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开放与TFP增长的关系: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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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

经济发展中的两个事实说明研究对外开放的国际技术溢出具有重要价值。第一,90%以上的世界研发由OECD国家尤其是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进行,但世界其他国家也都经历着技术进步;第二,由于对外开放度、开放政策、经济结构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的差别,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进步并不同步,国别差异显著。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国家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贸易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和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代表对外开放对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贸易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口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资本品或中间品促进技术进步;二是与产品和要素流动相伴随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技术进步。前者是贸易对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后者是间接影响。广义的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狭义的(或严格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技术溢出仅包括间接影响。类似地,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较高的外国投资企业本身带来的直接的技术进步效应;二是FDI流入产生的示范、模仿、竞争、关联作用带来的间接的技术进步效应。广义的FDI技术溢出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狭义的(或严格意义上的)FDI技术溢出仅包括间接影响。  尽管贸易渠道的和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都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但两者的研究方法存在重大差别。研究国际贸易技术溢出的间接影响和总影响时,被解释变量相同(地区或行业的TFP增长率),解释变量不同(分别是“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和本国进出口贸易量);研究FDI技术溢出的间接影响和总影响时,解释变量相同(FDI流量或存量),被解释变量不同(分别是内资企业的TFP增长率和经济整体的TFP增长率)。

Coe和Helpman(1995)最早证实了国际贸易技术溢出的存在。他们构造并计算了“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发现外国和本国研发资本存量解释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跨国差别的将近60%, G7国家的研发对较小的工业国家产生了额外的30%的回报,贸易开放度对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Coe, 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把CH模型应用于77个发展中国家,研究显示:外国研发资本存量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差别的20%。Helpman(2006)梳理了国际贸易技术溢出的经验研究文献,得出结论:尽管这种方法指通过构造“外国研发资本存量”,以外国和本国研发资本存量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方法。受到许多批评,但其主要的发现——贸易伙伴的研发资本存量对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是成立的。在国内,方希桦等(2004)借鉴CH模型证实了G7国家的研发投入通过贸易途径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李小平、朱钟棣(2006)发现贸易渠道的国际R&D溢出促进了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高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高伟生等(2009)发现资本设备的进口显著地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正相关,但这种关系受到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以Caves(1974)为先驱。Caves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在英国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从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可知,Caves对加拿大和英国制造业的研究分别指FDI技术溢出的间接影响和总影响。显然,Caves并没有强调二者的区别。Blomström和Persson(1983)发现,FDI在墨西哥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但竞争加剧是导致当地企业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Kokko(1994)发现只有在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效应才会变得比较明显。Blomström(1994)通过对101个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FDI的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Balasubramanyam(1998)认为只有在东道国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的经济环境的前提下,FDI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在国内,何洁(2000)的研究表明,FDI在我国各省市的工业部门中都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溢出效应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张宇、蒋殿春(2007)证实FDI的技术外溢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蒋殿春、张宇(2008)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相对完善的国内制度环境是FDI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

综合研究对外开放(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国际技术溢出代表当前实证研究的重要方向。Edwards(1998)利用1960—1990年间92个国家的数据,考察了9个对外开放指标对TFP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对外开放和TFP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且这种关系不会因开放度指标和估计技术的不同而变化,但在解释TFP增长率的跨国差异方面,开放的重要性不及初始的人均GDP和人力资本水平。Cameron等(2002)利用1970—1995年间英国19个制造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外开放的5个定量测算指标与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英国制造业的TFP增长率正向相关于5个开放度测算指标。Wu(2006)运用随机前沿技术,选择APEC经济体1980—1999年间的数据检验了开放对TFP增长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开放不仅影响技术效率,也影响技术进步,而且APEC发展中成员的TFP增长率比发达成员高,存在生产率追赶的趋势。在国内,何元庆(2007)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开放对我国TFP增长的影响,发现进口贸易和FDI流入均对TFP增长产生了正向技术溢出作用。

经济发展中的事实和经验研究的证据均表明:一方面,对外开放的国际技术溢出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因为发展中国家的R&D投入非常有限,人力资本也不丰裕,而且世界的前沿技术基本上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上。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国际技术溢出构成“后发优势”的核心,充分利用国际技术溢出可以弥补国内R&D的不足,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开放度、开放政策、经济结构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的差别,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能力、实现技术进步的效果并不相同,国别差异显著。因此,结合中国经济及其对外开放的特征事实,研究对外开放与TFP增长的关系,对于充分利用国际技术溢出推动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指出,能够“仿效国外最好的技术”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Samuelson,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