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芮逸夫从远古洪水故事内涵，证实汉苗两族同源说

芮逸夫是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12月写成初稿，经讨论后修订于二十六年（1937）1月完成大作《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乃是就湘西的凤凰、乾城、永绥三县边地所定居之苗民，调查四种苗民相传洪水故事，其中有两个是口传故事，两个是每年傩祭节期族人所唱的歌曲。分别是常用于黑苗、花苗及鸦雀苗族人之传说。

芮氏除其调查记录之外，同时并广为查考宋代至明清前人对云贵峒溪蛮（即苗、瑶等族）之记载，更又参考地方志：《苗防备览》、《乾州厅志》、《永绥厅志》等书。此外并必引述同时代外国学者之调查报告。如日人鸟居龙藏所作贵州花苗之调查报告、法国学者德佛洛尔（DeFleurelle）对贵州黑苗之调查报告，以及英国学者克拉克（S. R. Clarke）对贵州鸦雀苗的调查报告等（尚有其他英、法两国学者，不俱引述）诸人报告，俱有洪水故事，及有兄妹二人设法得救，洪水退后，世无人迹，乃结为夫妻，生育儿女，传衍后代，为人类之始祖。芮逸夫搜辑数据可谓充足完备。

芮逸夫根据各家调查报告，前代流传记载以及地方志略，从而综合分析，可约略归纳几个重点，只能在此简单交代：

第一，最为核心主题，是洪水故事，所有苗族相同。

第二，洪水之造因起于雷公发怒，亦为苗族共有传说。

第三，洪水之祸有兄妹二人设法避难，在各系苗族稍有不同方式，而终必得救则一致相同。

第四，洪水退去，世无人迹，兄妹二人结为夫妻，多有不同穿插叙述，而终至结为夫妻则一致相同。

第五，苗族之此兄妹二人，只有鸦雀苗、花苗提其名字，兄是Bu—i，妹是Ku—eh。芮氏将Bu—i推知是包羲（伏羲），将Ku—eh推知是女娲，看成是汉族苗族间有所采夺之条件。

很自然，芮逸夫在同一文中即就苗族洪水故事与汉族古来之传说作对比考较。

芮逸夫在中国古籍所言之洪水故事自为核心主题，此其一；伏羲、女娲有无兄妹关系，此其二；伏羲与女娲有无夫妻关系，此其三；伏羲与女娲有无造生人类成为人祖，此其四。结果在中国古籍中俱能查到，四者俱有载述。惟细节极不相同。

其一，洪水故事，见于中国最早之古籍《尚书·尧典》，芮先生未引举，但其字数不多，愿举于此：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就中国古籍中之文字以至诸子各书，实有涉及洪水大事，但绝无雷公发怒之说，与苗族故事大有区别。

其二，伏羲、女娲二人为兄妹之说，中国古籍亦多有记载。芮氏俱加引证，有郑樵《通志》引《春秋世谱》云：“革犀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故世言女娲伏羲之妹。”东汉应劭著《风俗通义》有言“女娲伏羲之妹”。其他书尚有，不具引述。则知伏羲女娲乃是兄妹，自与苗族传说相同。

其三，伏羲女娲为夫妻之说，在中国秦汉时代，伏羲为君，女娲为后之说十分繁富，多见于汉代石刻。芮逸夫之文引举汉代武梁祠石刻君皇伏羲人首蛇身，皇后女娲人首蛇身，二人交尾互缠一起，一人手中执规，一人手中执矩。其实武梁祠石刻有两幅伏羲女娲穿着衣裳下身蛇尾互相交缠之图，一为背向图，一为面相对图，芮氏所引证是两人相对图。后来闻一多之书《神话与诗》则附列两图，俱更清楚。

事实上在两汉时期有关伏羲女娲之石刻，近人陈履生著有《神画石碑研究》一书，经其采辑，伏羲女娲之石刻像不下有五十二种石刻，必定是上为人身，下为蛇尾，有相交缠者，也有单一人者，却多是手执规或矩。故就中国文献而言，伏羲女娲结为夫妻，自然与苗族传说相同。

其四，苗族传说之兄妹两人既成夫妻，终于生子，亦有不同说词，但俱表现传衍后嗣，衍生代代子孙。惟在诸夏，并无任何相同记载。而伏羲则被尊为人祖，重要之点则有女娲氏以黄土造人之说，传为世人皆出女娲以泥土造人，成为人类原始造生之神，其说出于汉末应劭之《风俗通义》，由宋代《太平御览》钞录传世。

此外，中国古代传说于女娲特申说其伟大神力，俱见于公元前2世纪之《淮南子》有共工氏与颛顼氏争为帝不能胜，乃以头触不周山，并使天柱折，地维绝。则由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断割巨鳌之足以立四极（东西南北四极），大地洪水横流，女娲乃积炉灰以止淫水，万物重得生长。《淮南子》书虽出于汉代，多保留上古传说，芮逸夫俱加征引，可作检证。

从上举四点考察，芮氏推断，从上古传说主旨根核来看，苗族与夏族在远古当为同种而早有分枝，血缘相近，而各自俱有特殊发展，终自各成大枝族类，在远古传说时代各据一方。芮逸夫不能停止在远古传说之处，于是追考中国古籍，自最古之《尚书》即能见到，苗族与夏族早已各自独立发展，芮氏在《尚书》中找出有“苗民”之纪录，或可看到关系之亲近。又见有“有苗”之称，此一记载重要，比较夏人之称“有扈”，则“有苗”之说，应是夏人记载之敌体大国。又在《尚书》中见到“三苗”之说，“三苗”出现于中国古籍，很代表重大意义。芮逸夫亦多引据各书，但未深述真意重大，可在此略加解析。“三苗”出现于《尚书·尧典》，有清楚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在此文句中历来学者俱称之为尧惩四凶。其他不须多论，而“三苗”实是国族之称，须加攻伐，以驱之于三危之山。《左传》昭公元年，叙述古史上重大征伐，有谓：“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妷、邳，周有徐、庵。”以言虞、夏、商、周四代之史上大事。三苗原居之地在南方，《战国策·魏策》，及《史记·吴起传》，均指三苗居于左洞庭，右彭蠡之南方大泽之区。地区甚广。此指古昔而言，却在尧时，将之驱赶至西方敦煌南面之三危山，故在《尚书·禹贡》又记载云：“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可知窜三苗于三危，史不绝书。当知中国上古，苗为大族，长久盘踞长江以南。今人徐旭生（名炳昶）著书，提出中国远古有族数三集团说，所指是夏族、夷族，以及苗蛮族，倡中国古史上民族三集团说。

芮逸夫大文，提出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二人关系，为后世人祖之信仰，定为是东南特创之文化特色，与西亚巴比伦之洪水故事及诺亚方舟之说是完全非出一源。夏族苗族，有四大共同点，正见文化之一致①。

芮逸夫大文引致文家闻一多共鸣，即在抗战期中，写出《伏羲考》重要论文，说明是受芮氏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