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们浩浩荡荡地登上世界舞台，然后蜂拥而去，身后留下遍地尸骸、断壁残垣。现代学者将这些战士一并称为“海上民族”，但是埃及人在他们袭击埃及的记录中却从未使用过这个词，在他们眼里，这些战士属于并肩作战的不同族群：佩雷散特人（Peleset）、阐卡尔人（Tjekker）、舍克利斯人（Shekelesh）、施尔登人（Shardana）、达奴那人（Danuna）以及万舍斯人（Weshesh），这些都是为这些生着异族相貌的人起的充满异域色彩的名字。

除了埃及人的文献记载之外，我们对这些人知之甚少。对于海上民族的起源我们也无法确定：一说源自西西里岛、撒丁岛和意大利，一说来自爱琴海地区或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土耳其的古称）西部，甚至塞浦路斯（Cyprus）或地中海东部地区。迄今发现的古代遗址中从未找到他们的发源地或出发点。我们推测，这些人一直在不停地迁移，所经之处，一个个国家和王城皆被征服。据埃及史料记载，他们先在叙利亚安营扎寨，然后沿迦南海岸（包括现代叙利亚的部分地区、黎巴嫩和犹太地）前进，最后进入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

这一年正是公元前1177年，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ses III）在位的第8个年头。根据古埃及文献及近年来的考古证据，这些海上民族有些来自陆路，有些来自海上。他们身上既无统一的戎装，也无锃亮的铠甲。在古代画像中，有一群人头戴羽毛头饰，另一群人头戴无檐帽，还有一些人则戴着有角头盔或者剃了光头；有人蓄着短而尖的胡须，下身穿着短褶裙，上身或打赤膊或穿短袍，还有人净面无须，身穿好似裙子的长衣。这些情况表明，海上民族是由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的多民族组成的。他们举着锋利的青铜剑、金属枪头的木矛和弓箭为武器，乘着船只、马车、牛车和战车席卷而来。尽管我将公元前1177年当作史上一大关键时期，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入侵者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如同一波又一波潮水般涌入的。战士们有时孤身一人，有时有家眷陪同。

根据拉美西斯的铭文记载，任何国家都难以抵御这些大举入侵的战士，抵抗徒劳无益。赫梯人、迈锡尼人、迦南人、塞浦路斯人诸强逐一崩溃。有些幸存者逃过屠杀，有人蜷缩在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城市废墟之中苟且度日，还有人加入了入侵者大军，壮大了他们的队伍，让成分已然十分复杂的乌合之众变得更为复杂。每支海上民族大军都在行动，行动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或许是为了战利品和奴隶，有的或许是迫于人口压力而离开西方故土，向东方迁移。

拉美西斯的停灵庙位于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附近的美迪奈特·哈布（Medinet Habu），庙中墙壁上铭刻着一段拉美西斯国王言简意赅的话语：

此类异邦之人在其岛屿之上一同密谋，各国疆土在战中一同灰飞烟灭。在其武器面前，无一领土可得幸免，赫梯（Khatte）至廓德（Qode）、卡开密什（Carchemish）、阿尔扎瓦（Arzawa）与阿拉西亚（Alashiya）的道路皆被（一时）切断。异邦在阿姆鲁（Amurru）一地（扎营），此地居民惨遭屠戮，当地仿佛从未存在。异邦人向埃及进发，然烈焰滚滚阻其去路。异邦联盟是由佩雷散特人、阐卡尔人、舍克利斯人、达奴那人和万舍斯人组成的联军。其妄图染指远在大地边缘的国家，信心百倍，意气十足。

