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浩
《东アジアの王权と思想》

渡边浩是一位很敏锐的学者，他们东京大学法学部，有丸山真男的传统，他就是丸山真男的弟子，所以也当过法学部部长。我早就读过他的论文，所以去年在京都大学客座的时候，和他有过几次愉快的谈话。这本《东アジアの王权と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就是他去年送给我的。

《儒者，读书人，两班》是其中的一篇。此文指出，在中国和朝鲜，所谓学者是从全民中选择出来，应作为“治人者”的那批人，但是，在没有科举制度、由武家支配的日本社会中，所谓“学者”，正如儒者反复喟叹的，只是所谓的“一艺之师匠”（126页）。对比而言，由于清代学者的学术存在有一定的空间}kt}（正如山井涌《明清思想史の研究》第409页指出的，一方面，清代学者没有宋明学者那样的学问以外的生活和存在空间，但另一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学问以内的生活存在空间，如朝廷多次的大规模组织编纂事业、地方政府和地方有力人士编辑出版物和地方志，家庭教师的数量也很多，所以并非科举一途可以笼罩，第408页又指出，这种环境使得清代人“学问是汉学，日常生活的准则是宋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kt}，除了科举之外，还有一些途径，尚可以用学问谋生，所以，这决定了清代的读书人在心理上很难正面去否定制度性的正统思想，但又可以不一定完全同一化，“那些在专门深入知识的学者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中，确立并竞争着他们所拥有的与政治无直接关系的知识与才能，以获得社会地位和名望，也许这一现象可以放在清代儒学史研究上去思考”（119页）。而朝鲜则是另外的一种情况，朝鲜的科举需要有资格，这些应举的人均在“两班”之内，是否“两班”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家族的问题了，出产官僚的儒学教养人家，如果有连续世代的，才可以属于“两班”，因此“两班资格的认定关系，有祖先、学问之继承，官职与科举是否合格，通婚圈、交际范围等等”，研究朝鲜晚期知识分子与思想的人，应当注意这种与中日不同的因素。

又，再读此书中《儒学史の异同の一解释——朱子学以降の中国と日本》一文。他指出，虽然宋代到清代的中国常常被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相比较，都称为前近代，相同的地方也很多，但是差异也相当明显。他举出例子，比如，中国一旦确立朱子学的支配地位，就有起来同朱子学的对抗，而日本则不同，在德川时代前半期，朱子学开始被认真学习的同时，差异极大的各种新的儒学思想就陆续出现，并且因此出现了儒学的整体普及，而且，与朱子学并行不悖，各种杂多的学派还陆续扩散。另外，在中国，阳明学一时拥有强大影响力，而在日本却影响相当微弱，而且在中国，朱子之学的批判者的多数，是采取对它的内核进行再解释，使“理”本身继续具有活力，与此相对，在日本却常常对“理”这一概念本身表示出不信任（71页）。

（1999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