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里比阿的历史著作

希波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对波里比阿（公元前205—前123）的历史巨著《通史》有极其明显的影响。该部著作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写作艺术，但就其把握事物的联系来说却达到了希腊史作的最高峰。波里比阿写史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对已知世界的历史进程，特别是罗马历史进程的描述向希腊人指出，为了本国利益和国势强盛，应如何领导国家事务，如何跟外国进行斗争。这样一个目标，使他一再试图将行动者的心理动机表达出来。他自己称他的历史为“实用的”，不过他对“实用”的理解并不像今天史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根据因果联系来表现历史事件；而是根据字眼的原意将其看成是以生意经的手法来处理国内外事务的历史。

波里比阿在其著作的第1卷第35页中对他写史的目的曾作了如下的描述：

“人可通过两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状况，或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或是通过他人的经验。自己吃一堑，固然能长一智，不过从他人的灾祸中亦可受到教益，而且所花代价较小。前一条路没人自愿去走，因为取得教训要付出艰辛、历经风险；而第二条路却是大家都乐意走的，因为在这条路上可以获得教益而又无需付出代价。为此，任何人都可以指望从实用历史中总结经验，这些经验乃是最佳的生活教科书；它使我们不付代价就可以对一切事件和一切时代中的善和有益的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

他在第2卷第56页中还写道：

“史家的义务是不要使读者陷入耸人听闻的迷惘境地；不要让人物说他们可能说的话，也不要像悲剧作家那样在叙述一件事的后果时拖泥带水；史家定要将所做所说过的一切，即便是不关宏旨，都要如实写来。历史和悲剧的最终目的不是同一个，而是两样的。悲剧是通过可能说的话感动听众于一时，而历史是通过真确的言行教育读者于将来，使他们相信所述的真理。”

为使读者取得教益，首先就有必要将所努力达到的目标及其后果阐发清楚：

“因而，无论是史学家还是历史的读者，与其要注意所发生的事件，倒不如更注意其前和同时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的后果。历史要是不写采取某种行动的最终意图，这一行动有无好的结果，其他方面写得再好，那也不是一部有教益的著作。这种书读起来是一种享受，然而结果并没有什么益处。”

波里比阿认为，个人和民族行动的原因是由其本性、本能、情感、情欲的总和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又与其所属民族的品性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是因为任何人都与其所属民族难分难解。民族本性的不同一方面是地域和气候条件不同的结果，地域和气候都在影响着人的躯体、感觉和情绪；另方面又因为人不仅是生活在自然之中，而且也是政治生活的产物，特别是国家制度的产物——希波格拉底也曾持有这一观点。自然的不利影响也可以通过良好的政治措施的作用和细心的教育加以抵消或克服。波里比阿特别强调音乐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比如他认为屈内塔人堕落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对音乐的蔑视（第4卷，第20页）。

波里比阿一如亚里士多德，视国家仅为多数个体的联合，因而在他看来民族（国家和民族对他是一码事）品性不单纯是所有个体品性总和的平均数。较之个人，群众的行为总是更为自发，更为天真，更多地听任一时的感情冲动，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越低，这种情况就越严重。

这一评价使波里比阿在其生前没有对群众及群众情绪进行更深入一步的考察。相反，他比过去的历史学家更强调领导人物创造历史的作用，这些人物的个人动机和意图也成了他研究目标的主要内容。他的整个历史观是纯主观的、片面的、有倾向性的，凡是与他的实用方针不相符的他都予以摈斥，甚至为残忍的兽性进行辩解（第2卷，第60页）。波里比阿斥责别人“完全以功利的尺度来衡量敌意和友情”，而他自己却正是这样做的。

波里比阿对社会生活本质缺乏了解，因而把社会生活简单地和国家生活等量齐观。对他来说，国家生活仅仅存在于国家制度和内部政治斗争之中。他远没有修昔底德那样重视经济关系，在他的历史著作中经济动机不起任何作用，即使是显而易见的，他也视而不见。他曾十分荒唐地认为（第1卷，第60页），迦太基的雇佣兵之所以哗变，是因为他们的空闲时间太多，在百无聊赖之际他们忽然想起要讨还被克扣的军饷。纳瓦瓦斯，一位努迷底亚的酋长之所以归顺迦太基的统帅哈米卡，是因为他崇拜后者的军事艺术（第1卷，第78页）；而唯独希波和乌蒂卡这两个城邦在此时之所以脱离迦太基，那是因为突然之间他们对迦太基怀有“不共戴天之仇”。

不难看出，波里比阿对事件原因的解释是极其肤浅的。要是他无法自圆其说时，就归结为是命运的主宰，归到命运女神泰基身上。在他想不出心理上的根据的地方，命运女神就会应召而出。然而波里比阿并不将这种现象理解为一种任意干涉的神力，而是一种超自然的意向，一种贯穿于历史进程中普遍目的论的世界法则，虽则他把泰基也尊崇为对尘世赏罚分明、公正无私的法官。他开宗明义就写出如下的话（第1卷，第4页）：

“命运将世上发生的一切引向一个方向，引向一个目标，我也站在同一种角度将命运为完成其事业所做出的一切表达给读者，这是激励我撰写这部史作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对照的是，神祇世界在波里比阿的历史著作中并不起什么作用，至少是不起一种主宰历史事件的作用。波里比阿本人似乎摆脱了宗教的传统影响，他曾认为（第5卷，第9—12页和第10卷，第2页），敬神是国家政府束缚众人个性的有效手段。

波里比阿的《通史》达到了古代史作的高峰，无论是后继的希腊史学家，还是罗马史学家都未能超出他的历史观。后来的罗马历史著作在有关人物性格刻划方面可能部分地超过了波里比阿，在个别史家中，特别是塔西佗，其著作往往表现出一种世界政治的远大目光和对异族制度的理解，这是罗马帝国扩张为世界帝国的结果。而波里比阿则缺乏这样的目光和理解力，但在把握因果关系方面他又远远胜过塔西佗。较之希腊人，罗马史学家更加相信神祇干预历史进程，强大命运的不可思议的主宰。即使是塔西佗也认为，“命运的隐秘规律”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决定显示在预兆和神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