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杨光先事件的研究

《清史稿·杨光先传》中这样描述杨光先事件：

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为《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下礼、吏二部会鞫。康熙四年，议政王等定谳，尽用光先说，谴汤若望，其属官至坐死。遂罢新法，复用大统术。除光先右监副，疏辞，不许；即授监正，疏辞，复不许。……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

《（康熙）歙县志·人物·杨光先》中这样描述杨光先事件：

杨光先入国朝，抗疏斥西洋教之非，诘辩新历法，授钦天监监正。……康熙七年诏求直言，光先条陈十款，切中时弊，获蒙采纳。……未几，新法获行，或不可测，特旨放归，卒于途次。

《清史稿·杨光先传》和《（康熙）歙县志·人物·杨光先》成书时间相差较多，前者成书于近代（1927年），后者成书于清朝（1690年左右）。近代的《清史稿·杨光先传》将杨光先局限于历法之争中，未提及杨光先反对天主教之事。而且从“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的“右”字可以窥探出作者对杨光先的否定态度，认为杨光先攻击汤若望同时不胜任学术。

而清代的《（康熙）歙县志·人物·杨光先》虽然篇幅较短，却提到杨光先“抗疏斥西洋教之非，诘辩新历法”两件事情。从“切中时弊，获蒙采纳”中可以看出对杨光先持相对肯定的态度，认为杨光先维护了儒教，看到了天主教对中国的冲击，是切中时弊的。并且，与杨光先同时代的《辟邪集》也收录了不少儒者反对天主教的文章，不少儒者称天主教为“邪教”。

结合诸多参考文献来看，对杨光先事件的评价概括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近代学者对杨光先多持否定态度，并且将杨光先事件简单地等同于历法之争，较少谈及杨光先事件的反耶稣教性质。相反，另一部分和杨光先同时代的人物则对杨光先反耶稣教持肯定的态度。推断近代否定杨光先的原因：一是近代学者对科学的重视程度高于对文化安全的考虑；二是或许与《不得已》等文献留世较少有关。

近现代学者与清代儒者对杨光先评价的迥然不同，这意味着清代儒者的保守顽固还是近现代学者对真实历史的偏离呢？

（一）权力斗争说

“权利斗争说”认为杨光先事件是清廷内部各派权利之间斗争的产物。

李大鸣在《中西历法的三次较量》一文中认为，西洋历法大行其道激起了以杨光先为代表的一些汉人保守派对以汤若望为首的西洋传教士的强烈不满，保守士大夫时刻在寻找出击的机会。后在鳌拜与康熙斗争中，杨光先等保守势力借助鳌拜为靠山，充当了向西洋历法发难的急先锋，最后在鳌拜操纵下将汤若望判处死刑。

南炳文、白新良主编的《清史纪事本末》认为：

鳌拜等四大臣辅政后，逐渐改变多尔衮、顺治帝以来的开明政策，力行‘率祖制，复旧章’，正为杨光先的行动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这也说明这场斗争中包含着具有重要作用的政治因素。康熙帝亲政后，及时为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恢复西洋制历方法在钦天监中的地位，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开明的政治态度。

以上两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杨光先与汤若望的历法之争是由康熙和鳌拜的政治斗争引发的，同时将鳌拜和杨光先归为保守派，将康熙和汤若望归为开明派。他们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杨光先反对西洋历法的原因就是杨光先的保守和狭隘以及清政府政治派系斗争。

钱志坤认可派系斗争说，他的《“钦天监教案”起因探析》认为，中西历法之争“给辅政大臣铲除政敌提供了借口”。作者在文章中说：

眼看无法从历法准确性与汤若望抗衡，旧历家与他们的代言人又祭起了‘夷夏之辨’的法宝，试图挑起满族统治的排外心理。顺治十七年底，杨光先向礼部上《正国体呈》，指控汤若望是借西洋新法阴行邪教，以邪教谋夺人国。这对那些对汤若望早就心怀不满，伺机欲除之而苦于找不到借口的辅政大臣来说，无疑提供了一枚致命的重磅炸弹。

郝贵远《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较量——杨光先与汤若望之争》认为：

双方攻讦过程中，都把历法作为武器，实际上背后进行的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借反对宗教而推行某种政策的事情，这并不是第一次。

可见，“权力斗争说”是将杨光先事件归纳为清朝政府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是保守派与开明派的斗争，杨光先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先锋而已。本书认为，以上作者的判断是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的，因为并没有史实可以证明杨光先与鳌拜有牵连，也没有史实可以直接说明杨光先为了捞政治资本而发动历法之争，倒是有资料显示杨光先并非为谋取官职发起历法之争，因为杨光先曾将祖荫的官职让给他的弟弟。