我们之所以知晓这些地方遭到了入侵者攻占，是因为它们在古代就已经很知名。赫梯是赫梯人的土地，其中心地区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内陆高原上，临近今天的安卡拉（Ankara），赫梯帝国的领土从西部爱琴海沿岸一直延伸至东部的叙利亚北部地区。廓德可能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可能是古代的基祖瓦特纳（Kizzuwadna）地区］。卡开密什是一处著名的考古地点，近一个世纪之前首先由包括伦纳德·伍利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和T. E.劳伦斯（T. E. Lawrence）在内的一支考古队开始挖掘——伍利因在伊拉克发掘了犹太先祖亚伯拉罕（Abraham）的故乡“迦勒底的吾珥”（Ur of the Chaldees）而为人所熟知，劳伦斯在好莱坞将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迹改编为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之前，曾就读于牛津，专攻古典考古学。阿尔扎瓦这片土地为赫梯人熟知，它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他们掌控的区域之内。阿拉西亚可能是今日的塞浦路斯岛，那里富藏金属矿产，以铜矿闻名于世。阿姆鲁位于叙利亚北部海岸地区。在下文讲述的故事之中，我们将游话这些地方。

此次海上民族入侵潮中的六大族群（包括上述美迪奈特·哈布神庙铭文中拉美西斯所提到的那五个以及另一处相关铭文中提到的第六个，也就是施尔登人）的名声远不如传闻中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他们没有自己的铭文传世，无法从文字上为人所知，几乎全依靠埃及铭文。

尽管过去一个世纪里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不辞辛劳，先从语言文字上下功夫，近来又从陶器和其他古代遗物中寻找蛛丝马迹，但是这些族群大多在考古记录中也难得一见。比方说，很久以前人们就认为达奴那人是《荷马史诗》中的达努人（Danaan），来自青铜时代的爱琴海地区。还有人提出假说，认为舍克利斯人源自现在的西西里岛，施尔登人源自撒丁岛，他们的部分根据是这些族群的语言和当地人的语言在辅音上发音相仿。此外，拉美西斯也称这些“异邦”是在其“岛屿”上炮制阴谋的，拉美西斯的铭文中还特别指出，施尔登人“来自海上”。

然而，并非所有学者都接受这些说法，而且有那么一个学派认为舍克利斯人和施尔登人并非源自地中海西部，而是源自地中海东部的一些地区，他们是在被埃及人打败之后才逃到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这两个地方也因此得名。这种说法有个有力证据，那就是远在海上民族入侵之前，施尔登人既为埃及人打过仗，也和他们动过武。与这种可能相反的证据是，拉美西斯三世告诉我们，战胜入侵者之后，他在埃及安置了其中的幸存者。

在纵横沙场的所有异域族群中，有确凿证据证明其存在的只有一支：人们通常认为海上民族中的佩雷散特人就是非利士人（Philistine）。《圣经》上说，非利士人来自克里特岛。这个观点在语言层面也得到明确的认同，解密埃及象形文字的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早在1836年之前就已提出了这个观点。到了1899年，在泰勒埃斯—莎菲（Tell es-Safi）［此处被认为是《圣经》中的迦特（Gath）］进行挖掘的圣经考古学者就已经开始对“非利士人”特定的陶器样式、建筑和其他遗迹进行考证的工作了。

尽管我们无法详细知晓这些入侵者来自何处，也不知晓他们的动机如何，但是我们却知道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名字和面孔都被刻在了美迪奈特·哈布神庙中拉美西斯三世停灵庙的墙壁上。这个古代遗址既有繁多的图像，也满是一列列的象形文字，在上面入侵者的甲胄、武器、服装、船只和满载战利品的牛车一览无余，细致入微，学者不但据此发表过关于其具体民族的分析文章，甚至还分析了这些场景中不同类型的船只。有的全景展示则更为形象，其中之一是异域民族和埃及人的海上混战，有人双脚朝天浮在水上，显然已经战死，而其他人仍在船上激战。

自20世纪20年代起，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简称OI）的埃及学家们就对美迪奈特·哈布神庙的铭文和场景进行了研究并将其精确复制下来。在埃及与近东地区古代文明研究上，该研究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19年和1920年，研究所创始人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在近东展开了一段史诗般的旅程，归国之后得到了来自实业家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的五万美元启动资金，东方研究所应运而生。东方研究所的考古挖掘活动遍及整个近东，从伊朗直至埃及以外的地区。

