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悲怆的心灵

在文学领域里仍然有获得伟大声誉的可能性吗？考虑到文学潮流的无情更迭，而且平淡无味、油腔滑调、残酷无情的东西同时跃升为正规的文学题材，一项高尚的文学事业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对于英语读者来说为数不多的几个答案之一就是W·G·谢巴德的作品。

谢巴德第三部被译成英语的作品《眩晕》是他创作事业的开始。它于1990年以德语发表，当时其作者年届四十六岁；三年以后出版了《移居国外的人们》；此后两年是《土星之环》。1996年《移居国外的人们》的英译本问世时，引起的热烈反响几近敬畏。这是一位大师级的作家，个性成熟，主题和人物处理手法老到，甚至显得有点老气横秋，他的这部作品不仅无可指摘，而且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它的语言是个奇迹——精致凝练，出神入化；但是仅就此而言，英语文学中已有大量的先例。看来，不仅极具说服力而且与众不同的是谢巴德声音里那种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它庄严，委婉，精确，完全没有那种否定一切或有失尊严的自我意识或自我嘲弄。

在W·G·谢巴德的作品中，我们不时被提醒：叙述者的名字也叫W·G·谢巴德，他四处游历，记录下大自然劫数的证据，为现代性的破坏力表示忧虑，揣摩着芸芸众生的秘密。关于一个万劫不复的世界的片段记忆或者来自那个世界的零星消息促使他踏上探索的征途，他回忆着，召唤过去，神游虚境，忧伤不已。

叙述者是谢巴德本人吗？抑或是一个虚构人物借用了作者的名字和他本人生活经历的片段？1944年出生于一个被他在作品中称作“W”的德国小村庄（我们从封面上辨认出那是阿尔高地区的维尔塔赫），二十岁出头定居英格兰，现在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现代德国文学并从事学术研究，作者在作品里零零散散地提及上述及其他一些事实，除作品中收入的其他自我指涉的文件以外，《土星之环》还包括作者本人在一棵巨大的黎巴嫩香柏树前的一幅木纹纸照片，《眩晕》里有他的新护照照片。

然而，我们有理由把这些作品列为虚构文学。他讲述的一些细节确有其事——姓名、地点、日期等，但它们仍然是虚构作品，因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许多情节都是编造的或是改动了的事实。虚构和事实当然并不相互抵触。这部小说英译本的推荐词之一就是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一本书是虚构作品的原因并不在于故事不真实——它很有可能部分或全部真实——而是在于它动用或发展各种叙事技巧（包括虚假或伪造的文件）制造了文学理论家所谓“真实的效果”。谢巴德的虚构作品——及其配套的插图——把真实的效果推向了令人震撼的极致。

这位“真实”的叙述者是一个典型的虚构人物：浪漫主义文学中世代相传的独行侠。甚至即便作品提到伴侣时（《移居国外的人们》首段的克拉拉），这位叙述者依旧特立独行，随时都会外出旅行，为了满足对一个结束了的生命迸发的好奇心（比如在《移居国外的人们》中，深受爱戴的小学教师保罗的故事第一次把叙述者带回了“新德国”[42]，还有他的叔叔阿德尔沃斯的故事把叙述者带到了美国）。《眩晕》和《土星之环》提出了旅行的另一个动机，这两部作品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叙述者的作家身份，具备作家特有的不安分的天性和远离尘世的欲望。叙述者经常在一场危机之后开始旅行。旅程通常是一场探寻，即使探寻的性质当时不明确。

以下是《眩晕》的四段故事中第二段的开头部分：

1980年10月，我从英格兰出发去维也纳旅行，我在一个几乎总是天色灰暗的国度里生活了近二十五年，希望环境的变换能帮我度过生命中特别困难的一段时期。然而，在维也纳，没有了往日一成不变的写作活动和园艺任务，我发现日子特别的长，我几乎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每天一早，我便出发，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走过内城的一条条街道。

这一部分很长，标题为“All'estero”（出国），写叙述者从维也纳到意大利北部一些地方的游历，同第一章一样，这段写生练习般的出色文字简要重述了旅行经历丰富的斯汤达的传记，接下来的第三个短章节把另一位作家“K博士”的意大利之行同谢巴德在意大利游历的一些地方联系起来。第四章，也是最后一章，同第二章一样长，作为它的补充，标题为“Il ritorno in patria”（返乡）。《眩晕》的四个章节预示了谢巴德的所有主题：旅程；旅行作家的生平；梦魇及解脱。而且总是伴有毁灭的幻象。在第一章中，斯汤达在养病期间梦见了莫斯科的大火；在最后一章结尾处，谢巴德在读佩皮斯[43]的时候睡着了，梦见伦敦被大火烧毁了。

《移居国外的人们》采用了同样的四部乐曲式结构，其中第四段叙事最长最感人。一种或另一种类型的旅行构成了谢巴德所有叙事作品的核心：叙述者自己的四海游历和记忆中的生活片段，它们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时空界限而随意排列组合起来。

