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科和帕加诺的历史哲学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法国人对人类发展过程的描述，在意大利，十八世纪末也有人继承维科历史哲学的衣钵，为阐述社会发展过程而做出了不少努力，这些尝试也许比法国人的研究还要有意义。这当中自成体系，最有价值者乃是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帕加诺有趣的著作，它的德文译本名为《试论各民族的文明过程或市民社会的起源、发展和没落》，共分两卷，1783—1785年那不勒斯出版（译者为约翰·高特弗利德·米勒，译本于1796年在莱比锡出版）。

帕加诺，实质上当时意大利整个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如此，继承了乔巴蒂斯特·维科的衣钵，不过他受到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学说和历史哲学的影响，对维科的历史观补充了新的天才的思想。特别是休谟的经验主义历史观对帕加诺影响极大。另外，他较维科对古代史，尤其是罗马史具有更为精湛的知识，他一洗维科那种神学气和神秘的味道，在论述的过程中，他常常勇敢地摆脱掉教会的学说。正因为这样，他也像他的朋友加埃坦诺·菲兰杰里（八卷本《立法科学》的著名作者）那样一再和那不勒斯教会当局发生严重的冲突。

维科在1725年发表的主要著作《各族人共同性格新科学概论》（威廉特·韦伯译，1822年莱比锡出版）中曾认为，人类的发展过程是由向着同一方向发展的人的精神决定的。对维科来说，所有的历史事件无非是精神发展的作用；所以整个的世界史本来就是精神的不断进步，为此他将它的新科学也自称为“人类精神史”。然而这种人类的精神并不是随意发展的，在其背后是作为动因本源的天意，天意假手人类本性的需要而指导和引导人的精神前进。他在这部著作的导言中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哲学的主导思想：“上帝通过人自己的需要指导由于原罪从内在的正义而堕落的人，使人从动物性的分散的迷惘状态里上升为群居生活，以此使人上升为真正的人，其基本条件乃是社交本性。”

从根本上来说，这先是由奥古斯丁所代表的，然后由托马斯·阿奎那做了更为详尽论述的历史学说：整个世界过程是按照天意来进行的，然而上帝的力量并不是不断地直接干预这一过程，而是由上帝所赋予一切事物内在的本性来推动这一过程。因为这一本性是由上帝以某种意图来赋予人的，如果人受其本性的驱使，那人也就是遵循了上帝的意图和目标。并非任何人或任何团体（部落，民族，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按照上帝的意旨行事，相反，大家都在追求特殊的、相互背道而驰的目标。然而从矛盾与混乱中所产生的作为历史后果的东西，归根结底不会越出天意的目标之路。通俗点说，天意充分利用了人的意图和目标行动，以达到上天自己更高的目标意图——在维科看来，这种目标意图正好是为了人类的完善和福利。他在他那部著作的卷五第一篇第4章中曾这样解释说：

“毫无疑问，是人自己创造了社会世界；这是我们（维科的）科学的无可争辩的首要原则……然而尽管如此，这一世界无疑是产自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又由于人们各有其目标，所以往往呈现出多姿多态，它有时与人的目标背道而驰，但总是高于目标；它对人类这种非常有限的目标只加利用，以为达到更高的目标服务，来维护地上人类的生存。这样人类便耽于兽性的淫乐，于是生养众多，便出现了家庭；这时家长便对受保护者擅作威福——从而出现了城市；于是贵族便对平民滥用他们的领主权利——这样一来他们便陷于法律的锁链之中……”

从“新科学”的这种基本原则中，维科得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是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偶然的游戏”，而是具有因果联系的链条，也就是说，历史是按照一定的因果规律发展的。然而这并不出于天意之外，而是被纳入上帝的计划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作为手段的因素服务于上帝普遍的理性目标。第二是各个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发展过程都是向着同一方向进行的。

在十六、十七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人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迄今为止未知地区半开化民族和蒙昧民族为什么有那么多风俗习惯与已知世界的风俗习惯相同，或和我们祖先的风俗习惯一样？”起初的回答是简单的，人们设想以往各民族是以相同的风俗交往和联系的，还有的说这是由于人类有共同祖先的缘故。后来到了十七世纪，随着人们人类学和地理知识的增加，这种观点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又逐渐有了这样的认识：从实质上来说，进步都是沿着相同的方向取得的，因为人类的本性（资质）是相同的，所以进步也是因同样的本能和内在的动机促成的。

