对方，出现下策；若这一方信任另一方不会揭发自己而不揭发另一方，另一方不信任这一方而揭发这一方，出现中策。有人理论分析的结果，出现倒胃口的下策，因为自利心导致侥幸心，都想保自己而出卖对方，结果都倒霉。也有人设计实验观察，观察到了上策，因为自利心导致的侥幸心，也可以是都想得好结果而不讲实情。也有人认为出现中策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人貌不同心思各异。事实上，这个囚徒困境，对于任何现实的罪犯来说，都不是困境，因为都会从自己的判断做出选择；对于理论家们来说，却是要困死在这个困境里。因为，一是，旁人无法为局中人做选择，只能困死在无可奈何中。二是，对局中人做出的选择，旁人说三道四都没有用也没有意义，只能困死在不能改变的结果中，因为任何一个选择都只具有偶然的意义，没有必然的意义。这实际是困死在一个没有理论推演意义的命题中。三是，选择的标准只立在囚徒一方，在代表国家利益的警察一方没有立选择标准；所立标准中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普世价值意义，因此，这是个片面的、没有比较选择标准的命题；这让理论家们困死在一个缺失选择标准的不能讨论的命题中。由此可见，天赋人性、天赋人权支配下的心理活动，是不能用社会的公平正义去衡量的，这对于喜欢奢谈普世价值的西方理论家们，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讽刺归讽刺，相信西方经济学的潜台词，是在教人选择上策，这符合罪犯双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西方经济学原则，是个合理的选择。但是，让囚徒得到利益，警察就得不到代表公众的利益。达尔文思想贯彻到西方经济学中，就会出现这种不讲社会公众利益的理论。

西方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案例，是用来研究人们在利益冲突中如何选择合作的经典案例，对此进行以下分析评述。

如果人类社会中的人都是囚徒，警察是上帝，那么，两个囚徒有同时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项。但这个好选项，不是两个囚徒合作在选，而是各不知晓各自在选，选择的结果对自己利益怎样，谁也不知道，结果都是一种偶然，不能说明是合作的结果。因此，不存在双方利益最大化的根据。硬要说有最大化，那是上帝犯错赐予了最大利益。对此，还可设例作这样说明：有两只恶狼落在一个猎人所布的陷阱里，两只狼都自顾自在设法逃脱；猎人顾东难顾西，一不留神，两只狼都逃脱了；这不能说明是两只狼合作成功获得利益最大化，是人的犯错给狼有逃脱的机会。在囚徒困境案例中，两个囚徒都实现上策，那一定是警察犯了错。无论如何，隔开的两个囚徒不存在合作的可能，也就不存在应当选择哪个选项的理论合理性。在这里，倒是实实在在地符合丛林法则。

用囚徒困境中的上策之解，来说明人们在利益冲突中的合作可以使双方都获得利益最大化，也无法说通。当两个囚徒是人类社会中的罪犯，那么，两个囚徒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其他所有人利益的最小化。在可以合作的情形里，不存在上帝，警察是真实的存在，就看警察是否会犯错。当警察为两个罪犯提供上中下三个决策的选项，实际是给罪犯提供免除惩罚的机会，给自己留下执法出现纰漏也免除失察有损国家利益的责任。在现实中，警察担当着维护公众利益和惩罚罪犯的责任。当警察与罪犯以这样的关系进入分析对象，那么，运用囚徒困境案例单纯对罪犯所作心理分析的结果，就失去社会意义，所谓的理论意义就是空的。这时候，代表国家利益的警察与反国家利益的罪犯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警察必须阻止罪犯之间的任何合作以防止他们获得最大利益，这样做才是没犯错的称职的警察。现在出现的不是罪犯单方面的合作不合作和他们的利益最大化问题，而是社会的公正和正义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见，为贯彻达尔文的生存竞争思想，运用心理学来研究人在生存竞争中的自利心和自利行为，符合西方经济学中人的经济活动纯粹是人的个体欲望支配下的心理和行为的看法。然而，出现的最大问题也在这里，即人的心理，是纯粹个人生理意义上的心理，不是社会人们经济关系中的心理，这就给本来需要经济内容来展开经济理论的演绎，带来逻辑环节缺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