比较一下《土星之环》的首句：

1992年8月，当酷暑三伏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出发到萨福克郡，为的是驱散每当完成长篇作品后便会向我袭来的空虚感。

整部《土星之环》都是围绕这次驱散空虚的徒步旅行展开。尽管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使人接近大自然，它在这里却代表了不同程度的毁灭，作品开篇告诉我们说叙述者遭遇“种种毁灭的征候”而深受打击，自踏上行程那天起一年后，他在诺里奇住进了一家医院，“几乎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在象征忧郁的土星标志下的旅行是谢巴德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创作的所有三部作品的共同主题。毁灭是他的母题：关于自然（《土星之环》的倒数第二部分对荷兰榆树病毁掉的树木和1987年飓风摧毁的树木表示惋惜）；关于城市；关于生活方式。《移居国外的人们》讲述了大约旨在寻找“往昔遗迹”的1991年多维尔之旅，这次旅行证实了“曾经富有传奇色彩的那处旅游胜地正像人们现在参观的无论哪个国家或大陆的其他地方一样，都无望地走向了衰落破败，被交通、商店和礼品店以及人们无法满足的破坏欲毁掉了。”另外，叙述者自称童年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W，而《眩晕》第四部分的还乡情节正是“故里寻踪”主题的发挥。

《移居国外的人们》的高潮部分是四个关于背井离乡的人们的故事，是动人心弦的追忆——据称是回忆录的手稿——回忆的是德籍犹太人田园诗般的童年。叙述者接下来描述了他重访基辛根镇的决定，他曾在那里度过了那样的美好童年，现在想要回头捕捉旧时遗迹。因为正是《移居国外的人们》使英语世界最初结识了谢巴德，也因为作品最后一部分的主人公，名叫马克斯·菲尔伯的一位著名画家，是德国犹太人，他在童年时代被救出纳粹德国并安全转移到英格兰——同父亲一起死于集中营的母亲是该回忆录的作者——作品按照惯例被多数书评家（特别是但不仅限于美国）贴上“大屠杀文学”[44]的标签。《移居国外的人们》是一部悼念作品并且最终以悼念题材作为结尾，它可能使谢巴德的一些崇拜者对随后出版的《土星之环》英译本感到失望。这部作品没有划分章节而是由一连串或渐次发展的故事构成：一个故事引向另一个。在《土星之环》中，知识渊博的叙述者猜测托马斯·布朗爵士[45]在出访荷兰时是否参加过曾被伦勃朗描绘的一堂解剖学课；他回忆起夏多布里昂[46]在流亡英格兰时的一段浪漫插曲；想起罗杰·凯斯曼[47]将利奥波在刚果的统治暴行公之于众的义举；重述了约瑟夫·康拉德[48]童年时的流浪和早年的航海探险经历——不仅这些，还有其他许多故事。《土星之环》包含了大量包罗万象而兴味盎然的逸闻趣事，描述了与学者（两位法国文学讲师，其中一位是研究福楼拜的学者；翻译家兼诗人麦克尔·汉伯格[49]）的亲密接触，这部作品可能显得——在读者体会了《移居国外的人们》的极度痛苦之后——“文学性”太强。

如果读者因《移居国外的人们》而产生的对谢巴德作品的期望同样影响到他们对《眩晕》的接受，那将会是个遗憾；《眩晕》进一步说明了他那些道德感擢升的游记作品的性质——在执着信念中的历史感；在旅程目的地上的虚构性。旅游使头脑[从日常事物中]解脱出来，自由自在地进行联想的游戏；承受记忆的折磨（和侵蚀）；品尝孤独的滋味。孤独的叙述者的意识是谢巴德作品的真正主人公，即使当它在做它所擅长的事情时：转述、总结他人的生活经历。

《眩晕》是一本最少涉及叙述者在英国的生活的书。而且，甚至有过于随后两部作品，这本书是心灵的自画像：一个躁动不安的、永不满足的心灵；一个痛苦的心灵；一个好幻想的心灵。在维也纳漫步时，他想像认出了带着火刑柱上留下的伤痛被驱逐出故乡的诗人但丁。坐在威尼斯一条公共汽艇后座上，他看见了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奇二世[50]；在沿着加尔达湖向里佛行驶的公交车上，他看到一个长得和卡夫卡一模一样的少年。这位自称外国人的叙述者——在一家旅馆里无意中听到一些德国游客闲聊，他简直希望自己听不懂他们说的话；“那就是，他是一个更好的国家的公民，或者干脆没有国籍”——这又是一颗悲怆的心灵。在某一时刻，叙述者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生者的土地上还是已经到了别处。

