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城市里的有些犹太人——来自华沙和罗兹的犹太人聚居区以及弗兰克承诺要肃清犹太人的克拉科夫——避居到乡间，在农民中间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日后将跟奥斯卡熟识的克拉科夫音乐家勒斯纳兄弟，就在泰尼克这个古老的乡村中安顿下来。泰尼克村位于维斯瓦河一个美丽的转弯处，俯瞰村子的石灰岩峭壁上耸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本笃会修道院。在勒斯纳兄弟眼中，这里够隐蔽的了。当地有几个杂货商，几个正统的工匠，这两位夜总会音乐家跟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不过，农忙时节正缺乏娱乐的当地农民却很高兴有音乐家来到他们中间，勒斯纳兄弟的期望也不过如此。

他们不是从克拉科夫来到泰尼克的，并非来自莫吉尔斯卡大街植物园外面那个庞大的集合点，年轻的党卫军就是在这里将犹太人塞进一辆辆卡车，无动于衷地大呼小叫，还哄骗他们说所有标识清楚的行李随后都会给他们送到。他们事实上是从华沙来到此地的，之前他们受雇于“蛇怪”酒吧。他们是在德国人封闭华沙犹太人区的前一天离开的——亨利和利奥波德，亨利的妻子曼茜和他五岁的儿子奥莱克。

勒斯纳兄弟对泰尼克这样的南部波兰村庄挺满意的，离他们的家乡克拉科夫又不远，一旦情况有了好转，他们乘上辆公共汽车就能重返克拉科夫去找工作。奥地利姑娘曼茜·勒斯纳还带上她的缝纫机，于是勒斯纳兄弟就在泰尼克开了一桩小小的服装生意。晚上他们就在酒馆里演奏，成了当地轰动一时的大事。这些乡村是欢迎和支持偶然发生的奇观的，哪怕是犹太人创造的。而且小提琴又是所有乐器中在波兰最受追捧的。

有天晚上，一位从波兹南来的讲德语的波兰游客听到了勒斯纳兄弟在酒馆外头的演奏。这位讲德语的波兰人是克拉科夫的一个市政官员，希特勒最先就是以他们这些波兰德国人的名义拿下这个国家的。这位讲德语的波兰人跟亨利说，克拉科夫的市长帕弗卢中校和他的副手，著名滑雪运动员泽普·洛尔将在收获季节来乡间视察，他很想安排一下，让他们也听到勒斯纳兄弟这样娴熟的音乐家的演奏。

一个宁静的午后，当一捆捆稻谷在宛如礼拜天一样无人看管的田间打瞌睡时，一列前呼后拥的豪华轿车蜿蜒驶过泰尼克村，开到山上一处波兰贵族的别墅，别墅的主人此时并不在这里居住。穿戴齐整的勒斯纳兄弟早就候在别墅的露台上，等绅士淑女们在原本可能用作舞厅的大房间就座后，他们俩获邀开始演奏。帕弗卢中校的宴会来宾竟然特为听他们的演奏而正襟危坐，亨利和利奥波德哥俩既兴奋又觉得惴惴不安。女宾身着白色晚装，戴着雪白的手套，军官们全副盛装，贵族们则露出一色儿燕子领衬衫的翻领。听众越是不嫌麻烦地特意去看一场演出，就越发容易失望。而身为犹太人，哪怕是在文化意义上不能让新政权满意，也是严重的罪行。

不过听众非常热爱他们的演出。有一种典型的亲切友好型观众；热爱施特劳斯，喜欢奥芬巴赫和莱哈尔、安德列·梅萨热和莱奥·福尔轻快甜腻的轻歌剧。在自由点曲时段，他们就更加感情泛滥到幼稚可笑的地步。

亨利和利奥波德演奏的时候，绅士淑女们手持高脚玻璃杯，喝着冰镇的香槟。

正式音乐会结束后，兄弟俩被带到山下，那里聚着一群农民和警卫。若是真有什么残酷的种族歧视的话，最容易表现出来的就该是这里了。不过，兄弟俩一登上大车，一看到大家的目光，亨利就知道他们的安全决不成问题了。农民特有的骄傲，部分是种民族情感——当晚，勒斯纳兄弟所代表的就是波兰文化——都在护卫着他们。这简直就像是回到了旧日的好时光，亨利发现自己竟然冲着大车下面的奥莱克和曼茜微笑，在对着自己的亲人演奏，其余的一切都浑然不觉了。在这一刻，音乐仿佛真的使这个世界重获和平了。

演奏结束后，他们站在大车旁接受大家的道贺时，一个中年党卫军军士——也许是个低级军官，亨利当时还不像后来对他们的军阶那么熟悉——走到他们跟前，对他们微笑着点头致意。“希望你们过个开心的收获假期，”他说，说罢鞠了一躬，转身离去。