有关布雷斯特德及其指导下的OI项目，包括1925年到1939年间在以色列美吉多［Megiddo，也就是《圣经》中的哈美吉多顿（Armageddon）］展开的考古发掘已有很多著述。这些著述中最重要的当属在埃及进行的铭文调查，埃及学家们不辞辛劳，将全埃及神庙和宫殿中众法老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和图画场景如数复制下来。将铭刻在石墙和纪念碑上的象形文字一一复制下来是件枯燥乏味的苦差事，誊写者常常顶着烈日，站在梯子或脚手架上，盯着那些铭刻在大门、神庙和石柱上的残存下来的符号进行誊抄，一干就是数小时。毋庸置疑，这个项目的成果弥足珍贵，因为许多铭文经过风化腐蚀或游客的人为破坏已经严重受损。这些铭文如不转录下来，后人就无从破译了。美迪奈特·哈布神庙的转录结果得以分卷出版，第一卷于1930年出版，随后的书卷及相关文卷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相继面世。

尽管学界仍有争议，但多数专家都认为描绘在美迪奈特·哈布神庙上的陆战和海战或许是在埃及三角洲或附近地区同时发生的。这些图像展示的可能是同时发生在陆地和海上的一场大战，有些学者则认为，陆战和海战图呈现的是海上民族的伏击战，他们打了埃及人一个措手不及。不管怎样，战事结果没有争议，因为埃及法老在美迪奈特·哈布神庙中明确宣告：

袭我疆域者，再无子嗣来犯，其心与灵永远消亡。由海路袭我者，河口处阵前烈火熊熊，然岸边我军长矛密如围栏，将其团团包围。我军将其拖入包围圈，让其跪倒在沙滩上，就地处斩，尸体堆积成山。其船只辎重亦被尽数击落水中。在我威名之下，此类异邦已不敢（再）提我埃及名号：如若提我威名，熊熊烈火必将其吞噬。

在著名的哈里斯大纸莎草（Papyrus Harris）上，拉美西斯继续对他的手下败将指名道姓：

我摧垮了那些入侵的异邦客。我痛斩了（那些）岛屿上的达奴那人，阐卡尔人和佩雷散特人也灰飞烟灭。来自海上的施尔登人和万舍斯人全军覆没，他们悉数被俘，押往埃及，有如被推向岸边的流沙。我将其安置在我名下的要塞之中。他们各色人等，数以万计。我向他们所有人征税，每年从仓房和谷仓中收取衣服和粮食。

埃及人抗击“海上民族”集团的入侵，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30年前的公元前1207年，也就是法老麦伦普塔（Merneptah）在位的第5年间，这些不为人知的族群也组成一支联军袭击过埃及。

麦伦普塔为学习近东古代史的学生所知，或许多是因为这位埃及法老在同一年（公元前1207年）撰写的铭文中首先使用了“以色列”（Israel）一词。这个铭文是《圣经》之外“以色列”一词出现的最早记录。法老的铭文中用了一个特殊的标志来说明此词并非只表示一个地方，而是指一个民族。这个词出现在一段征战迦南地区的简短描述中，他称当地人为“以色列”，这些句子是一段长铭文中的一部分。不过，这段铭文总体描述的是当时麦伦普塔与位于埃及领土西部的利比亚人的战斗。当年麦伦普塔更重视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而非那些以色列人。

例如，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遗址发现的一段记录于“第五年，第三季的第二个月（即第十个月）”的文字中称：“卑鄙的利比亚酋长（与）舍克利斯人和所有异邦已入侵，他们一起进犯埃及边界。”同样的措辞重复出现在称为“开罗柱”（Cairo Column）上的另一段铭文中。

在发现于凯尔奈克［今卢克索（Luxor）］的一段长些的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海上民族早期入侵的更多细节。铭文中还包括了每个族群的名字：

（法老陛下在利比亚土地上胜利之初）埃克万斯人（Eqwesh）、特雷斯人、鲁卡人（Lukka）、施尔登人、舍克利斯人、来自所有土地的北方人……在第三季，法老说：卑鄙、堕落的利比亚酋长……携该国最好的勇士和战士，与其弓箭手——施尔登人、舍克利斯人、埃克万斯人、鲁卡人、特雷斯人降临特赫努（Tehenu）国……

