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托马斯·雷纳尔和经济史观

卢梭的上述两篇论文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为使国家回复到单纯自然（也就是当时被认为是自然的）道德的基础上所作的努力提供了进一步的论据。要提出的是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神甫的后期作品，比如他的《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和《美国政府和法律概观》就清楚地表现出是受到卢梭主义的影响。不过卢梭的两篇文章还另有作用。它们引起人们提出并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和技艺的发展与风尚到底有怎样的关系？”从研究的结果里，人们很快便断言，风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所谓制造技术和商业的水平和发展。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的著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阿贝·昂特·伊弗斯·戈居厄特的《论法律、技艺和科学的起源，并论古老民族的进步》（1758年出版），作者虽则往往陷入荒诞的神学观点之中，并且他的逆行推理法也常常以随意的假设和结论来进行工作，然而他在个别方面却达到了很值得注意的认识水平。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风尚和科学技艺的领域中所取得的进步之间有着因果关系。随着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工业科学的进步，道德状况也势必发生变化。最为重要的是向农业过渡，它起着一种革命性的作用：他说（第1章第16页）：“农业的发现，带来了完全不同的风尚。运用了农业技术的民族，就有必要长期定居在某一块土地上，人们聚集的结果还出现了城市。因为这样的一种社会较之那些不事耕作或者轻视耕作的民族更加需要技术，所以它们也需要更多条款的法律。”

在社会内部产生了土地占有者之间的新关系，而这种关系一定要加以调整，于是就从“土地的分配中产生了法律和法律科学”。

戈居厄特认为，商业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制造业的娴熟程度达到能为销售而进行更多生产时，就出现了商业，同时也就有了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新的法律协调的必要性，因为商业立即缔结了人们之间的新关系和新的利益。

可是所有的科学与技艺到底是怎样出现的呢？是由理性促成的。对戈居厄特来说，理性并不是独立自主的东西；必然性（这里说的是满足需要的必然性）是理性的向导，所以必然性乃是一切科学和技艺之母（第1章第180页）。

托马斯·雷纳尔在《欧洲人在两个印度的殖民与贸易的哲学政治史》（1774年出版）一书中所表露的观点，要超过戈居厄特的见解。他认为，特别是经济上的技艺（农业的发展水平，工业，首先是商业的发展水平）对各民族的风尚有着重大的影响。他这部无所不包的著作的首卷开宗明义就是这样说的：

“对整个人类来说，尤其是对欧洲各民族来说，没有哪一个事件比得上发现新大陆和找到通向好望角的新航路有那么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两个伟大的事件使得各个国家的贸易、力量对比、所有民族的风尚、工业和政府性质完全改观了。从这一刻起，形形色色的人，最为偏远的地区都相互之间变得需要了。赤道的产品，两极地区需要；北方的工业品要运往南方；东方的衣料穿在西洋人的身上；人们到处都在进行着意见交流，法律交流，风俗习惯的交流，疾病互相传染，药方也相互交换，道德和罪恶相互影响。一切都变化了，一切都在变化、永远变化。然而这些昔日的变革，以及将来继之而来的变革对人的本性起了一种有益的作用了吗？它们是否真的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变革使人得到更多的安宁、道德和享受吗？它们使人的状况得到改善了呢还是只是改变了呢？”

这种观点贯穿于雷纳尔的整个著作里，虽则常常是夹杂在大量对异国风光的描述之中。各族人的生活、他们的风尚、治理的方法、法律关系以及利益都与他们工业和商业的状况紧密相连。宗教概念也是如此。比如他说，如果认为基督教才使得奴隶制得以取消，那不啻大错特错。奴隶制的取缔倒正是由于它不再适合国家内部新出现的财产和等级关系：

“孟德斯鸠院长向基督教致敬，认为是它取消了奴隶制。我们都不敢苟同这一说法。当一个民族的工业和财富达到举足轻重的地步时，国君公侯也会重视起来。当人民的财富对国王在与贵族的斗争中带来好处时，那改善人民处境的法律也随之而来。清明的政治总是由商业伴随，而不是由基督教的精神伴随，后者无非是要说服国王，宣布解放其臣属的奴隶（隶奴），这样一来，奴隶也成了国君的臣仆。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经宣称，基督教徒不可以是奴隶，这确实有其事，然而他之所以颁布这一上谕只是为了取悦于法国和英国的国王，他们想将其臣属压制下去。”

当时归之于基督教的其他好事，在他看来也是这样的。促使较好社会状况形成的杠杆不是宗教，而是工商业的发展。十字军东征对欧洲的经济生活在好多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可是这决不是本来的宗教目的，也不是这些“疯狂”的征伐部队的本意：

“那些不计其数的大暴君，迄今为止还畜养着大量的奴隶，由于十字军的虚妄而毁灭。为了能够支持这些疯狂的部队，他们不得不拍卖采邑和宫殿，使其隶属以金钱赎身，以换取差不多具有人的尊严的种种好处。于是财产法（这里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法）也开始在私人中间流行，并赋予他们以某种独立性，没有这独立性，财产不过是一句空话。这样一来，最初的星星之火便照亮了欧洲。十字军的这种意想不到的作用，十字军的愚蠢却绝无仅有地为人的幸福做出了贡献。”

在雷纳尔的著作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种从一定的经济状况导致政治进步的推论，毋庸置疑，这种推理是难能可贵，并且意义深远的。不过问题还不在于此，而在于这样的事实：他把新的经济结构的崛起看成是对政治、法律，部分还有宗教变革的推动。他认为，对中世纪来说，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通过地中海贸易的扩展，通过地中海然后可以绕过亚洲南部到达印度，越过大西洋可到美洲。在他看来，只是在十七世纪末工业才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它不仅成了欧洲文明各国建立新的政治生活的基础，而且也是科学新的大发展的支柱。在第3卷他是这样说的（第243页）：

“制造业有助于精神和科学的进步。工业的火炬照亮了广阔的地平线。任何技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大都有共同的形式、方法、手段和基本概念。并不只是机械使数学学习大为普及，科学之树的所有枝干都与技艺和手工业的进步一起发展。矿山、磨坊、纺织以及印染都丰富了物理与自然史的内容，豪华创造了享受的艺术，而这种艺术又完全依赖于自由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