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新闻业转型与新闻研究
与新闻本身的历史相比，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据朱至刚的研究，新闻学在清末还只是个偶尔被提及的“新名词”，尚未作为一门“学问”被接纳，重要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10年代。
一般认为，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端。短短几年内，这门对新闻知识进行探求的学问就勃然而兴，相继有徐宝璜的《新闻学》（1919）、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等经典之作出版。经由日本作为中介，美国的新闻研究和教育模式也进入了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只是中国，美国新闻研究的发展模式曾广泛地影响了很多国家，以致如今谈到新闻研究，不能不从它在美国的发展历史开始说起。
舒德森（Schudson）曾评价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的新闻研究也没有多少优质的成果，“当时很少有什么能够比得上20年代出现的如李普曼作品那样有影响力的成果。到70年代，才有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现。”他所说的70年代的突破性成果主要是指以塔克曼（Tuchman）、甘斯（Gans）等社会学者为代表所进行的新闻生产研究。简要回顾一下美国新闻研究的历史就可以看出，70年代的突破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不能忽略之前几十年的积淀。早期的美国新闻研究起源于职业教育，围绕报社和报人的新闻实践展开的报刊史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前的中心。就在中国早期新闻学勃兴之时，美国新闻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924年，《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的创立标志着新闻研究新时代的到来。季刊第一期发表了威斯康星大学布莱耶（Bleyer）的文章，概述了报纸研究的主要路径。布莱耶是新闻研究转型的关键人物，他帮助开创了新闻研究的新时期：认真地对待新闻，新闻既是实践性的努力，也是研究的对象。1927年，这位投身学界的前记者在威斯康星大学创办了新闻学院，他坚持认为职业教育不具有足够的科学性，于是着手建设一门具有研究导向的新闻课程，其愿望就是把新的社会科学引入新闻研究的核心。20世纪30年代，他成功地在已有的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博士项目里设置了新闻学辅修课程。几乎同一时期，社会学家帕克（Park）在芝加哥大学开展多项对报纸和记者的研究，与他同期做类似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把新闻业看作一个值得系统分析的领域。施拉姆（Schramm）把1937—1956年间的美国新闻研究概括为三种并行的趋势：一是以历史的方法对报业历史和著名编辑、发行人传记进行的研究；二是主要以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社会中的报业展开的研究；三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把报业作为传播机构和传播过程来研究。他同时也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转向，比如量化研究的涌现、行为科学方法的引入、对过程和结构的重视以及对世界范围内的报业和报业系统的关注。这些变化趋势反映了新闻研究正处在由行业研究向科学研究、从人文科学研究向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变过程中。
20世纪50年代，新闻研究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两个经典研究上：一个是怀特（White）对美国一份小型报纸的电报编辑选用电讯稿的情况进行的研究，另一个是布里德（Breed）对新闻室内社会控制因素的研究。两人的研究虽然将眼光投向新闻室内部，但仍然被当时主导的有限效果研究范式所吸纳，并未构成强大的研究传统。但他们为后来将新闻内容的生产与控制作为核心议题的新闻生产研究提供了借鉴，特别是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的运用，被认为是新闻社会学的源头。最具范式突破意义的变化则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一批社会学政治学背景的研究者深入到新闻室内部，对新闻制作的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形成了所谓的新闻室民族志（Newsroom Ethnography）的黄金时代或者是第一波浪潮，极大地改变了美国新闻研究的面貌。费什曼（Fishman）概括说，传统新闻研究的关注核心是新闻的选择性（Selectivity of News），而新闻生产关注的则是新闻的创造性（Creation of News）。这些研究者以外来者的身份为研究新闻工作带来了新的视野，扩展了怀特和布里德等人的早期研究所激发的洞察力。
这一历史过程体现的是美国新闻研究向社会科学研究的演进，不再是对特定的新闻机构、人物、报道和事件的经验总结，而是在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引下，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对新闻业的现实进行观照。时至今日，新闻研究已经成为传播学科内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其一，《新闻学》（Journalism）、《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和《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相继创刊，以此为基础汇聚了一大批自认为从事新闻研究的学者。其二，国际传播学会（ICA）与国际媒介和传播研究学会（IAMCR）等组织陆续创建了新闻学分会。近年来，《新闻学》和《新闻研究》在传播学科内的影响力持续得到提升，新闻学分会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学会的第四大分会。不过，舒德森却对美国学界呈现出的将新闻研究视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趋势表示担忧。他的理由是，“一旦 ‘新闻学’变成了一个独立学科，学者们将会满足于仅阅读所谓新闻学或数字新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甚至只阅读某些小型研究团体或几本新闻学期刊上发表的成果，而忽视了其他学科提供的视角”。在一篇针对三篇新闻研究论文的评论中，他甚至说自己的花园里根本不存在新闻研究这棵树。
