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每一个时代的政治观、法律观、哲学观和宗教观都是由那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在为维持其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与方法改变时，为与新的经济生活条件相适应，该社会的观点和看法的整体——“意识形态”也要随之改变。由此看来，根据马克思的见解，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绝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一定的历史认识阶段的产物，这种认识阶段就其内容而言是由社会经济的生活进程所制约和决定的。无论是古代的历史学家，还是中古的历史学家，不管他们多么有才能，都不能认识到经济生活与政治、道德和法律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定发展阶段，即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的重大阶级斗争之后，才产生了这种认识的历史前提。

因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作为数千年历史考察的结果而出现的。在数千年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历史观相继出现，每一种历史观都由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所决定。如果就其自身的内容而言，历史观无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那么，为了了解历史的基础而对先前的历史考察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则是必要的了。只有我们看出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从过去的观点中接受了什么，又是怎样将所接受的东西纳入自身，然后在新的社会学的经验事实和由此而获得的知识的基础上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们才会慢慢地了解它的历史局限性及其与过去历史观的关系。

我们要完全了解今天的社会结构，首先就要调查它们的历史发展过程，并联系整个社会生活的进程来考察它们；同样，要完全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和社会学说的科学意义，首先就要研究一下，在一定的情况下，作为漫长的认识系列的总结它是怎样从过去的观点中脱颖而出的。

基于上述原因，在阐述马克思的理论之前，我在以下各章里先对历史和社会观的发展过程——从最初希腊历史的编写到马克思，作一个概要的介绍。当然，对那些在思想史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并对这段时期有过影响的社会哲学观不能一一加以列举，只能对那些为奠基今天的社会哲学而添砖加瓦的观点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对那些包含有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成分的萌芽状态的观点则予以特别的重视。

尽管我对过去的历史、国家和社会观的阐述，只限于最重要的历史特征，然而对某些读者来讲，可能还是显得冗长；但我认为，对过去理论的表述不能再简略了，尤其因为，那些攻击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论战著作往往完全忽略了马克思的历史考察和过去的历史考察之间的联结纽带，不仅如此，有关的批评家们也常常对历史观学说的形成过程暴露出完全的无知。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促使我在阐述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之前——这里暂且不管作为经济理论家的马克思——先对历史作一个较长的介绍。个别自命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最近试图用以下的方式来对马克思的社会学说进行“补充”：他们依照十八世纪哲学思想家，特别是卢梭和康德的见解来诠释马克思的观点，或者是把过去社会学的观念和马克思的理论混杂在一起，殊不知科学地克服了这些旧有的社会学的观念恰恰是马克思理论的最卓越的成就。这就是说，他们复活过时的观点，这种复活不是以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深化与补充的面貌出现，这就使问题更加严重了。

事实上，在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哲学理论家的队伍里，一种马克思主义和十八世纪形形色色理论折衷主义的混合物常常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书的以下各章将为此提供证明）：这是毫无批判地摭拾法国大革命的激进自由思想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相混杂，这种混杂逐渐引起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混乱。相形之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欧根·杜林对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创造体系”的改革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傻事。

马克思的社会学说的命运也如其他一些社会哲学思想家的社会学的命运一样。马克思的学生从完全不同的观察范围出发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也就是从其特殊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的理论，所以他们往往将马克思过去尚未成熟的零星观点放进马克思的学说里，并把它们混合起来——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因为他们自然而然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透过琢磨得多少或凹或凸的眼镜来看马克思的观点，以致常常产生一个相当大的折射系数。此外，他们把普及马克思的理论，并将其灌输到群众的头脑里去，看作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任务。然而这就要求使这些学说尽可能地适应群众的理解力，将艰深难解之处放在一边，有些地方予以简单化，给群众一种口号式的东西。这种方法之所以容易产生，是由于马克思不是以发展完善的体系，而是以多种不连续的格言体裁，将其历史、社会和国家观提供给我们。

这样一来，特别是在马克思的学友和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之后，就形成了一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一会儿强调这句语录，一会儿强调那句名言，对马克思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而且还试图填补马克思理论中的空白，完全无视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社会哲学片断的内在联系，还随心所欲地用现代理性主义的观点来填补这些空白。

于是一种无内在联系的折衷主义便出现了，最近几年，由于受到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影响，越来越陷于一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之中。这种繁琐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之空虚贫乏，只有通过以下的方法来证明：这就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又因为马克思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这些观点，这样就要从他不同的著作中摭拾这些观点，并使其具有逻辑的联系。然而不考虑到马克思从什么样的思路出发，他从谁那里以及以何种形式接受了这些观点，他又是如何将它们和其他过去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他本人又有哪些补充，一句话，如果不去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在社会哲学史中的地位，那样做就是不可能的。

本书提出了这一任务，它想在某种程度上重建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同时指出马克思从前人那里接受了什么，他的理论又是如何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之中的——不言而喻，倘使这种情况由于更新的经验事实变得过时的话，那就需要予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