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门和孔多塞

将整个发展过程分成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并对这些阶段的特征加以描述，这是圣西门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仔细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圣西门有关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仿照孔多塞的划分做出的，不过圣西门所划分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比孔多塞多。孔多塞的第一个阶段，在圣西门那里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二个阶段亦是如此。只是圣西门的关于土著秘鲁人和墨西哥人的阶段是孔多塞表格中所没有的；而孔多塞又把希腊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并对希腊人在精神方面的进步对后世影响的评价远比圣西门为高。

在个别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承认，圣西门是超过了他的先行者的，比如他更加注意到将民族学的研究成果用来描述最早的发展阶段；孔多塞从无神论的立场出发，认为宗教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迷惘，而圣西门在研究最早的发展阶段时，则把宗教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然而他们两人在基本观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对即将到来的时代的看法上两人有明显的区别：孔多塞认为，未来时代是1791—1793年大革命的政治自由和哲学原则的继续，而圣西门则认为将要到来的是工业主义时代的统治，即工业家的时代；按照当时的概念所有从事生产性工作的人：企业主、银行家、商人、企业职员、工人、小手工业者、艺术家等，总之所有那些与大地主、僧侣、贪利者以及其他的“寄生虫”相对立的人都是工业家。在圣西门看来，这种新的工业社会形式在其基本方面业已在革命后的英国实现了。英国宪法得到了他特别的评价，他说，就其所包含的自由与伟大来说，这部宪法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这种未来社会理想的不同可以从这两位社会哲学家进行写作的时代状况的不同得到解释。孔多塞撰写一览表时正是革命战胜其敌人之日（虽则吉伦特垮台了），所以在他，一个受到那个时代激进的哲学观点鼓舞的共和主义者看来，伟大自由的革命原则必胜无疑，而圣西门则是二十年之后才撰写他的主要著作的，那时伟大自由的场地业已打扫干净，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急剧膨胀，与英国那种相似的工业主义时代眼看就要来到法国。

圣西门与革命时代社会哲学家相比，其高明之处就在于，后者坚定地相信立法，特别是宪法对社会生活有着神奇的影响，而圣西门则认为政治宪法的品质仅有第二性的意义，对人民生活舒适与否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经济状况，首先是财产制度。

然而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圣西门较之大多数同时代人对当时法国阶级划分及其经济原因有着更深一层的认识。在这方面，他不仅远远落后于马拉，而且也落后于米涅，甚至比杜尔高和内克也不如。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圣西门受J·B·塞斯的经济和谐理论的束缚，把“工业家阶级”理解为企业主和工人、银行家和小农、商人和手工业者，并设想在他们中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经济团结。马拉决不会犯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在马拉看来，工人的利益在于将自己的劳动尽可能高地卖给企业主或老板，而企业主的利益则相反，他要尽可能少地付工资，尽可能多地取得劳动产品。

圣西门的三个杰出的学生，一个是历史学家奥古斯丁·蒂厄里；一个是社会哲学家圣阿曼·巴扎尔；一个是国民经济学家米歇尔·L·薛瓦利埃。在某些方面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别是巴扎尔发展了他老师的某些思想要素，并比他更要系统一些，较之圣西门，他对政治经济学更为精通，对经济发展了解得更多些。他的关于财产对社会形式的意义的阐述更是慧眼独具。圣西门幻想实行工业制度会大大地改善劳动者阶层的命运，会使整个工业家阶级的利益一致，而巴扎尔对此却不表赞同。他已经看出了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与圣西门相反，他认为工业制度为未来带来巨大的希望只是通向更高的经济组织的过渡制度，在这一最高的经济组织中生产资料是社会公有。正如刚刚所指出的那样，巴扎尔比圣西门的高明之处基本上是在社会经济学方面，而在真正的历史学领域中他是紧步圣西门的后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