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前马克思主义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特别是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别而通常称为社会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一部分。这一事实清楚地表现在：以往至少在形式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分裂为一系列相互敌对的党派。它们在引证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时，都是从五花八门的社会哲学的基本观点出发。不仅如此，在它们自己的队伍内部，连许多大相径庭的理论都一概标榜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学说，以及由其产生的政治斗争策略已完全变得莫衷一是。以前的逻辑联系不见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原则和结论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当年的社会民主党而今分裂为各种派别，伴随这一现象的是，在由世界大战所引起的革命事件的浪潮中，不能找到坚定的判断立场，实际上这与其说是党的实践危机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党的理论危机的结果。

早在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对马克思学说的古怪的篡改和解释曾多次出现，特别是在法国。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很难从先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传统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幻想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讯中，就有一些对这种狂热的幻想马克思主义的嘲讽。众所周知，幻想马克思主义曾使得马克思说出这样的话：“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使他早在1882年9月就从巴黎给恩格斯写信道，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人在罗阿纳和圣艾蒂安的社会主义者大会上都同样竭尽全力地使他在法国的居住大为扫兴。

只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和折衷主义的庸俗化的企图纵然能找到某些市场，但不会长远得逞。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每当他们的观点遭到严重威胁时，就会对此进行无情的批判（我想起欧根·杜林和赫希贝尔格——伯恩施坦事件）。自从“非常法”被取消和恩格斯逝世之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迄今尚未注意或不知道的问题，于是一种常常得到官方承认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便在德国一步步地占了上风。这一方面是英国激进的自由主义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混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企图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识批判时提出理由，这就是说，将黑格尔主义的成分剔除，而对其进行康德主义的诠释。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一部分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作出了反对的表示，但是他们对严格的词句的可信性深感兴趣。此外，镇压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一废止，党内争论的各派便起来各自根据需要引证马克思的著作，以证明自己态度的正确。把马克思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当成是论战的日用品，这已成为风气。

结果，早在战争之前，社会民主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已是五花八门。继之而来的是，在战争期间某些长期抱有的幻想和逐步产生的幻想都破灭了，于是对“灰色”的马克思学说的轻视便日益增长并随之传播开来。这种明显的“矛盾”虽则无损于马克思的本来学说，只是打击了泛滥着的空想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可是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把后者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等量齐观。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来得及对他们的社会哲学思想从逻辑联系上作有系统的阐发，这也大大助长了上述那种情况的发展。《资本论》虽则残缺不全（尽管有恩格斯的续作），可是它还是提供了有内在联系的表述。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或者说社会学则没有由马克思或恩格斯亲手写出这样有内在联系的表述。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散见于各种著作、论文、书评和报刊文章中，大都采取简短的格言体和一种论战的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对付论敌，所以不是把所处理的问题全面地阐发清楚，而是让对方所犯的错误明显地暴露出来。

鉴于此种情况，本书的任务便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把各种各样的社会学论述剥离出来，按照其逻辑联系加以整理，并且追溯其确切的基本思想，然后用它们来系统地表述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遗憾的是，为了达此目的仅仅用马克思的著作是不够的，因为他和恩格斯在阐述他们的观点和反击论敌的进攻时常常是合作共事，因而我也罗列了恩格斯的论文和著作。由于这一类著作的绝大部分，恩格斯在写前都征求过马克思的意见，而这些作品的校样通常也都同马克思一起过目，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处置办法更为妥当些。凡是我认为为达到尽可能完整表述的目的而特别必要的地方，我甚至越过了上述范围，连两位大师简短的偶然提示和书信上有特点的评注都使用，以重新恢复他们的观点。不过我认为，不管多么诱人不该做这样的事，即擅自用个人的意见填补现存的漏洞，把社会学的问题纳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没有触及过的考察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本书就不可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哲学理论的系统阐述，而变成了一部以马克思思想为基础的我的社会学说了。此外，为了使每个读者都能够详加审核，在所有较为重要的场合我都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话，尽管这些羼入的引语有时会打断表述的语流。

古代的历史和社会哲学学说对马克思的考察方式曾发生过影响，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表现为马克思学说道路上的发展阶段。在阐发马克思的理论之前，先对它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我认为这对概括马克思学说的特点，说明它在社会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也是很必要的。对先行观点的描述，几乎占了第一卷中三分之二的篇幅（第二卷全部论证马克思的社会学），可能使某些读者感到冗长；不过我认为不应舍此不顾，因为从对先行观点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之前其他作者做出了什么样的建树，他向他们汲取了什么，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独创。只有把马克思的理论与以前的观点联系和对照起来加以考察，马克思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才能清晰地显示出来。

对所有我不敢苟同的马克思的论述一一加以批判，这对本书来说是不必要的负担。只有那些我认为较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由于新近的经验事实而显得过时时，或者是和两位作者另外的观点相抵触时，我才加以评论。首先我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从错误的诠释中和令人困惑的七拼八凑的混合中解脱出来是很必要的，然后才能对马克思的社会学进行批评和继续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学不能存在于与其性质完全两样的异己观点的调和或拼凑之中，它只能存在于现已开端的逻辑的继续发展之中，即本着马克思的精神继续发展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而超越马克思。

最后我还想声明一下，有关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国家学说以及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关系的章节都来自我1919—1920年的寒假和1920年暑假在柏林大学所作的两次讲座，并且经过完全的改写后才用于本书的。

1920年7月于柏林弗利顿

亨利希·库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