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读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杜氏认为在这一时期即自清末新政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存在着一个类似欧洲近代的过程。其特征为：（一）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二）为军事与民政而扩大财源，（三）乡村社会为反抗政府侵入与财政榨取的不断斗争，国家为巩固权力与精英结为联盟。这个被称为“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以国家/乡村的矛盾为主线，以入仕/在野的知识绅士为表现体，以法律/习惯的磨合适应为现象，逐渐展开，与之相应与对照的是“民族形成”。在不断强大和成熟的过程中，培养着公民对国家的态度，包括认同、参与、承担责任和义务、自觉的忠诚，等等。而特别有趣的是，这一过程却正是在西洋和东洋帝国主义压力下，通过自我的不断改革和变化所形成的，“促进改革的动力有多方面，其一是义和团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其二是列强向财政崩溃的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使它不得不加强权力以向全国榨取钱财”（2页），这倒是很有趣的现象。

杜氏在书中对“权力”（Power）作了如下的界定，“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与法统”。他还说明“权力”是一个中性的词语，不仅是压迫性的，“它还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而且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这很有意思。只是此书也有缺点，一是理论先行的色彩太浓，二是材料多来自第二手，尤其来自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9—1943年间之《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六卷本。

（1996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