政治因素确实是杨光先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但是本书所认为的政治因素不是指清朝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而是指在天主教传入中国过程中，天主教对中国社会稳定和传统政治秩序的冲击，是罗马教权与中国皇权之间的政治斗争。从这个角度而言，杨光先这样一个小人物就不是整个历法之争的主导者，而是充当了儒教和天主教教权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急先锋而已。

必须要指出，不能将历法之争等同于禁教，如此会狭隘化杨光先事件。本书认为历法之争不过是杨光先反对天主教的突破口而已。当然历法之争也有它自身的合理性。

（二）政教冲突说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谈到，杨光先事件是政教冲突的必然结果：

从天主教传到中国以来，每次的争论和斗争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动机。教皇与中国皇帝争天上的王国，其实质就是争地上的王国；争天、争正朔、争教仪教礼，也就是争封建统治秩序的法律虚构在哪一方。杨光先之提出“不得已”的争论其实倒确乎是有其不得已的。另外，当时中国方面的卫道士之所以反天主教，乃是有鉴于宗教为农民所利用的历史教训。……但是把耶稣会所宣扬的正统天主教和农民起义所利用的号召手段混同起来，是一种错觉。因为耶稣会决不会是“异端”，它是维护封建秩序中正统教权的。

侯外庐认为，杨光先反教事件是天主教教皇与儒教教主（中国皇帝）之间的权力之争。侯外庐先生对杨光先事件的定性判断十分精准。不过，侯外庐先生认为，天主教不是“异端”，是维护封建秩序中正统教权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本书经过分析认为，天主教和儒教之间教义的矛盾，会不可抑止地扩展到政治领域，威胁清朝政府的统治。

（三）意见不合说

这种观点认为，杨光先事件发生是由于教会内部各派对中国礼仪等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这种争论的后果之一是给杨光先攻击天主教制造了机会。

利玛窦在传播天主教过程中采用的是“文化调试政策”，即寻求儒学经典与天主教义相似性的政策，而龙华民对利玛窦调试政策感到担忧。龙华民认为正是由于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中的意见不合造成了杨光先对天主教的攻击。

钱志坤《“钦天监教案”起因探析》一文中说：

自利玛窦死后，中国耶稣会在围绕利玛窦中国化传教方式上发生了分歧，支持利玛窦的有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反对的有龙华民、利类思、安文思等。艾儒略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与所编的历书，是否违背了天主教教义，触犯了耶稣会的戒律。作者分析认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耗费了汤若望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正当中国君主易代之际，汤若望却把主要精力用于消弥萧墙之祸，以致顾不得积极利用各种关系设法对付杨光先的攻击，给杨光先等人以可乘之机。

以上两种观点认为，是由于传教士内部教派的争论引发了礼仪之争。但是作者没有说明，礼仪之争是怎样扩大到中国范围，并引发中国皇权与罗马教权的权力之争的，也没有考察礼仪之争发生后中国政府的态度。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用来判断礼仪之争刚刚发生后，清朝政府对待天主教的态度。重要的是，可以了解礼仪之争得以扩展至中国的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天主教被禁的根本原因。

（四）文化排斥说

这种观点认为，天主教和儒教、天主教和佛教的教义文化的冲突，导致了天主教全面被禁。即从后果上来讲，杨光先事件不是天主教被禁的前因，而是儒耶矛盾的表现。

李跃红的《论明清之际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一文认为：

天主教传华史上最终导致“百年禁教”的“礼仪之争”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天主教义与儒家思想的矛盾。礼仪之争的论题很简单，即敬孔祭祖祀天是否迷信，以及中国传统所说的“天”、“上帝”是否与God相同。最终的结论是中国礼仪属于迷信而中国古籍中的“天”和“上帝”等词不可作为God的译名。这就导致与利玛窦规矩大相径庭的传教原则如禁止教徒敬孔、祭祖、祀天等等，结果造成教廷与朝廷的全面冲突和禁教。

钱志坤《“钦天监教案”起因探析》认为：

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损害了佛教的传统地位，引起了两教的激烈冲突。

文化排斥说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百年禁教，从哲学和文化层面比较深入地分析儒教和天主教的矛盾，有学理上的合理性，同时也把杨光先从“阻碍中国近代科技文明的卫道士”的重压下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