事实上，他身在两处：既在此生又在来生，他的想像就是向导。一个旅程经常是一次重游。是为了某项未竟的事业回到一个地方，重温一段记忆，重复（或者完成）一种经历；奉献自己——比如《移居国外的人们》的第四部分——给最具震撼力的终极启示。这些回忆和追溯的英勇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眩晕》的力量部分在于它更加着眼于这种努力的代价。“Virtigo”（晕眩）这个词是具有调侃性的德文标题“Schwindel. Gefühle”（大意是：头晕目眩。感觉）的英译，它几乎没有表达出书中所描述的各种惊慌、麻木和失去方向的感觉。在《眩晕》中，他提到：到了维也纳以后，他走了很远，回到旅馆才发现鞋带断掉了。在《土星之环》中，尤其是在《移居国外的人们》中，心灵对自身的关注更少些；叙述者更加不可捉摸。《眩晕》比后来的其他作品更多地关注叙述者自身备受折磨的意识。但是，作品以简洁的语言生动地表现了叙述者平静而博学的意识边缘的精神痛苦，却没有陷于唯我论之中，这一点有别于受到更少关注的文学作品。

捕捉叙述者飘忽不定的意识靠的是细节描写的方位感和穿透力。由于旅行在谢巴德的作品中是心理活动的生成根源，空间位移为他出色的描述特别是景物描述增添了动态活力，这是一个被推动的叙述者。

有人在英语里听到过这样富于自信和准确性、表达感情如此直白并且如此虔诚地热衷于记录“真实生活”的声音吗？也许我们会想到D·H·劳伦斯，还有《抵达之谜》的作者奈保尔。但是，他们几乎都没有谢巴德声音中强烈的苍凉感。我们必须到德国文学谱系中寻找这种东西。让·保尔[51]、弗朗兹·格里尔帕策[52]、阿达尔贝·斯蒂弗特[53]、罗伯特·瓦尔泽、写“尚多斯王的信”的霍夫曼斯塔尔[54]、托马斯·伯恩哈德是与这位当代悲怆文学与精神躁动文学大师相关的一些名字。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人们就英国文学达成的共识认定挽歌和抒情诗式的题材不适合于小说，它们小题大做，矫揉造作。（甚至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这样一部伟大小说也没有逃脱这些规则的束缚。）战后德国文学很关注过去的文学艺术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恢弘气势有多么适合用于制造集权的神话，却对浪漫或怀旧的风格与过去的联系表示怀疑。但是，或许只有一位长期居留国外、在一种具有反高雅的现代性倾向的文学氛围中耳濡目染的德国作家才能[在处理这样的题材时]不受约束地使用一种令人如此心悦诚服的高尚语调。

除了叙述者的道德热情和同情心（这把他与伯恩哈德区分开来），这部作品不单纯具有情绪感染力，而且使它与众不同的是意味深长的命名和语言的视觉效果；此外还有总是令人惊讶的插图。火车票的图片或者从随身日记本中撕下的一页、绘画作品、名片、剪报、取自一幅图画的一个细节，当然还有照片，都富有魅力并多半保留了历史文件的某些不完美特征。因此，在《眩晕》中，叙述者在某一刻丢失了护照；或者干脆说，旅馆把他的护照弄丢了。这里是里佛警察局签发的文件，上面——略带点神秘色彩——W·G·谢巴德中的字母G被墨迹遮盖住了。新护照的照片是由驻米兰德国领事馆颁发的。（是的，这名职业外国人携带一份德国护照旅行——至少他在1987年是这么做的。）在《移居国外的人们》中，这些视觉文件看上去像护身符。看来它们有可能不全是真的。在《土星之环》中，它们显得少了些趣味性，好像单纯起到配合文字的说明作用。叙述者倘若提到斯温伯恩[55]，那一页的正中间就有一小幅斯温伯恩的画像；如果讲起参观萨福克一处公墓的经历，当他的注意力被死于1799年的一名妇女的墓碑所吸引，我们便又在那一页的中心看到一幅模糊不清的坟墓小照片。他对墓碑作了详细描述，从虚情假意的墓志铭一直讲到石碑四个面的每条上棱上面钻的小洞。

在《眩晕》中，这些文件表达了更加深刻的含义。它们说，这是真的，我给你讲的是真事——而这并不是虚构作品的读者通常要求的。提供证据就是给语言描述的事物赋予一种神秘的过度悲情。复制到这一页上的照片和其他历史遗迹成为逝去的往昔的一个精美索引。

有时候，它们看来像是《项第传》中胡乱杜撰的字；作者试图拉近和我们的距离。在其他时刻，这些不断出现的视觉遗迹像是对语言自足性的傲慢挑战。但是，谢巴德在《土星之环》中描述了他喜欢光顾的一个去处，即绍斯沃尔德的水手阅览室，他在那里悉心研究过1914年秋天在港口停泊过的一艘巡逻艇的航海日志上的记录；如他在此处所讲，“每当我破译出一条记录的时候，我便震惊地看到早已从天空或水面消失了的一道痕迹在这张纸上依然清晰可见。”而且，他继续写道，在合上航海日志的大理石花纹封面时，他思考着“书面文字奇迹般的幸存”。

[2000]

（林斌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