这也是维科的观点，现在和以前都相互不熟识的民族有着类似的思想。维科认为，这一事实说明了这当中必定有相同的原因或动因。在他看来，原因就在于所有的人都由上天赋予相同的“感觉”，亦即“相同的共有的本性”。而且不仅整个的资质是类似的，“人类需要的感觉”对所有的人来说也是共有的，以致人们“不假思索”就有共同的感觉。由此看来，无论是在自然状态中，还是在向更高的社会阶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各民族中一再出现类似的渴求满足的需要，这种需要以相同的方式决定了行动的意志与目标。总之，从整体来说，发展方向是相同的；从个别来看，又有形形色色的差别，因为人的思想、感觉和意志冲动除了取决于人自己的本性之外，还要取决于他所在环境的性质（维科将此称为“地区性质”）。岛屿与陆地的性质不同，在这里生活的是农民，在那里则是商人；炎热晴朗的气候和寒冷阴湿气候不同，所以那里的人性格明朗通达，这里的人性格迟缓沉郁。

维科和帕加诺都认为，整个人类史就是人类精神发展史，这种精神发展的方向基本上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不过帕加诺和维科不同，他从发展的过程中剔除了上帝的意旨。在他看来，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朝向某一特定目标的一定的意向；不过这一目标不是上帝赋予的，而是自然赋予的。“自然”，帕加诺直接解释道：“决定极终目标和最后目标。”

人的最初思维方式类似是所有地区人性类似所致，特别是人们都以同样的方式为本能驱使要自我保存。这绝不是说，人的思维方式在继续发展的道路上保持不变；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它是经常变化的，因为思维不仅取决于先天的精神，而且也取决于人在其中的生活环境（社会生活状况），以及他的经验的总和。帕加诺所说的经验不仅是个人经验，而且也是社会上流传下来的经验，换句话说，思维方式不光决定于人的精神天资，同时也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他提问道：不同发展时期的人对相同的事物为什么有不同的见解和评价，他回答道（在第1篇第1章）：

“其中的根源不就在于概念的联结上吗？因为概念是不同的，概念联结也必然不同；而概念不是来自人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和生活状况吗？在相同的环境与状况之下，我们又处于相同的关系之中，那我们的概念几乎是相同的。因而，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也必然是相似的。按照宇宙间的法则和规律，在某些时候，同样的情况会重复出现；因为人、社会和一切事物总是按照同样的规律以同样的方式来发展的，外部事物对人总是处于同样的比例和关系之中。所以说如果人和社会也像个别人一样受到相同的发展规律的制约，在其必不可免的、无法改变的发展过程中达到了相同阶段，那他们也就会有相同的概念，除了不同的气候和特别偶然发生的某种偏差外——即偶然事件，就其因果关系来说，虽则同样包括在整个伟大而不变的链条中，可是由于我们悟性的限制，我们不能将其归因于某些基本法则。”

由此可见，在发展的过程中，思维方式是在不断变化的；而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在个别方面由于特殊的影响而可能出现某些偏向。因而不同地域从未相互接触过的民族，有着相同的概念与观点，这在帕加诺看来是完全自然而然的事，其条件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达到了相同的发展阶段，从而生活于相同的社会环境之中。

发展在相同的方向上进行，这同时也说明，发展是受到“一定规律制约的”，亦即按规律进行的。只有把历史当成一个有着严格规律的过程而进行哲学的研究，它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一种像数学一样同样可以严格证明的科学”。

“直至目前为止，历史还只限于列举没有意义的空话和事件，现在它却变成了人类精神发展的专门学科。是的，它不仅是精神知识，而且也是一种真正的科学。与一般学者的看法相反，它有一种可以得到严格证明的能力。哲学史向我们指出了在所有民族发展的过程中的稳定性和相似性，虽说状况和时代将它们远远地隔开，有的生活在炎热的地带，有的生活在寒冷的地方，有的民族正处于灿烂辉煌的年代，有的则在现代的世界史开始之日曾经强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