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观念
随着各个革命的人民阶层之间斗争的日趋激烈，“共同意志”的概念越来越为这样的观点所代替：在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对立。
早在革命之前，在法国社会哲学家的著作中就时常出现以下的见解：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分为三个等级，而且在社会上也分为两个阶级：富人（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工人）。魁奈、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马布利、雷纳尔、狄德罗、内克、蒂尔戈特等人也一再论及这种阶级差别，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将阶级的划分归因于生产过程，比如纪尧姆·托马斯·雷纳尔在1771年出版的《欧洲人在两个印度的殖民与贸易的哲学政治史》一书中曾写到，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富人同时也是穷人的雇主，强迫穷人劳役，尽可能榨取他们；相反，受雇者的利益则在于将其劳动以尽可能高的价钱出卖。A·R·雅克·蒂尔戈特在1766年出版的《论财富的起源与分配》一书中也同样解释说：“为满足社会多种需要而制造不计其数的形形色色工业品的整个阶级，现在又解体为两个阶层，一是工商业主，实业家，工厂主，他们都有大量的资金，以预支给工人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资金；二是工人，除了双手之外别无他物，他们所能付出的只是他们的劳动，他们所能赚取的只是他们的工资。”
社会理论家们起初所能达到的认识还超不出承认富人（资本家）和穷人（工人）之间利益对立的范围。只是随着党派斗争的日趣尖锐，这种认识才有所突破：即使在这两个阶级的内部也还存在着某些利益对立。
首先，相继执政的党派还没有一个公开承认，他们所代表的是“特殊利益”。所有的人，保王党人、斐扬派、吉伦特分子、丹东分子和罗伯斯庇尔分子都声言，他们所作的努力与整体利益相吻合，他们党的意志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真正的共同意志，而其他人才为捍卫特殊利益而奋斗，为使特殊利益得到承认而奋斗。所以同样的论据和术语在不同党派的口中意义则是大相径庭。保王党人认为，民族的利益首先要求有一个强大的王权，以维护内部秩序和久经考验的政府准则，拥有它，法兰西才变得强大。如果他们（保王党人）献身于国王和政府，那这完全符合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国民大会和“下层民众”的统治就会将法兰西推向危险的深渊和混乱，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社会的利益也会走向崩溃，昔日自然状态的恐怖也会再现。在阿贝·鲁瓦乌主编的报纸上《国王、法兰西、秩序和一切真理之友》所登出的广告中这样说：
“反叛神坛和王位的骇人听闻的阴谋业已酿成，正义、忠诚、道德、健全政策的原则每日每时都遭到为数众多、煽惑暴乱的文人的攻击，现在是对一种无耻行径进行反击的时候了。很显然，这种癫狂来自奸伪狡诈的哲学，半个世纪以来，它就一直在煽动人民反对以前他们认为是神圣崇高的东西。对这种邪恶的惑众的妖言，弗雷龙是不能逃脱责任的。他蛊惑人心，预言革命；一旦发现在前进的路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高傲的哲学宗派和忠诚的敌人便会将革命召唤出来。”
雅克·马勒特·迪·庞在《法兰西贼神》（1790年7月10日出版）中曾经宣称：
“在凡是人民受到长期压迫、长期处于愚昧状态的地方，一旦人民摆脱了专制并回复到自然状态，那狂热就会超越任何界限，无论什么都无法使其就范。任何一种新政权，在形成之日也是它垮台之时。没有财产的阶级一旦取得了对手中握有财产的人的统治，那任何公民都不能使自家性命保有六个月的安全。”
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则宣称，贵族和高级教士所追求的目标仅是保有他们所篡取的特权；只有他们（自由党人），自由公民的代表才能坚持真正的共同利益，他们为之奋斗的是，为一切人打开幸福之门，给予每个人以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能够最好地维护民族共同利益者既不是贵族，也不是依赖他人愚昧无知身无分文以双手糊口的人，而是富裕善良的公民。例如让·比埃尔·布里索于1791年11月底在《法兰西爱国者报》上曾著文反对大资产阶级（金融家，大商人，粮食投机商等）：
“老一代的资产阶级已完全麻木不仁了；为其自身的缘故，平等已不合他们的心意，使他们高兴的只是没有上司，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感到舒服。资产阶级贵族也许是引起罪恶的最大弊端之一，这些罪恶威胁着我们宪法的基础，这种当局尚未意识到的灾祸有朝一日就会使宪法倾覆，资产者要取代贵族，而将自己的位子让给手工业者。尽管如此，后者总是革命的真正捍卫者和真诚的朋友；只有他们才去参加国民大会，只有他们才去组织维护革命的国民卫队，只有他们才对自由怀有敬意，因为也只有他们才具有美好的风范。”
他在他的报纸的第1249期上曾以下面的话来反对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
“这些危险人物千方百计所追求的乃是这样的原则：不厌其烦地煽惑群众反对官府，使你永远站在众人一边。他们说，人民是永远正确的，我也有相同的看法。然而这些群众决非真正的人民，他们往往确实是不对的，他们经常迷失方向。‘人民’这个字眼的意思和‘民族’的意思一样。法国人民是由整个法兰西的居民组成，它有二千五百万之多。所以它根本不是我们那些煽动家辞典里所讲的那种荒谬的意思。如果有谁听到主权在于群众，或者在于舞台上的公民，难道不会哑然失笑吗？……”
当然，如此这般的责难并不能妨碍被斐扬派和吉伦特主义者轻蔑地称为“群氓”“群众”的下层人民把自己看成是真正的人民，真正的法兰西民族；也不能妨碍他们将吉伦特党人、贵人和有钱的金融资产阶级宣布为贵族，宣布为暴发的唯利是图的金融贵族，这些人是“新的资产阶级”，他们眼里只看到商人，投机家和粮食贩子的特殊利益，他们的政策只是为了这些特殊利益而制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