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当代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预言：“21世纪中国将与世界分享管理奥秘”，这个奥秘指的是什么？那就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管理模式。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管理似乎已经走过了全盘引进、诠释西方管理理论的阶段，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仍然还没有建立起来。正如李京文院士和黄如金副研究员在第2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框架及策略原则》所指出的那样，“近些年来不少睿智的企业家和清醒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式管理思想缺失所带来的问题。‘满街都是管理学书籍，满街都是破产的企业’,‘满眼都是印着EMBA名片的企业家，满眼都是管得一塌糊涂的企业’。”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已经成为中国管理学者群体的历史责任。

曾经有人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管理学大师？作者彭移风做过这样的总结：业界照搬西方理论不能产生管理大师，学者缺乏管理实践不能产生管理大师，咨询公司短期逐利行为也不能产生管理大师。当然，这和我国现代企业发展起步晚，历史短也有关系。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近邻日本至少出现了三位管理学大师：威廉·大内、野中郁次郎和大前研一。为何他们能成为世界闻名的管理学大师？没错，他们曾经留学美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教育和熏陶，可是我们的留洋博士也不少。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深深扎根于本国、本土的社会习俗和传统文化，并且其研究进程都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及一批优秀企业的出现。相对比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也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崛起，但是，能够对本国民族文化有着透彻了解，从而把传统文化和西方管理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求同存异研究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只单纯介绍、套用或者延续西方管理思想的学者很难有突破性成就，只有深深浸入到本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中，研究本国人情、国情，并结合、借用别国先进的管理理论，才可能有所创新、有所成就。

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也不同。中国人具有宏观把握客体对象的特长，能够透过表象把握事物本质，建立宏观的框架认识，但是不擅长细化和具体化，或者说不像西方人那么“教条”，往往带有很大的模糊性。这同东方文化的“顿悟”思维特性有关。西方人强调通过严密的数学公式、逻辑推理而建立一个公理系统，从而形成循序渐进的理论体系，具有严密性、规范性、精确性、逻辑性和分解性的特点。如果没有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掘、整理和现代化改造，就很难在这不同的思维模式中找到切合点，西方的管理科学就不容易找到适合其生长的东方土壤，就会产生“水土不服”。不经“本土化”改造而单纯地引进、学习西方的管理思想势必让国人“消化不良”，也就很难形成中国式的现代管理模式。

从企业自身角度讲，中国企业发展企业文化，不能只是一味地引进西方或日本的管理思想与企业文化建设模式，因为西欧、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文化建设都是以本国的文化为背景的。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企业家对员工的思想领导方式、价值观引导、企业文化结构、管理重心、市场策略思想等自然也就不同。在西方科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套管理方式，如果简单地搬到东方，会产生一种基因环节上的冲突，而且随着管理深化它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这就提出了西方管理东方化的课题。这里必须寻到一个结合的“中介”，或称为“渗透点”。这个“渗透点”就是东方古代管理思想，因为它既是东方文化结晶，又是管理之道，所以能与西方管理相通。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认真挖掘和提炼祖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价值，汲取合理的思想内核，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便在历史的高起点上创造出符合当代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将为学界和各类组织提供中国式管理现代化的基础、平台和前提条件。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克劳德·小乔治在其《管理思想史》一书中说：“现代管理的概念与实践在古代有其根源”。并以中国为例，“中国人早就以智慧著名，但对他们的管理思想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可是《孟子》和《周礼》等古代典籍却表明中国古人已了解组织、计划、指挥和控制的某些原则。”“我们发现中国人在三千年前的一些管理思想，如组织、职能、协作、提高效率的程序以及各种控制的方式已具有当代管理的色彩。”早在1984年，日本专家村山孚在中国人民大学作“日本的管理现代化和中国的古典思想”学术报告时已郑重地指出：“中国古典思想是人类管理智慧的宝库，在实现管理现代化上，绝不要以为只有外国的新奇观念和数学公式才是科学，千万不要忘记，中国的古典思想是实现中国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来源。”

虽然如此，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的管理学界和企业界重视时髦的“舶来文化”，轻视自家“土特产”，轻视历史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西方经济学”、“工商管理”、“经济思想史”，“中国管理思想史”专业，每年硕士、博士报考情况的巨大反差就是明证。前者门庭若市，熙熙攘攘，后者门可罗雀。虞祖尧教授曾经忧虑地说：“我还感到在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中，对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的培养思路里严重缺乏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修养的重视。所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正像毛泽东60年前所批评的‘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这样一种情况。60年前毛泽东批评的是少数留学生，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并不言必称希腊，而言必称欧美的情况则极为普遍。我在高等学校教学第一线已经整整50年了，看到学生的这种状况感到很痛心，也为祖国的长远发展感到担忧。”

他并没有夸张，现状的确是：MBA, EMBA等文凭泛滥，各类咨询公司的文案中，各个培训师口中也满是泰罗、法约尔、德鲁克这样的名字，吃透老祖宗留下来的传家宝的专家屈指可数。虽然，近年来易中天、于丹等人的闪亮登场为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做了很大贡献，但他们毕竟不是管理学业内人士，他们的研究角度也很难与企业实践挂钩。

