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光阴如梭。我于1985年6月赴美，求学于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主修西方古典戏剧史和理论，同时在人文学院的哲学系和人文/古典暨比较文学系选课。鉴于研究的需要，我于1987年春季开始学习古希腊语。1993年6月，我借道日本回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留学期间，我完成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翻译和注释；回国后写出《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一书，均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我也陆续撰写了一批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诗学及美学思想的论文，并开始了对秘索思（mythos）的探究，取得了前期成果。1999年前后，我的工作重心由翻译和注释荷马史诗逐渐转向对它的研究。1998年申请立项，获批准后便立即在原有的基础上着手开始了广泛搜集资料的工作，于2001年初开始写作。写书过程中，我将一部分自以为有些许学术价值的章节精选出来，经过细致的修缮和加工，先期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以便及早聆听专家学者们的反馈，形成写与读（或评论）的互动。事实表明，我的设想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所以，就其总体而言，此书稿既是一本学术论文集，也是一部专著，其中的一些章节属首次发表。

书稿按内容分作三编。第一编介绍荷马和他的史诗，探讨了史诗的构成、明喻的作用以及荷马的诗学思想。在荷马（或《奥德赛》的作者）看来，诗歌不仅是神赋的，而且还可以是自我教授的；切身的体验和从业的经验，或许还有使诗人感受到亲临其境者（或目击者、当事人）的讲述，也是诗歌内容的可靠来源。以为荷马只是单一地信奉神赋论的观点是片面的；荷马诗学的复杂程度，在一些方面或许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说到荷马诗论，《奥德赛》第八卷是一个必须细读的卷次。借助奥德修斯对歌手德摩道科斯的称颂，诗人在给予老资格的神赋论以足够尊重的同时，含蓄而巧妙地表述了一种崭新的思想（亦即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目击者的讲述）。鉴于它的重要性，我把以前已单篇发表过的《奥德赛》第八卷译注收入了书稿。

书稿的第二编主讲神和英雄，由“希腊神族的起源”、“‘父亲’与荷马史诗里的老辈神”、“大神宙斯”、“斯库拉的峭壁与卡鲁伯底斯的漩涡”和“英雄”五章组成。由于“希腊神族的起源”谈的是神的“起源”问题，该章用了较多的篇幅讨论赫西俄德的神学观。荷马史诗之所以能够成为传世的文学名著，之所以受到国内外众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启发人们的思考。希腊神权的血腥继替，老辈神祇的监察作用，宙斯的强大和由此而造成的霸道和武断，他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构成挑战的方方面面，荷马史诗所精彩展示的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乃至抗争，这些论题的内涵既是古老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具备接受现代思想的改造并转而为之服务的潜质。神话表述也是一种概括，在需要人的想象力进行极致发挥的智性高点上，它的出色表现同样精彩绝伦，完全可以与另一种形式的概括，亦即哲学的抽象相媲美。

第三编为全书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各个章节之间的衔接更为紧凑，而且还因为它们共同围绕一个议题展开讨论，目的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研究西方认知史（或者说认识论史）应该从哪里开始？是依照通行的做法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及其论述入手，还是把目光前移，将探索的起点放在荷马史诗上，从它的字里行间寻找契机？经过长期和深入的研究，我们找到了答案。寻找西方认知史有文本依据的起源，人们似应从荷马史诗里寻觅启示，从缜密研析荷马的认知观开始。第三编由“质疑卜释”、“走向《奥德赛》”、“《奥德赛》的认识论启示”和“‘你已讲说确切的凭证’”四章组成。在荷马史诗里，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已开始质疑卜释，挑战它得之于传统的权威。这一点在两部史诗里均有反映，而在产生年代稍后的《奥德赛》里有更为强劲的表述。与之相“适应”的是，《伊利亚特》里的人物普遍流于轻信，他们的探察意识和行为都显得相对幼稚。作为军中的智囊，老英雄奈斯托耳办事有始无终，忽略实效。同样，聪明的奥德修斯也在这方面显得不甚老到，与他的足智多谋不相配称。所有的人都对这种虎头蛇尾的做法习以为常。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人物的探察意识和技巧在《奥德赛》里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提高。哲学的产生不是只要求人们把目光从关注神的存在转向自然界；探察意识的成熟与否以及与之相关的处理探察行为的老练程度，也是衡量人的求知愿望和认知级差的一个标准。《奥德赛》里人物的内行探察开启了某种先河。沿着莱耳忒斯家族开辟的道路，西方人在追求实证的道路上步步为营，我们可以从日后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里读出他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取得了何等辉煌的成就。希腊学术横贯文、史、哲和神学（或许还有科学），对它的跨学科性质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写作西方哲学史，似乎不应忽略认知的因素。笔者认为，史诗人物的求证努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后世的自然哲学家们在学理上延续了他们的思路，把探察和实证的触角引入自然研究领域，从而缓慢促成了认知取向的转变，逐步建立起逻各斯在思想界的统领地位。不应忘记希罗多德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种探索（“探索”是historia的本义），而苏格拉底则以他的方式继续着自然哲学家们的工作，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西塞罗语），使其服务于心智的开发，将探索的矛头指向人的心灵。