舒德森批评的是新闻研究呈现出的“内卷化”趋势，但他并不否认研究新闻的价值，“新闻业应当是所有相关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的一个对象，因为新闻的生产和流通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事实上，从新闻研究的历史演进来看，它始终是一个各种学科和路径长久驻足的领域。沃尔-乔根森（Wahl-Jorgensen）和哈尼奇（Hanitzsch）曾对新闻研究的历史做过简要的梳理，概括了四种取向：最早的阶段是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学者对媒体进行的规范性（Normative）研究，聚焦于报业的社会角色；然后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开始的实证（Empirical）取向的研究，集中在对媒体受众和效果的研究，兼及对新闻实践的研究；接下来是20世纪70、80年代的社会学（Sociological）转向，着力探讨新闻业的职业常规、意识和文化；最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的全球—比较研究（Global-Comparative）。卡尔森（Carlson）等人则补充了第五种取向，即当前的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转向，在社会与技术相互交织的动态过程中理解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转型。
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新闻研究已经积累和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文献体系，不同研究者之间的方法、路径和取向可能会有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了解和研究新闻是一项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是在当下，不仅新闻业自身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它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部环境也在经历着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新闻研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固然巨大，但也是可能产出新的突破性成果的时机。20世纪70年代的新闻生产研究所针对的新闻媒体正处于声望和权力的黄金时代，而且又身处在一个重要事件迭出的时期，行业内外的环境共同促成了这一次突破性成果的集中爆发。不过新闻机构本身的运作却是相当稳定，长期形成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工作常规、专业文化等使机构得以高效地运转。因此，这些研究是建立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新闻业基础之上的，新闻室的变化要少于社会上的其他机构，研究者们强调的是结构的稳定性。而现在，新闻业却陷入了一个剧烈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报社关闭、人员裁撤、营收下滑等无不预示着它的“动荡”。如果此时还援引那些经典著作来解释已经发生巨变的新闻业，显然是会出现问题的。处在剧烈转型中的新闻业促发了新闻研究者的更大热情，正是在新闻业持续地陷入所谓“危机”的时刻，关于它的现状与未来的讨论又一次成为数字时代新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一些经典的概念、问题和方法在数字时代依然有其生命力；但另一方面，新闻研究的创新也成为研究者必须正视和考虑的问题，一些学者倡导寻找新闻研究的新地图（New Geography），提倡在网络化世界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甚至是超越新闻业（Beyond Journalism）来进行新闻研究。
无论是新闻业自身的境况，还是新闻学科的研究进展，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因新闻业的现实发展而对新闻学科提出的创新要求却具有相当的共性。中国新闻业在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后，面对技术和经济的双重裹挟，也陷入一个动荡、衰退、转型、变革、创新等不同征候交织在一起的状态。中国的新闻研究应该如何描述、阐释、分析甚至是预测变化？现有的视角、理论和方法还能适应这纷繁复杂的新闻业现实吗？应该如何进行学科层面的创新以弥合现实与研究之间的“差距”（Gap）？如果说过去的新闻研究主要关注“常”，那么现在更应重视对“变”的揭示。当下新闻研究需要关心的议题在增多，能够利用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也在扩张。本书就是笔者为此做出的些许努力，着重讨论了融合、边界、时间、田野、创新、计算和平台七个关键词（Keywords），其中既有像时间、田野和边界这样的经典概念，又有融合、创新、计算和平台等新兴话题。除了最大限度地呈现当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进展外，笔者还试图提出借用这些关键词在中国语境下进行在地化研究的可能路径。当然，受限于个人视野，这些可能的议题和路径只是反映了笔者本人的阅读偏好和研究兴趣，如能对感兴趣的读者有所启发便已是本书最大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