从利比亚及其带来的异邦人中所获俘虏的名录……

来自海上诸邦没有包皮的施尔登人、舍克利斯人、埃克万斯人：

舍克利斯人222人

共250只手

特雷斯人742人

共790只手

施尔登人……

（共）……

（埃克）万斯人，没有包皮，被杀，他们的手被带走，

（因为）他们

没有（包皮）……

与利比亚为敌的舍克利斯人和特雷斯人……

克赫克人（Kehek）和利比亚人，带走的未杀战俘218人。

这段铭文中有几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在这次较早的海上民族入侵潮中，共有五个而非六个族群参与：施尔登人、舍克利斯人、埃克万斯人、鲁卡人和特雷斯人。施尔登人和舍克利斯人在这次入侵和后来拉美西斯三世时期的那次入侵中都有参与，但另外三个族群却不同。其二，施尔登人、舍克利斯人和埃克万斯人被明确称作“来自海上诸邦”，而五个族群一并被称为“来自所有土地的北方人”。后者不足为奇，因为新王国（New Kingdom）时期的埃及人所接触的国度［除努比亚（Nubia）和利比亚之外］都位于埃及北部。施尔登人和舍克利斯人“来自海上诸邦”让“他们与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分别有关联”的说法更具说服力。

有些学者提出，对埃克万斯人也来自“海上诸邦”的描述说明他们可能是“荷马史诗”中提到的亚该亚人（Achaean），即青铜时代希腊本土上的迈锡尼人（Mycenaean），20年之后，拉美西斯三世有关海上民族的铭文中所谓的“达奴那人”或许也是这个民族。至于最后两个族名，学界一般认为鲁卡人指的是土耳其西南部的各民族，这个地区在古典时期被称作“利西亚”（Lycia）。特雷斯人的来源尚未确定，但可能与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有关。

除此之外，铭文告诉我们的并不多，不过就是些十分笼统的战争地点和战事情况而已。麦伦普塔也只是说胜利“在利比亚的土地上取得”，并将此地称作“特赫努人的土地”。然而，麦伦普塔明确表明他们属于胜方，因为他列出了被他们杀死和俘获的敌方战士，包括那些人和“手”——当时普遍的做法是杀死敌人剁下手掌作为证据，以便论功请赏。这种骇人之举的证据刚被发现：人们在位于尼罗河三角洲阿瓦利斯（Avaris）的喜克索（Hyksos）宫殿中发现了埋在4个葬坑之中的16只右手，喜克索时期早于麦伦普塔时期约400年。不管怎样，我们不知道这些海上民族是全部被杀，还是部分幸存下来，但我们可以猜测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30年后有些族群在第二次入侵潮中卷土重来。

一如公元前1207年，埃及人也是公元前1177年的胜利者。这些海上民族不会第三次重返埃及了。据拉美西斯豪言，他的手下败将“在他们的地盘上覆灭”。他写道：“其心脏被取走，其灵魂随波流去，其武器也被丢入海中。”然而，这次胜利付出了惨重代价。尽管拉美西斯三世统治之下的埃及是唯一成功抵御海上民族攻势的大国，后来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却未能再次称雄，这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整个地中海地区面临着其他诸多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中一一论述。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剩下的岁月里，继任的法老们统治下的埃及的影响力和国力都大打折扣。埃及沦为二流帝国，成为往日辉煌之下的一个残影。直到舍顺克（Shoshenq）法老在位时，埃及才辉煌重现，利比亚人舍顺克约在公元前945年创立了埃及第二十二王朝，他很可能就是希伯来《圣经》中提到的埃及王示撒（Shishak）。

埃及之外，几乎所有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称雄爱琴海和近东地区的国家和强权——那些在我们今天所谓的青铜时代晚期的黄金岁月里就已存在的国家——纷纷衰落消亡，有的立即消失，有的留存不超过百年。最终，文明如同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上被抹除了一般。在从希腊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广袤之地上，之前长达数个世纪的文明几乎荡然无存，一个新的过渡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将会持续一个世纪，在某些地区可能长达三个世纪之久。