我们说过，秘索思（mythos）和逻各斯（logos）是研究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两个“元”概念。这样的提法也同样适用于对西方认知史的研究。作为元概念，秘索思古老，逻各斯新兴。在古希腊，理性学观对古老的神话释事的逐步替换，表现为逻各斯对秘索思的持续否定以及在此基础上思维范式的转变。然而，科学精神的兴起并非横空出世，它的强势萌发必然会有一些蕴含于希腊文化内部（或深层次里）的原因。我们意识到，希腊文化从荷马史诗开始就有不过多执迷于巫卜和非理性叙事的传统。希腊文学是培育西方理性学观的摇篮。希腊人认知世界的理性精神，发轫于荷马史诗。公元前5世纪，logon didonai（可作“提供理性解释”或“进行明晰的阐述”解；西方学者将其译作“to give a logos”）已成时尚。西方学者们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由于忽略了逻各斯不仅可以而且事实上的确也有一个与之形成对接的学理先驱，他们未能带着“可标示”的学术意图，认真寻索它的同一走向的前点链接。在细致研读荷马史诗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塞玛（sēma）的作用，认为它位居秘索思与逻各斯之间，因而是一个中介成分，为前者向后者的“过渡”提供了思想理路上的铺垫。塞玛出自秘索思，却又对接逻各斯，一只脚踩在秘索思里，另一只脚却跨入了理性求证和释事的范畴，身份独特，地位重要，是连贯展示希腊思想的中枢。此外，塞玛偏重于实证，因而又可与侧重于理性分析和阐释的逻各斯形成某种形式的分工，是西方建立在细致观察基础之上的实证主义以及后世成规模出现的实验科学实际上的（概念）“鼻祖”。考虑到塞玛的重要性，笔者在行文时给予了它较多的篇幅。书稿的第十一、十二两章论证了sēma的标示功用，提请读者朋友们注意它所具备的极强的应释潜力。塞玛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尽管它的重要性不一定可以达到“元”的地步，却同样不应受到忽略。sēma可以像logon didonai一样担当重任，为我们大致（这不与精当构成矛盾）把握和学术化定位西方认知史的发展阶段，提供一个新的、或许能起导向作用的坐标。

相关的研究仍在深入进行之中，笔者今后还会陆续发表一些心得体会，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但是，笔者的见解不会也不应该是排他性的。上述观点的提出，虽然有比较翔实的资料和有限学力的支撑，却依然不能保证它们在所有的细节上准确不误，其中若有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任何“正确”的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可商榷性，用卡尔·波普尔的今天已不很新潮却依然没有过时的观点来解释，这正是论点的科学“本质”之所在。作为学者，我深知真正能够让人感到坦然和心情舒畅的，不是结论的受到教条化或形而上学化伤害的“正确”，而是独立思考的有效进行，是孜孜不倦的探索和求知的过程。十多年来，我有幸专职从事一项自己喜爱的工作，这本身就是对全部付出的最好回报。为此，我愿意不揣浅陋，继续努力，和学界同仁们一道含辛茹苦，筚路蓝缕。诚然，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人搞得灰头土脸，但勤奋工作不仅符合职业精神，而且也是人的道德感的体现，因此理应受到尊重。能够在学术研究的崎岖道路上开拓前进，是一种蕴含痛苦的快乐。不进则退，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停顿。

陈中梅

2008年3月

写于北京亦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