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希腊经济一片混乱，利比亚、叙利亚和埃及内乱纷纷，外族人与外邦战士又火上浇油，土耳其唯恐卷入这场危机，以色列亦是如此，约旦挤满难民，伊朗磨刀霍霍，气势汹汹，伊拉克则动荡不定……这说的是2013年吧？没错。但这也是早在三千多年之前的公元前1177年发生的事情，当时，青铜时代的地中海文明相继崩塌，永远改变了西方世界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走向。公元前1177年是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古代世界中的一大转折点。

青铜时代在爱琴海地区、埃及和近东持续近两千年，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起，止于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文化和技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后，最终迎来末日：在西至希腊和意大利，东至埃及、迦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广袤土地上，地中海地区这个文明程度高的区域化世界的大部分猝然崩溃，发展了几个世纪的大型帝国和小型王国迅速瓦解。随着它们的终结，一个过渡时期到来了，这个时期曾被学者们视为史上第一个黑暗时代。直到几个世纪之后，希腊和其他受影响的地区才出现了文化复兴，为我们今天所知的西方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三千多年前青铜时代文明的崩塌以及导致崩塌的种种因素，但它也包含着一些我们应当汲取的教训，这些教训也与当今全球化、国际化的社会息息相关。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青铜时代晚期的世界与我们当前技术驱动的文化之间并无可比性，其实不然：从外交使节与贸易禁运、绑架与敲诈、刺杀王室成员、作用显著的婚姻与令人不悦的离异、国际阴谋与军事欺诈、气候变化与干旱问题，甚至还有一两次海难等状况来看，过去与现在不乏相似之处。细观三千多年前那个时代中的种种事件、民族和地区，就可以理解我们并不只是在从事一个古代史研究的学术活动。审视当今经济和近来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如饱受地震和海啸袭扰的日本，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风起云涌的“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美国和欧洲的财富和投资状况错综复杂混杂在包括了东亚和中东的石油生产国的国际体系中。因此，审视三千多年前同样错综复杂的各文明以及它们分崩离析的原因，我们可以寻找到不少前车之鉴。

探讨“崩塌”缘由、比较帝国兴衰并非新思路，至少从18世纪开始，学者们就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了，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就是当时的巨著，而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著的《崩溃》（Collapse）则是新作的代表。然而，这些作者探讨的都是单一帝国或单一文明——如罗马人、玛雅人、蒙古人——的终结之因，《文明的崩塌》一书则是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的角度来探讨的。在这个体系中，多个文明相互作用，至少有一部分文明是彼此依赖的。历史上这样的世界体系寥寥无几，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青铜时代晚期，一是如今这个时代，两者的类比——或说“比较”更恰当——时常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举例说明，英国学者卡罗尔·贝尔（Carol Bell）近来评述道：“锡在青铜时代晚期的战略重要性……可能不亚于当今的原油。”那时，锡仅可在阿富汗巴达赫尚（Badakhshan）地区的某些矿场中大量开采，只能远途运至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和北叙利亚地区，从那里再分别运往北部、南部和西部更远的地方，包括渡海运至爱琴海地区。贝尔继续谈道：“为了得到足够的锡来生产……武器级的青铜，哈图沙（Hattusa）的大王和底比斯（Thebes）的法老一定是绞尽脑汁。同样道理，如今的美国总统为了让美国越野车司机以合理的价格买到汽油也费尽了心机！”

曾在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任职，目前在谢菲尔德大学执教的考古学家苏珊·谢拉特（Susan Sherratt）十年前就开始对这种类比提出了论证。她认为，公元前1200年和今天的世界存在着某些“真正有用的类比”，这体现为政治、社会和经济碎片化与日俱增，以及在“前所未有的社会阶层和距离”上的直接交流。她最为相关的研究是，对比青铜时代晚期与当今世界的情形，发现我们有着“越来越同质化，却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全球经济和文化，其中……世界一端的政治动荡会极大地影响到几千英里以外的经济状态”。

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言：“把青铜时代的故事用戏剧化的形式写出来并非难事，它充满了侵略、战争、掠夺、政治灾难和旷日持久的经济崩溃，是‘民族之间的首轮冲突’。”他还认为，青铜时代的历史“不但可以写成一个充满戏剧和暴力场面的传奇故事，还可以写成一个充满良性互动的故事，这些良性互动不仅发生在商业和外交上（尽管年代久远），在文化上更是如此”。布罗代尔的见解深深地影响了我，因此我在本书中将青铜时代晚期的故事以四幕戏剧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介绍某些主要角色的时候——从赫梯（Hittite）的图特哈里（Tudhaliya）、米坦尼（Mitanni）的图什拉塔（Tushratta）到埃及的阿孟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和亚述（Assyria）的亚述乌巴立特（Assur-uballit），我适当采用了记叙和倒叙手法来营造合适的情境，特别是在他们初登世界舞台，而后又谢幕退出的时候。（本书末尾提供了人物表，以便希望明确人物名字和时间的读者使用。）

然而，我们的叙述也会类似于一个侦探故事，充满一波三折、虚张声势的气氛和重要线索。用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她的丈夫就是位考古学家）笔下的比利时传奇侦探波洛（Hercule Poirot）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动用一下我们那些“小小的灰色脑细胞”，在我们这部编年史的结尾将丝丝缕缕的证据编织起来，以便为这样一个问题找到答案——为何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在繁荣了几个世纪之后突然崩塌。

此外，为了真正了解公元前117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这一年是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时刻，我们必须要从早前的时间开始追溯，正如若要真正理解当今全球化世界的本源，我们就要回到18世纪，从启蒙运动的高潮、工业革命和美国建国开始谈起。尽管我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剖析青铜时代西方世界各文明崩塌的原因，但我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也就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帝国和王国轰然崩塌之后，在这个角落的文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这种倒退在某些地方长达数个世纪）并发生不可挽回的改变之后，世界究竟承受了什么样的损失。这场灾难的规模是巨大的，同等程度的损失直到1500多年之后罗马帝国崩溃时才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