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明的进步，总是以移民和婚变作为代价。这是为历史所破译的文明“密码”，它是残酷的，如同“太阳底下必有阴影”，任何事物存在以及演变都无法逃避二律背反的悖论，它是一种社会发展必然律。

婚变也许因为迁徙而致，也可能缘于阶层、环境变化甚至是逃离的结果，移民则是文明进步的必然。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从乡村到城市，从北国到南疆，从西部到东部，从本土到国外，迁徙无数，许多人甚至多次迁徙，直把异乡当故乡，故乡成了家族停留的最后一个驿站。

移民，就有乡愁。

审美，需要距离的。乡愁，也是需要距离的，包括时间和空间的。余光中如果不是远离故土，寄寓台湾，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泣血的《乡愁》:“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山东大学任教，陪同民盟中央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孔令仁教授接待一位访问大陆的台湾企业家，他和孔先生是西南联大同学，后来从戎去了台湾，最后因军中倾轧退役从商。他的故乡在北京，当他第一次回到大陆，在首都机场走下舷梯，他一头俯倒在地上，亲吻故土，服务员以为他生病倒下，上去扶他，他挥挥手：“别动，让我好好地吻吻这块土地。”

一旦时间和空间消失，乡愁会暂时“隐身”。已故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童庆炳在为我们授课时，曾讲述如此的故事：他的家乡在福建农村，久居京华，日日思乡，梦中流连，但是，真的回乡，新鲜数日，重寻旧痕，夜晚躺在木板床上，子夜一只老鼠突然从被子上窜过，在惊恐中又想念起京华了。故乡，只能是怀念，而不是生活。少年情愫暗生，美眸白肤少女，常揣怀中，永远美眸白肤，中年见之，已是无颜他人妇，美眸白肤记忆顿时消亡，直悔不该相见。青年时，我在北京、济南客寓十年，常思念家乡之，不时在家乡报刊发文抒情，年关时节乘列车南归，车过南京长江大桥，顿时绿色弥漫起来，江南江北一绿一黄风景迥异，我总是贪恋地眺望着窗外的绿色，一树一枝一叶，尽情饱赏，似乎在弥补一年来的缺失。春节以后北上，我也总是留连在西子湖畔，在椅凳上长坐，凝望着已经吐蕊放华的柳枝以及湖面上春风初拂的游船，久久不愿离去。车返南京长江大桥，又是一阵怅然若失之感。后来，回到家乡附近的上海工作，四季风景无异，生活方式相似，乡愁已无缘由，也少谈乡愁了。几年以后，母亲也来上海同住，更是与乡愁无涉了。俗话说，父母在，家在；父母在哪，家在哪。乡愁是与父母关联的。

改革开放，乃是中国翻天覆地之事，有多少离别，有多少沉浮，有多少爱恨情仇，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它们，均与乡愁攸关，为了脱离贫困而远走他乡，时间一久，乡愁频生，于是，与留守者发生关联，或者成了归乡者，与此相反，也有可能越走越远，负载“乡愁”远涉重洋。我曾在《当戏曲电影成为文化时尚》一文中写道：“若干年前，陈凯歌拍摄过一部十分钟短片《百花深处》，描写了‘都市里的村庄’拆迁改造的‘乡愁’问题，‘乡愁’失却‘心灵养护’平台，剧中的主人公神志错乱。其实，‘田野里的村庄’也有‘新农村运动’，人是物非，也出现‘乡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移民包括高考、经商、打工移民，国外移民包括留学、国籍、绿卡移民，都需要抚慰内心‘乡愁’的文化形态。”

由此，“乡愁”故事也就成为戏剧影视作品迷恋的题材之一。曾经有多少的“乡愁”作品撩人心扉，令人牵肠挂肚，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情感和思维方式。本书的论文，即集中解读和阐述了这些戏剧影视作品的“乡愁”文化、美学和哲学。

它的主体部分，一是集中论述了贾樟柯的“乡愁”话语，尤其是《山河故人》的留守者、漂泊者与返乡者文化角色；二是有关“港味乡愁”，写出了其消失、离散与重写的“乡愁”表述；三是后工业社会的“乡愁”困境，关乎历史、阶层与文化乡愁；四是戏剧作品中的“乡愁”情愫，说不尽的羁旅、荣归和梦回。这些作者均为青年博士、硕士研究生，握笔而述，深情款款，在情致中颇有灵气，有着自身的体验和发现，学术创造迷人动情。

一壶乡愁，书中俨然。愿君品尝，情同吾心。

厉震林 记于上海戏剧学院

2018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