兄弟俩面面相觑。一待那个党卫军听不到他们说话了，他们马上开始咂摸他的真实用意。利奥波德确信：“他是在威胁我们。”这正表现出他们骨子里深深的恐惧，那个讲德语的波兰官员开口跟他们讲话时就已经成型的恐惧——在当时，一个犹太人应该避免抛头露面、引人注目。

这就是一九四〇年的乡村生活。事业的无成，乡间的枯燥，他们这一行当的凋敝，时不时袭上心头的恐惧，还有克拉科夫那个光明核心的吸引。勒斯纳兄弟深知，终有一天，他们将重返那个城市。

埃米莉在当年秋天返回家乡，斯特恩下一次去辛德勒的公寓时，招待他喝咖啡的就是英格丽德了。奥斯卡对自己这方面的弱点从不加掩饰，看来也从没觉得有必要为英格丽德的在场做什么辩护。喝完咖啡后，奥斯卡又同样自然而然地走到酒柜前，拿了瓶刚开瓶的白兰地，放在他跟斯特恩座位之间的桌子上，就像斯特恩真打算跟他共饮似的。

斯特恩那天晚上过来是告诉奥斯卡，有个我们姑且称作C的家庭正在散布他的谣言，父亲大卫和儿子莱昂甚至在卡兹米尔兹的大街上公开宣称奥斯卡是个德国流氓，一个强盗，就更别提私下里的腔调了。斯特恩在转述这些指控时所用的词汇自然没这么生动鲜辣。

奥斯卡也知道斯特恩不是想看他对此做何反应，只是在传递消息。不过他也当然觉得必须有所回应。

“我也可以散布他们的谣言，”奥斯卡说。“他们一直在抢我的钱哪。不信你可以问英格丽德。”

英格丽德是C家的监管人。她是个善良温厚的受托人，而且不过二十出头，毫无商业经验。谣传英格丽德的职位就是辛德勒安插的，为的是自己的厨具销售万无一失。C家族对自己的公司差不多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如果说他们深恐公司会被占领国夺去托管，自然也是天经地义的。

斯特恩对奥斯卡的建议一笑置之。他有什么资格盘问英格丽德？再说，就算找这个姑娘来印证，也没什么用。

“他们对付起英格丽德来绰绰有余，”奥斯卡说。他们跑到利波瓦街去提货，当场就敢篡改发票，拿的货比付的钱要多出好多，还告诉辛德勒手下的伙计，说，“她说的，没问题，”还说，“这都是他跟英格丽德安排好了的。”

事实上，C家的儿子莱昂一直满大街跟人家说辛德勒唆使党卫军把他痛打了一顿。不过他的说法也时时在变——一说，这次痛打发生在辛德勒的厂里，是在一个库房里打的，莱昂被揍得鼻青脸肿，牙齿也断了几颗。又说是在利马诺斯基果街挨的打，还有很多目击证人。还有个叫F的，是奥斯卡的雇员、C的朋友，据他说他亲耳听到奥斯卡在利波瓦街的办公室里跳脚大骂，威胁说要杀了老大卫·C。然后还有个说法，说奥斯卡驾车特意来到斯特拉多姆街，把C家商铺的收银机洗劫一空，钞票把衣服口袋都塞得鼓鼓囊囊，还告诉他们这就是欧洲的新秩序，然后在老大卫的办公室把他揍了个臭死。

奥斯卡有可能对老大卫·C饱以老拳，让他遍体瘀伤几天爬不起来床吗？他会叫上警察局的朋友把莱昂臭揍一顿吗？从某个角度来说，奥斯卡和C家都称得上是流氓，半斤八两，非法贩卖了不知多少厨具了，压根儿不把销售记录送交货币兑换处，也不使用叫作配给证的指定购物券。黑市上的交易可没那么文明，话语粗俗脾气暴躁是题中应有之义。奥斯卡承认，他确曾怒冲冲地闯进C家商号的产品陈列室，骂他们父子是强盗，然后自己打开钱柜的抽屉拿了些钱抵充他们父子俩擅自多拿的货品。奥斯卡还承认确实打了C家儿子莱昂一拳，不过除此以外的其他指控就纯属空穴来风了。

而说到C家，斯特恩是自小就认识他们的——他们可是素有难缠的名声。虽算不上罪大恶极的罪犯，可是出了名的烈货，都知道他们是贼喊捉贼的刺儿头。

斯特恩也知道莱昂·C身上确实有些瘀伤。莱昂就挂着这些彩头满大街乱串，巴不得人家看到。那也确实是党卫军给揍的，至于他为什么挨揍，那可就难说了。斯特恩非但不相信奥斯卡会央托党卫军帮他这种忙，而且就算果有其事，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会影响他对奥斯卡的信任。只有在辛德勒先生当真变成了暴徒的情况下，他才会觉得奥斯卡岂有此理。在斯特恩看来，偶尔的过错根本做不得数。如果奥斯卡是个完美的圣人，那他的公寓也就不会是现在这番豪华景象，卧室里也就不会等着个英格丽德了。

