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波夫 编
《东洋学の系谱（1）》

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1）》（东京：大修馆书店，1992）。去年在京都买下此书，曾粗读一过。今天又拿出来重新看，不想白看，故借用此书之摘录，把日本明治时代的东洋学史拟出一个简单的大纲来。

明治二十七年（1894），那珂通世在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召集的讨论会上提出，应该将外国历史分成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得到与会者的赞同，这一事情，后来被称为“东洋史的发端”。而同年七月，高等学校的校则中就依此规定，历史科分为本邦史、东洋史、西洋史。田中正美在《那珂通世》一文中，指出这一东洋史的成立，“可以说中止了日本历来仅仅以中国史为中心的偏狭，而必须包括东洋诸国、东洋诸民族的历史”，并且指出“在日清战争爆发的刺激下，国民对亚洲大陆越来越关心，这一历史观念，就是在日本作为近代国家急剧上升的明治二十年代，面对西洋，日本作为亚洲民族的自觉日益高涨，面对西洋文化，出现主张独特的东洋文化的时代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3页）。

过去，日本教中国史，是用《十八史略》等汉文著作作为教材的，那珂原来也打算在此基础上修改，但是，《十八史略》无元代以下，而元代以下又是日本非常关心的近世之历史，也是中国转向多民族史。因此，那珂通世从明治十九年到二十一年，编写了五册《支那通史》，采用了不同于中国风甚重的欧美编史的方法，客观地叙述历史，但他同时受到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的影响，强调中国历史的停滞性。由于这一东洋史观念的变化，此后，他注意研究元史，并从张之洞派到日本考察学制的陈毅那里，求来了《皇元圣武亲征录》（何秋涛、张穆、李文田、沈曾植校）、《双溪醉隐集》、《元儒考略》、《元朝秘史李注补》（李文田著）、《黑鞑事略》等等，在明治三十五年前后，撰写了若干有关元史的著作。这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开端。

接着，市村瓒次郎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到二十五年间，于吉川书店出版《支那史》五卷，在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出版了《支那史要》上下两卷。但在明治三十年，顺应学界的变化，他在吉川书店又出版了《东洋史要》。中岛敏《市村瓒次郎》一文就指出，书名从“支那”变成“东洋”这一点相当重要，中岛敏还指出，当时作为中学教材的，还有明治二十八年东京富山房出版的坪井九马三阅、宫本直贯著《东洋历史》上下两册、二十九年东京文学社出版的藤田丰八编《中等教科东洋史》、三十六年东京大日本图书出版的那珂通世《那珂东洋小史》（又，明治三十一年，在那珂通世指导下，仅仅二十九岁的桑原骘藏在大日本图书出版《中等东洋史》。1899年，罗振玉、藤田丰八汉译《东洋史要》，王国维曾作序）。

明治二十七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的“支那史学”改为“东洋史学”，这正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向东洋史研究的正式转型。三十一年，市村瓒次郎主持编纂的集大成的《东洋史统》，其开头的凡例中就说“本书的目的是叙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诸国的兴废、民族的盛衰，以及各种文化的发达与变迁，特别注重国家、民族相互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势力的消长，同时关注各种制度、社会经济状态乃至学术思想和其他一般文化的发达与变迁，以及它们和政治势力消长的关系”。中岛敏在《市村瓒次郎》一文指出，这里空间扩大到亚洲各个区域，而理解和叙述，则涉及了政治之外的社会、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在昭和十四年（1939）他七十六岁的时候，在东京富山房出版了第一卷，这部868页的大书，分上世（上古到战国）、中世（上篇：秦到三国，中篇：南北朝）；同年又出版第二卷730页，为中世（下篇：隋唐到宋金）；昭和十八年，又出版第三卷832页，为近世（上篇：明代），直到他去世后，战后才由和田清、栗原朋信、市古宙三等协力，终于出版了第四卷977页，为近世（下篇：清到民国）（31—33页）。

日本东洋学中，最重要的人物，西京是内藤湖南，东京则有白鸟库吉。白鸟氏中学读书时代的校长，正是那珂通世，而他又曾经与市村瓒次郎同事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他的背景，是日本崛起时代，正如津田左右吉在1944年出版的《东洋学报》29卷3、4号上写《白鸟博士小传》所说，白鸟崛起于日本史学界的时候，“当时正值（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战役，作为东洋指导者，我国向世界展示了威力，白鸟博士在这一背景下，越发强烈地认为，即使在学术上也必须尽早使我国与欧洲比肩，因此，在东洋学术方面，也必须认清这一方向，即一方面指导对近代新的学术研究上还甚为幼稚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同时参与世界的东洋学研究”（45页）。

这真是值得深思的学术史。

（1999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