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交流之难题

在你口含一词欲说之时，你必须知道，语言并非如一般工具那样，如果其效用不好，你便可以弃之如敝屣。相反，你被它锁定在一条思维之“路”上。这条路来自远古，伸向未来，远不在你的驾驭之内。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亚里士多德自古就说过，人是“会说话的动物”。然而，直到19世纪后期，我们才开始用“具有相互交流的能力”来给自己下定义。这是人类在自我描述上出现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在思想、伦理和政治上有何含义，我们至今尚未穷究追问。

这样的追问工作，作者愿意以本书为始。一方面，本书对“交流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灵魂上的融合”这一梦想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它追本溯源，考察人们普遍具有的“交流失败感”的源头；第三，它试图找到一条我们考察交流的新思路，既避免认为“对话”具有道德优势，又避免带上“交流失败”的哀婉情绪。我的目的在于，追溯现代“交流”思想的渊源并试图阐明，为什么现代人的“交流”体验常常给人以陷入死胡同的感觉。

“交流”（communication）是20世纪出现的各种典型观念中的一种。它对我们反思民主，反思“爱”这一情感，以及反思这个变化的时代，都至关重要。我们时代所面临的一些主要的“两难之境”（包括公共层面和个人层面），要么源于扭曲的交流，要么必须求助于交流才能解决。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如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心理学家、存在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反帝国主义人士、社会学家、语言哲学家等等——都从各个角度对“交流失败”的悲剧、喜剧和荒诞剧进行了研究。我们每天都会遭遇到跨越各种社会边界的交流的困难——这些“边界”包括性别、阶级、种族、年纪、宗教、地域、国家和语言等等。但是，这种“不可交流性”（incommunicability）不仅存在于人的世界中，而且超越人类世界，存在于人如何与动物、外星人和智能机交流等令人头痛的问题中。20世纪的大众文化，尤其是科幻文艺，在各种新兴的符号处理机所具有的惊人能力上大做文章。这些机器能控制人的思想，运送人的身体，既使人身处险境，又使人感到快乐。同样，20世纪大量的戏剧、艺术、电影和文学也考察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性”。只需举出几个人，如剧作家奥尼尔、贝克特、萨特、尤内斯库、阿尔比（Edward A1bee）和哈维尔（Havel），电影家伯格曼、安东尼奥尼和塔科夫斯基等等，我们就不难想象出人与人之间“对面而无语”的情景。同样，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将“交流”作为一个话题，通过它来探索人与人联系的外在极限，用它来衡量我们各自向对方提出的要求。在1967年的电影《老手路克》（Cool Hand Luke）中，剧中人马丁（由保罗·纽曼主演）有一句台词：“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就是交流的失败。”在我看来，这句话具有重大的划时代意义。

“交流”是现代人诸多渴望的记录簿。这个词呼唤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根本不存在，人人敞开心扉，说话无拘无束。我们对不在场东西的渴望最为迫切；我们渴望交流，这说明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萧条荒芜。每每谈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们总会带着伤感之情。然而，我们是如何陷入这一境地的呢？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竟然说某个男人和某个女人“不在同一频率上”呢？“频率”这个术语一度和电报、电话和广播如何成功地传输信息有关，但后来怎么会被拿来承载当代这么多人的政治渴望和情欲渴望的呢？我认为，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在面对面时却仍然觉得仿佛彼此间相距千里，进而担心如何才能“交流”。“交流”是盘根错节的思想和文化问题，它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与其自身的冲突。要弄清“交流”的意义，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浅尝辄止，而要去了解更多。我们如何解决自我与他人、私人与公共、内心思想与外在语词之间的分裂所引起的痛苦？“交流”是这个问题的显著答案，它阐明了我们在历史的当下所过着的奇怪生活，它如同一个收纳箱，收纳和隐藏了我们的绝大多数希望和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