从西方管理历史本身而言，20世纪，伴随着各种新的管理学理论不断提出，管理学从萌芽、发展进入了丛林时代。但是当人类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们却发现，整个20世纪研究者们在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方面出现了重大缺失，即只重视了对工人和普通民众的管理，而管理者却被置于管理的视野之外。于是，不少学者提出，21世纪应该是“管理管理者”的世纪。其实蓦然回首，早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韩非就已经在实质上提出了管理管理者的思想，他主张“治吏不治民”，并提出了大量针对“吏”的管理之术。这些思想、技巧对解决当前管理学界面临的“管理管理者”的世纪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1.1.2 选题意义

刘备在临终前告诫儿子阿斗，要多读《韩非子》等著作，因为这类书“益人意智”，这话不无道理。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思想和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外儒内法。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评价说：“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但‘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着儒家衣冠才能出场。”可见，法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实际重要地位。儒家和法家思想是最高管理艺术的典范，但二者各有千秋。儒家讲究人伦道德和社会和谐；法家讲究法令的贯彻和权力的稳固。儒、法如同统治者手中握着两种武器，守用儒，攻用法。可是儒家、道家甚至是兵家的思想在世界广为流传，孔子学院遍及世界各地，相比较而言，世界对《韩非子》的重视和研究就要少很多。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林语堂先生却说：“半部韩非治天下。”严复在上光绪的“万言书”中也说：“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法家思想不虚伪，不遮掩，很多观点一针见血，虽然不很中听，但却极具实用性。

周勋初在《读韩非子》一文中说：“我总觉得若从‘古为今用’的角度而言，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是最贴近现实的一部著作。因为书中所分析的，全是政治纷争中的权谋，以及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趋利避害的各种表现，只要政治上仍然存在种种复杂情态，人在社会关系中还得计较利害得失，那么《韩非子》中所揭示的一些问题，仍然会‘益人意智’。”笔者非常赞同周老先生的说法。《韩非子》研究的是帝王之术，也就是治理国家、管理官吏百姓的方法策略。从本质上看，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官吏百姓就是组织中的成员，所以从局部着眼，《韩非子》的许多管理思想亦可应用于各级组织，并且具有相当的适用度。《韩非子》的很多思想精华拿到现代社会中来，不仅不过时，反而能为很多疑难杂症提供解决方案。对于企业家来说，其中的一些管理原则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有着很强的实用性和借鉴意义。无独有偶，美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伯顿·华兹生为了让西方人士更好地理解《韩非子》的“帝王之术”，也曾经从类似的角度打过一个很好的比方：“就像大的集团公司董事长一样，远离他的成千上万雇员与部下，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运筹帷幄，发布命令。”华兹生对韩非思想的现代诠释，给了我们一个从不同角度解读《韩非子》的启示。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后、著名华人许倬云在与《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对话时，向企业管理者推荐历史书籍时说：“有一部书不是历史书，但确实很有用处，它就是《韩非子》。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今天政治学、管理学的主要观点和主要论证方法。”他认为，韩非综合了“势”、“法”和“术”，任何一个好的组织、企业，管理上都应该是这三者的结合。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博士后、著名培训师余世维在他的管理讲座中谈道：“两千多年前，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不起的鼻祖韩非子，我后来才知道美国哈佛大学把《韩非子》全部翻成了英文，全世界都非常崇拜我们中国的哲学思想，所以我们把祖先的话好好地体验一下，就是一部管理学。”余世维建议中国的管理者应该读《韩非子》，从中找到管理智慧。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先生曾经说：“有时候我认为把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好就不错，用孔子的思想做事，用老子的思想做人，用韩非子的思想做企业管理。”在出任“赢在中国”总评委时，张瑞敏在做点评时说了一段话，语出《韩非子》的《八经》篇：“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尽己之能者自操事，尽人之力者自计虑，尽人之智者不自计虑，不自操事。”可见张瑞敏对《韩非子》的熟稔。

古今中外的管理思想好像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是这条大河的下游，东方古代的管理思想是这条大河的上游，而《韩非子》作为最重要的支流之一，对这条大河的水量和水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作用。追本溯源，对《韩非子》的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无疑会帮助我们融会贯通，从整体和宏观角度把握人类的管理思想，帮助我们学会欣赏这条大河之美，甚至发现别样的风景。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的研究选题将以《韩非子》原著为蓝本，以现代管理理论为参照对象，研究韩非的管理思想体系。对于其涉及管理方法、要求和原则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挖掘和提炼，从而整理出对现代管理具有启迪和借鉴价值的一般管理思想。尽管韩非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背景、性质不同，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虽然社会发展了，但是古代和现代的人性是共通的，很多原则也是通用的，并没有“保质期”的。中国两千多年“外儒内法”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得以存在，“法”的思想必然有其科学合理的因子。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完整性、逻辑性和严密性在法家诸位大师中可以称得上首屈一指了。诚然，韩非效忠的对象是君主，《韩非子》的原始读者是帝王，但是如果我们充分运用主观能动性，抛却那些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过滤掉其中的反动色彩，选择性地汲取其中的有益成分，批判性地继承这部著作所富含的管理思想，那么它就仍然可以为今人所用，为当代的管理者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丰富的管理技巧。如果，各级管理者能从本书中找到对自己的管理工作有着实践指导意义的内容，有掩卷思考或者点头意会的时刻，那么，本书的写作就可以说是达到了目的，笔者这几年的研究也就算有了一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