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
《规训与惩罚》

读傅柯（一译福柯）《规训与惩罚》（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2），是刘北成、杨远婴从英文本翻译的中译本。傅柯在此书第一章中指出，“权力产生知识（而且权力鼓励知识，并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使用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就不会有任何知识”（26页）。我想这是指，知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建立在一个大多数人共同认可并自愿遵循的基础上的，而这种“共识”的产生，是由于其背后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终极性依据”，当这个依据确立这个“共识”，它就确立了一种人们自愿接受和服从的“权力”，而它本身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道理，就成为“知识”。古代中国所谓的“天经地义”，确立了“王权”与解释王权的“知识”，可以作为这一说法的证明。本来那些未必“天经地义”的知识在这种“权力地图”中，“掩饰了自己超常的独特性”而成了“普遍真理”（21页）。

傅柯在谈到后世温和的惩罚方式时，说了一段相当精彩的话：“盛大的公开处决的恐怖仪式，逐渐让位给这种严肃的戏剧——后者场面丰富多彩，更具有说服力，而且公众的记忆将会以传闻的方式复制法律的严峻话语”（112页）。其实，儒者的思想与法家的思想在维护秩序上的差异，就在于此，后者通过严刑酷法向公众表现国家机器的暴力，而前者则通过规训、示范、暗示、象征的方式，使人们记忆中加深对这种惩罚的印象。后世儒家士绅一方面用道德严厉主义规训，一方面用礼制与家法族规惩罚，其实已经对自己建立合理的秩序失去了信心。

“学校变成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傅柯说，在考试中不是学生与学生的智力较量，而是个人与全体的互相角力，这样才成为“进行度量与判断”（185页），在这种强迫性的规训中，就是在“一种机制中实施能够提取和建构知识的权力关系”（184页）。按照他的说法，通过考试，学生被权力纳入其许可的知识范围，而他们理解的知识也就在他的身心中，构造了一种控制他的权力，似乎可以从这一角度来思考从古代科举到现代高考的试卷。

（1997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