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台北：麦田出版，1997）是一本很有批判性的书，在《导论》中，萨义德就指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outsider，“amateur”，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28页）。他说，“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扭曲知识分子公开表现的，莫过于修饰整扮、噤若寒蝉、爱国情绪及事后自圆其说的变节”（51页）。我的理解是，修饰使人爱惜羽毛因而不能勇敢直率，爱国情绪则使人盲目服从政治主流或者听任狭隘的感情，事后自圆其说则更不消说，是一种怯懦，正如萨义德所说的“变节”。萨义德指出，当社会权威借由媒体、政府和集团铺天盖地的控制和压迫，使得人没有半点改变的机会的时候，人会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因而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具有“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的精神”（a spirit of accommodation）（33页）。

他提到了奥威尔的小说《1984》，在奥威尔笔下，那个国家为了统治的方便，创造了一些新词汇，比如“思想犯罪”（thoughtcrime）、“双重思想”（doublethink），然后用体制的权宜措施或者国家名义来处置，这与我们通常看到的专制国家是非常相似的，这让我想到“文革”期间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难道不也是把本来内心的活动当做一种不合时宜的犯罪？也许有人会把这种思想过滤，以国家的名义或者革命的名义合理化，也有人说，这样的“曝光”或者“交心”，能把一群松散的人变成“我们”。但是，当这些名义被官方高调使用的时候，一方面强加给人一种对国家的所谓“认同”，一方面又以这种“认同”给国家制造合法性和合理性。于是，原本怀着不同思想、目标、信仰的个人就被“国家”、“我们”这样的词汇笼罩在那个大一统的真理象征中，似乎不在这里就不是“我们”，而是“异端”或“另类”，甚至被革出这个“国家”成为“叛国者”。可是，这个政府却被视为“国家”，而“国家”却被先验地预定为“祖国”。所以，我们常常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我们万众一心”、“好大的一个家”，“我们”、“祖国”有何等巨大的笼罩性力量。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和哲学式意见的个人”，当然这个角色也存在尖锐的另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让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地被政府或集团收编”（48页，第一章）。

（1998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