在此，还有件事实不得不提：日后，C先生和C太太、莱昂·C、H先生、M小姐，还有老C的秘书，都是蒙奥斯卡的搭救才保住性命的。他们自然也承认辛德勒的救命之恩，不过仍然一直坚称曾惨遭奥斯卡的痛打。

那天晚上，伊扎克·斯特恩还带来马雷克·比贝尔施坦因被捕入狱的新闻。他要在蒙特卢皮赫街的监狱里坐上两年，这位马雷克·比贝尔施坦因就是犹太委员会的主席，或者说被捕前是主席。其他城市的犹太委员会早就被犹太老百姓骂死了，因为它的主要功能已经变成为德方拟定名单，建议哪些犹太人可以做强制劳工、哪些该转移到集中营了。德国统治者一直把犹太委员会当作执行其意愿的机器，唯有在克拉科夫，马雷克·比贝尔施坦因和他的班子仍努力充当克拉科夫军政当局——先是施密德，后是帕弗卢市长——和普通犹太市民之间的调停者。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三日克拉科夫的一份德语报纸上，一位署名迪特里希·雷德克博士的撰稿人称，他往访犹太委员会办公室的时候，深为房间里的地毯、豪华座椅与卡兹米尔兹犹太人区的贫穷脏乱之间强烈的反差感到震惊。不过，犹太幸存者们却并不记得克拉科夫的第一届犹太委员会做过什么自绝于人民的恶行。不过，出于对大笔收益的贪欲，他们也犯下了罗兹和华沙的犹太委员会已经犯的错：允许犹太富人花钱以免受强制劳役，穷人为了换得糊口的面包则被强制劳动。不过即便是后来，到一九四一年，比贝尔施坦因和他的委员会仍受到克拉科夫犹太人的尊敬。

克拉科夫第一届犹太委员会由二十四人组成，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奥斯卡在每天前往扎布洛西的途中，都会经过他们位于波德戈尔兹街角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挤满若干秘书处。照内阁的操作方式，委员会的每个成员负责政府工作的某个方面。申克尔先生负责税务，斯特恩贝格负责建筑事务——在这个大批居民不断迁出搬入的多事之秋，这项工作可说是重中之重，这个礼拜想跑到哪个小乡村隐避起来，下礼拜又因为受够了农民的狭隘重新回到城市。本职是药剂师的莱昂·萨尔彼得负责一个社会福利部门。此外还有负责食品、公墓、健康、旅行文件、经济事务、后勤服务、文化，甚至——在关闭犹太学校的情况下——负责教育的秘书处。

比贝尔施坦因和他的委员会相信，犹太人若是被逐出克拉科夫，去的地方肯定更糟，所以他们决定退而求助于一种古老的策略：行贿。本来就手头拮据的犹太委员会财政部门为此目的特地拨出二十万兹罗提。比贝尔施坦因和住宅管理秘书哈伊姆·戈尔德弗勒斯已经找到了一位中间人，这次是个叫赖歇特的波兰德国人，跟党卫军和市政府都有良好的关系。赖歇特负责把钱塞进一系列官员的腰包，而起点就是党卫军中尉塞伯特，此人正是犹太委员会和市政府之间的联络官。作为收受贿赂的回报，这些官员将无视弗兰克的命令，允许另外一万名克拉科夫的犹太人留在城里。要么是赖歇特太贪心，私留的份额太大，给出的贿金太低，触怒了那些官员；要么就是这些绅士们觉得执政官弗兰克清除犹太人政策的太过执著，怕在这个敏感问题上收受贿赂过于冒险，从庭审过程中无法确知真正的原因。不过结果是比贝尔施坦因得在蒙特卢皮赫蹲两年牢，而戈尔德弗勒斯则在奥斯威辛服刑八个月。赖歇特本人则获刑八年。不过谁都明白他的日子肯定比两个犹太人好过得多。

辛德勒听说为了这么个渺茫的希望竟然投入二十万兹罗提，不禁摇头叹息。“赖歇特是个骗子，”他喃喃道。不过十分钟前，他们还在讨论他和C家的人是不是骗子，也没讨论出个结果。不过赖歇特毫无疑问是个大骗子。“我早该告诉他们赖歇特是个骗子，”他不断叹息道。

斯特恩评论道——站在哲学的高度上讲——不幸的是，你有时候只能跟骗子打交道，因为剩下来的就只有骗子了。

这说法使辛德勒哈哈大笑——笑得嘴巴大开，牙齿尽露，甚至有些粗鲁。“真的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他对斯特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