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延
《中国宗教系统》
高延（Johann Jakob Maria de Groot）的名著《中国宗教系统》（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Ⅰ-Ⅵ，1892-1910），早在若干年前，便在中国书店六里桥的旧书库中见过，价格极贵，达数千元之巨。后来在清华老图书馆三楼西文书库又曾见到，虽布面精装，但灰尘满书，也未曾细读。此次在京都大学文学部资料室再次见到，因为刚刚看过华琛和罗友枝编的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的日文译本，所以借来看看。
从高延到华琛和罗友枝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丧葬祭吊有一脉相承的兴趣，是因为他们从这里看到中西文化差异。高延书共六卷，第一卷便是葬仪，第二卷讨论的是灵魂，第三卷讲道教的理论，第四卷是神祇与祭祀的节日，包括祭祀的供物、仪式、时间，以及对疫病、旱魃、大火的防范，主持祭祀的祭司等等，第五卷是佛教，最后第六卷是国家宗教。他在第一卷开头序文中便提出，“在中国，灵魂崇拜是所有宗教的基础，灵魂崇拜是从人是否真正死亡开始的，生者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来处理遗骸？从中可以显示生存者的想法，因为他会想，遗骸中是否还继续住着灵魂？他们还会复活吗”，他觉得从这里出发考察中国宗教，可以纲举目张地清理出他所说的system。
此书影响深远，像后来译成中文的《原始思维》即受此书启发，西方学者从中国之外观察中国，加上深入民间的传教士传统影响，往往如同后来人类学作田野调查，极能体会下层社会状况，同时又因传教意图，对作为“他者”的中国宗教比较敏感，故较容易直接体会中国化的宗教生活，不像日本学者那样，从一开始便受到经典系统之影响，有对民众宗教的先验之看法。当然，高延时代的中国研究，与欧洲当年视亚洲为“半开化”或“未开化”民族之观念有关，故颇注意考古与民俗，以反衬自身文化，强化先进民族与文化之自豪感也。但是对中国宗教的这一观察理路，也应当说，与中国历史实际相当吻合，盖中国古典如《礼》的记载，也确实特别重视从丧葬仪式开始，建立其整个秩序和伦理，所以《仪礼》十七篇中，与丧葬相关者达七篇之多。
1882年，高延在厦门看到当地人的葬礼，又看到厦门地方官员（道台）发布关于久停不葬的禁令，他觉得很有趣。应当说，当他开始他的写作时，这些实际经验和调查给他很多帮助，同时他也浏览了很多中国古籍，比如《仪礼》、《礼记》、《抱朴子》、《本草纲目》、《岭外代答》等等，有时他也借用西方中国学著作，像Denny的The Folklore of China（《中国民间传说》）、Williams的Middle Kingdom（《中国》）等等。更重要的是，他有很多西方知识来作比较，比如他曾经引用Spencer的《社会学原理》、Pliny的Historical Natures、Swift的Journey from This World to the Next、Maria Edgeworth的Castle-Reckren等等，他常常能够用世界各地的死亡仪礼，来说明中国的葬仪和丧礼有什么特别处。比如他在第二部第一章中就引用罗马人的习俗、爱尔兰人的习俗，讨论中国的叫魂和哭丧，在第二章中又引用Van Eck和Collin de Plancy关于罗马、希腊、印度、墨西哥帝王的习俗来讨论中国古代的“玉含”。因此，高延此书运用他在厦门的民俗调查，与古代三礼文献互相映证，加上西方人类学调查资料，倒是格外有趣。下面不妨摘录一段：他引用《文王世子》以及《檀弓》“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饘粥之食”等记载为证据，指出丧礼中的哭泣，本来是有特别的意味的，“经过若干世代，号哭的最初意味被遗忘了，如今它只是作为表示悲哀与烦恼的形式而存在。但是，它保存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即它与呼唤死者魂兮归来一样重要，是一个永远不能消失的礼仪”。
他也注意到了传统经典葬礼在后世的变异，尤其是佛教的影响。在第六章《从纳棺到埋葬》中，他又提到佛教的“镇魂仪式”，其实可能就是所谓的“施食”。他说，在这种仪式中，有悬挂佛陀、菩萨、罗汉的画像，但也有旌幡，而旌幡又按照中国思想分为浅黄、赤、白、黑、黄、青六色，象征着上下四方共六方佛，还有和尚念《阿弥陀经》、颂《祈愿文》，佛坛上还用了种种刺绣、铜像、蜡烛，举行仪式的时候，有三个、五个或七个僧人主持，又是敲木鱼又是敲钟打铃。最重要的是，在引导灵魂往生净土的时候，他们会象征性地在室内缭绕，这时，死者的子孙也会跟随着念诵“阿弥陀佛”（在这时，高延还记下了一段当时幡幢上的文字：“唵，毫光招请亡者皇清敕授儒林郎国子监典簿邑庠生温如杨府君一位正魂，速往西方，托化莲池，逍遥自在，业脱苦轮，受财享食。哑哞”。高延的标点有一些错误，其中一前一后的“唵”、“哞”其实就是六字真言中O
ma ni pad me hū的一头一尾）。这当然已经和《仪礼》或《朱子家礼》、《家礼仪节》中的规定大相径庭了。
也许中国学者会质疑，古书记载的仪礼，真的是古代社会实际施行的制度吗？三礼是否有真伪的问题呢？高延为什么可以不分史料的时段而越界使用？但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对于现时中国社会生活，他需要知道他的Origin，所以他会把这些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当作证据，把时间的古今和空间的东西淡化，以此来求得一个理解和解释，不必对他们过度苛求，更不必持“疑古”之见怀疑古文献的记载，毕竟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很多传统和风俗的延续性很强。
（1998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