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门的历史观

孔多塞的著作对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对克劳德·昂利·德·圣西门的影响最大。在他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中，他几乎处处紧步孔多塞的后尘。他对雷纳尔的《政治哲学史》也深有研究，许多论述使他具有伟大的历史哲学家和马克思唯物史观先驱者的声誉，倘若仔细鉴别即可看出，这些都不过是孔多塞或雷纳尔思想的改头换面或扩展而已。

在革命后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中，很少有像圣西门这样受到这么高的推崇。《共产党宣言》因误信了安凡丹——圣西门学派的观点而将其归为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其中说道：“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自此之后，便以伟大的空想主义者而闻名。实际上他既不是空想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尽管他对即刻到来的工业经济时代有着种种奇异的幻想，然而他还不能称为空想主义者，这一点弗里德里希·穆克尔博士在他的《昂利·德·圣西门其人及其著作》一书（1908年耶拿出版）中已详加论述，而且在他看来圣西门还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古斯塔夫·艾克斯坦博士在一篇题为《新老圣西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第2卷，第423页起）的文章里却将这一陈旧的观点推倒了，这使人们不得不加以承认。他说，圣西门不仅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而且更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上书，第426页）。完全正确，因为他既不致力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国有化或公有化，也不主张废除雇佣制、土地和生活资料的某种均等。如果说将圣西门也算为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为提高下层人民生活所作的任何进步的努力都要视为社会主义了。

不过穆克尔和艾克斯坦两人都还把圣西门看成是那个时代的杰出的历史学家，但在这一点上较之穆克尔，艾克斯坦要冷静得多、敏锐得多。前者正如传记作者所常有的那样是偏爱他的英雄的。如果将圣西门在历史方面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和革命时代及以后二十年间的社会哲学文献相比较，人们马上就可以看出，圣西门的历史理论绝大部分是稳健适度的，并没有卓异之处。他对他前人的思想往往补充进某一新的部分，他的贡献更多的是在于：吸取他人的观点，消化它，并为着进行某种社会改革全力以赴地宣传这些观点，而不在于他把握住了社会史的新问题。

圣西门也像孔多塞一样，将历史的发展看成是精神的不断进步。这种精神的进步又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也就是说，后面的发展阶段承接前面的发展阶段，并为前面阶段所制约，这种发展阶段是不能随便改变的；它们在因果关系上有种必然性。圣西门在其《组织者》一书中曾清楚地写道（见《圣西门全集》安凡丹编纂，1865年在巴黎出版，第22卷，第118页）：

“不断走向完善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开始按照某一个天才的人物所拟定的道路前进的，这种道路是不会为群众所接受的。这也为事物本身的本性所排除，因为前进的更高的规律强制一切，掌握一切。对此人只是工具而已。尽管这种力量来自我们自身（亦即人的精神的流露。——作者），然而摆脱它的影响，掌握它的作用，我们却又无能为力，就像任意改变我们星球围绕太阳运转的原动力一样。我们唯一能施加影响的乃是第二性的作用。我们所能够达到的一切是：对我们所必定走的道路钻研透彻，而不是盲目地受这种道路的摆布，然后以我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来按照这种（我们真正天意的）规律办事。顺便说一句，我们在哲学上的伟大进步也正在于此（在这一方面——作者），这种进步有待我们在这个时代去争取。”

发展阶段是以有规律的必然性相互衔接的，它们不能为天才的念头或意志行动所改变，只有通过人的意志，第二性的作用才有所体现，这也就是说，人能够认识精神进步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并按照其动向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必然性的东西更加畅顺地进行，或者消弭某些作用的后果，即化凶为吉，或者限制它。人们虽则不能使发展的途程完全偏离轨道，然而却可以通过对前进道路上障碍的排除来使社会进步，更为顺利地发展并加速这种发展。此外，人们还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缓或阻止第二性、第三性作用的发生。圣西门也多次这样宣称：“了解人类精神的途程，然后为文明的完善而工作，这就是我为我规定的目标。”

我们举例说明这个观点。精神进步在影响各国经济生活的同时，也促成了特别的技术熟巧的出现，后者又导致一定的财产形态，财产形态又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和生活状况。在孔多塞那里我们就已发现了这一概念，圣西门大约是从他那里抄袭而来的。（前面已经提到过，巴尔纳弗的观点中就很清晰地出现了这一概念。）所以说，人的精神就是原动力，在其前进的过程中它引导人类发明新的技艺，使用新的技艺；这样的结果是从中又产生了特殊的财产形式。可是在这些财产形式中，圣西门看到的不是精神进步在一定阶段的必然的历史结果，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作用；只要其精神上的和技术原因的限制性继续存在，这种作用就不能任意加以改变；只有在“精神进步”业已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这种作用，然后它才能消失——圣西门反而从中得出结论说，如果这种财产形态的确对政治生活有某些作用的话，那才谈得上认识这些作用，并这样塑造财产秩序，以使其以所希望的有利方式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他在《论工业》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集》，第19卷，第43页）：“规定财产的法律是所有法律中最为重要的法律，它是社会大厦的基础。那种决定权力分配和调整权力使用的法律只是第二性的法律。财产一定要这样的结构，要使得财产所有者尽可能发挥生产上的作用。”

在该卷的第82页中他曾写道：“我们要说，人们不能设想，规定权力分配的法律（就是宪法——作者）不具有根本的意义。我们还远远没有这种离经叛道的意思。毫无疑问，议会政府要较之其他政府为好；然而它也不过是一种形式，而财产形态则是根本的基础。由此可见，财产制度实际上是社会大厦的支柱。所以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实行怎样的所有制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从财产的意义上来说什么叫自由。”

换句话说，实行未来的工业制度时首要的是，要使所有制尽可能适应这一制度的要求。圣西门在另一处也写道（罗德里魁编纂的《全集》，第2卷，第63页），维护所有制乃是政治的大目标，因为在他看来社会的存在取决于所有制，——然而维护的不是封建占有，而是以资产阶级赢利为基础的所有制。

由此可见，像保尔·巴尔特之流的社会哲学派将圣西门看成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正奠基人，这只能说明，他们既不了解圣西门，也不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对圣西门来说，经济方式不是决定一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第一性的东西，第一性的东西乃是精神。更正确地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方向，是它在发展的途程中产生了某种经济制度，其结果又影响于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经济状况，用圣西门的话来说只是“第二性”的。经济状况似乎只是精神进步所引起的一系列作用中的中间环节。因而圣西门根本就没有想起要从经济状况中来解释他那个时代的诸如哲学、道德、宗教观点的精神潮流。甚至那些我们在雷纳尔那里所发现的初步萌芽在圣西门那里也不见了。可是他认为，各个观点领域并不是相互没关连的，所有的领域都是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部分，受进步规律的制约并且相互影响；所以，所有的领域也都必须沿着人类精神前进的途程前进，与其协调步伐，当它们不应和它发生冲突，或它们之间陷于冲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