毋庸置疑，在这些王国的最后岁月里，它们的国土一定被恐怖笼罩。这里有个具体的例证，叙利亚北部乌加里特（Ugarit）国王曾给塞浦路斯岛上级别更高的国王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刻写在一块泥板上的，信中写道：

父王，现在敌船已至。他们在我的城市里纵火，对我的国土造成了破坏。父王难道就不知晓，我的步兵和（战车部队）都驻扎在赫梯，我的战船都驻扎在鲁卡人的土地上吗？大军未还，我的国家只好就范。此事还望父王明察。现在已有七艘敌船来犯，对我们造成伤害。如若其他敌船出现，请设法送书一封，让我知晓。

至于这块泥板有没有到达塞浦路斯收信人手中还存有争议。泥板的原发掘者认为此信或许根本就没有寄出。最早的报告称，这块泥板是在窑中被发现的，同时被发现的还有其他70余片泥板，这些泥板放到那里显然是为了烧制，以免它们在送往塞浦路斯的坎坷路途上损坏。发掘者和其他学者最初推测，这封求助急件尚未发送，敌船就已打了回来，城市令人悲伤地沦陷。此说已被数次写入一代人的教科书中，但学者近来又有了新的说法，他们认为这块泥板并不是在窑中发现的，而可能是一封已经送至塞浦路斯的信件的复制品。

早前学者的研究有种倾向，那就是把这个时期的任何破坏都归咎于海上民族。然而，将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终结通通怪在他们头上不免有失偏颇。认为他们是罪魁祸首或许有些过分，因为除埃及的文字记录和铭文之外，我们并未找到明确证据，而埃及的文字记录和铭文还互相矛盾。海上民族是像军令严明、以夺取圣地为宗旨的中世纪十字军一般，作为一支相对有组织的军队来到地中海东部的呢，还是像后来的北欧海盗（Vikings）那样是一群组织松散的乌合之众呢？还是说，他们是为了逃难或者找寻新土地前来的难民？我们并不知晓，真相或许是上述原因兼而有之，或者都没有。

现在到了将过去数十年发现的新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的时候了。我们不再确信所有留下毁坏遗迹的地点都遭到过海上民族的横扫。从考古证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个地点的被毁原因和毁灭者并不总是唯一的。此外，这些地点遭毁并非在同一时间，甚至不一定发生在同一个十年间。我们将会了解到，它们走向灭亡，或许跨越数十年，或许长达一个世纪。

此外，尽管我们无法确定希腊、埃及和近东地区青铜时代崩溃的某个或者某些原因，但近代发现的新证据表明，罪魁祸首或许并非只有海上民族一个。现在看来，在诸多文明的崩溃过程中，他们既是入侵者，也是受害者。有个假说认为，有一系列不幸事件让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向东迁移，恰与国力业已衰败的王国和帝国遭遇。也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地区的许多王国已江河日下，处在虚弱状态，海上民族才得以乘虚而入发起攻击，最终一举将它们征服。如果这样来看，海上民族或许就像某位学者所说的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或许与之前猜测的不同，在地中海东部更为平和地安顿了下来。这种种可能，我们将会在下文详细探讨。

然而，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中，海上民族一直是理想的替罪羊，往往站在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甚至非他们位置上的绝对达不到承担埃及和近东衰败的罪责。现在他们翻身的日子到了，近来有几位学者指出，海上民族肆意破坏及（或）迁徙浪潮的“故事”是由著名法国埃及学家加斯东·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等学者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编出来的，这个论断在1901年形成了定论。然而，这个理论的依据只有铭文而已，毁灭地点的实际挖掘是在很长时间之后才开始的。事实上，那些追随马斯佩罗理论的学者在海上民族走向问题上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他们在被埃及人击败之后才来到了地中海西部，而非从这里出发的。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我们将在下文中阐述），海上民族或许对发生在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的某些破坏负有责任，但是终结这一时代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一连串事件，有人祸，也有天灾——包括气候变化和干旱、名为“地震暴”（earthquake storm）的地震灾害、内乱以及“系统崩溃”（systems collapse）。正是这一系列天灾人祸联手创造了一场“完美风暴”，奏响了这一时代的终曲。但是，欲了解公元前1177年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必须从三个世纪之前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