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中国香港电影《阿飞正传》“阿飞—无脚鸟”意象美学研究
夫流亡之人，非爱羁旅，忘桑梓也。敛重役亟，家产已空，邻伍牵连，遂为游人。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韩琬传》
不是斯人多愁善感，带着审慎和恭谨，在同一棵将下颌依在启明星上的参天古树进行着精神交流，他觊觎地看到那星空的深处，有无数巨大纯粹的事物在快乐地翻腾……
——[法]圣·琼·佩斯《阿纳巴斯》
人物形象是美的！“诗人的眼睛在狂怒中容得下辽阔的大地、深邃的苍穹，想象会获得未知的形象，诗人的笔则授之以定形，赋虚幻以显赫的地位和姓名。”这是来自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对自然生活状态产生的美感体验而进行艺术创作中作以形而上的形象思考。再如意大利戏剧家皮兰德娄所言：“笔下的形象是深邃思考的结晶，是在人们想象中加以净化后再次投射出一种生命。”当艺术创作者一旦使其虚拟的人物以具有完整、丰满、生命力的艺术形象直观地显现出来，不受其自身控制具有独立意志，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审美意象，在诗意空间里与欣赏者的审美心理活生生地交融于无限畅游。人物形象真是美的！因此对电影中阿飞人物形象升华为无脚鸟审美意象作以下三个方面美学研究的阐述。
其一，简要概述与分析阿飞人物形象。
一简要概述阿飞人物。阿飞是《阿飞正传》（以下简称《阿》）中最核心的人物，从上海随养母移民到香港，从小由养母抚养长大后与共处的任何一个女人表现出冷漠无情的情调，因养母未告诉他生母是谁两人更是难以交流与共融。阿飞前后与南华体育会售票员苏丽珍和舞女咪咪点燃一朵淡淡而不深入的情火，后又抛弃她们。他从养母口中得知他是西班牙和菲律宾贵族血统的私生子，生母选择拒他千里之外，阿飞坦然地离开她的家，在与当地一场买卖假护照的人群争斗中负伤后，客死他乡的一列火车之上。二是阿飞人物形象作以简要分析：首先阿飞是在异乡漂泊生活中一个放浪形骸、浪荡无惧的浪子形象。影片最初阿飞嘴里懒慢地叼着一根烟，英俊性感的脸庞搭配着清秀的眉梢，潇洒自如走到苏面前说：“你今天晚上会在梦中见到我！”第二次他近距离贴着苏的脸庞说：“1960年4月16日下午三时之前的一分钟，你跟我在一起。”苏在提他是否会结婚时他脱口而出“不会”，足够让传统而内敛的苏需要用“一辈子”忘记阿飞随意任性的“一分钟”情感，阿飞去菲律宾后苏与咪咪争吵那段场景时一语惊醒梦中人：“他对每个女人都是一样的罢了。”与苏相比，咪咪是一个活泼、开朗、豪放的女孩，无论什么样的女人一旦爱上阿飞这样的情感浪子注定成悲剧，对阿飞自身而言不断地有情感的流失只会加深其内心深处的失落与孤独感，把世间男女美好姻缘的珍贵情感的价值毁灭，这就具有一定的悲剧性！正如契诃夫的《海鸥》中特里果林对妮娜的独白：“一片湖边，从幼小就住着一个很像你的小女孩……但是偶尔来了一个人看上她，因为没有事情可做，就把她像这只海鸥一样给毁灭了”。其次，阿飞是一个内心具有无归属感而漂泊感的形象，对生母有一种无奈中带着怨恨的心理。阿飞去菲律宾前与养母对话：“我只想知道谁是我爸妈而已，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你在给我一个恨你的借口！”进而言：“总之你一天不告诉我，我一天不心息，大家一直地折腾下去。始终有一日我要你亲口告诉我，是谁生我的，别人告诉我我不会那么痛快！”他从小到大一直不理解养母为何知而不告他生母是谁。阿飞内心深处一直藏着对养母与生母的“怨恨”执念，更深言：阿飞以恣意妄为的纵欲生活状态“报复”养母，在养母面前表现出无所谓、任性、叛逆的个性，他憎恨遭到生母抛弃的情感越多，就愈加处于“不甘心”的状态，这也促使他立即质问生母，甚至谴责母亲“为何抛弃我”，强烈地表现出渴望身份认同的情感，哪怕只是“看看她的样子”——像普通人一样做一个“有母亲”的孩子。因其漂泊的灵魂深处缺乏“有根爱”的灌溉与呵护，造成了他在每一个女人面前呈现出一种放荡不羁的堕落灵魂的表象，在苏和咪咪身上寻求释放其内心深处孤独的纵欲快感体验后，有一种“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痛感体验，这恰恰加深他漂泊、孤独、无助的寂寞感，使他慢慢趋近于“聊以自毁”的漂泊时空，以苏与咪咪为代表的女性无疑是这种情感的牺牲品，而阿飞在毁灭他人同时也在毁灭自己，体现了深深的悲剧性！最后，阿飞是一个立体的、丰富的、发展着完整的“人”的形象。阿飞最终在乎的是寻找的过程而对于结果已经不那么看重了。一方面是对养母由“恨”变成“理解”。阿飞从与养母的最后一次对话中理解了养母为何不让他寻找生母，一是舍不得阿飞离开她而远飞；二是呵护阿飞的自尊心，以免他遭到再次被生母拒绝的伤害。20世纪90年代，与《阿》同时上映的电影《客途秋恨》中，晓恩与她母亲在离开日本回中国之前，一起祭拜她外祖父母墓碑，看着母亲一步步远去背影时，晓恩独白：“我觉得我好像了解她的心情，曾经我和妈妈一样，绝望地背弃过自己的亲人，只是那年我才十五岁，而妈妈已经快五十岁的人了，她还能有机会像我这样谅解我的家人吗？”晓恩深刻地体会到母亲在异乡中国的寂寞无助与挣扎纠葛的情感状态，理解母亲因她的故乡日本所做的某些事感到痛惜和憎恨，她希冀在异乡中国找到心灵深处的安慰与温暖；但是母亲有着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与异乡的生活习惯融合，从而导致她与“他者”渐渐疏离，这种伤害的气息慢慢地吞噬着母亲的心灵。晓恩对母亲从小到大的误解、猜疑和冷漠而生发的“恨”，直到与母亲在其原乡日本生活一段时光后才升华成另一种人文情怀的爱——理解，她比以前更爱她母亲。另一方面是对生母由“恨”变成“释怀”。阿飞找到生母离确认身份只差一步之遥时，生母拒而不见，阿飞因此回归一种“无所谓”的真性情本真状态，阿飞的一句独白：“当我离开这个家的时候，我知道我身后有一双眼睛看着我，然而我是不回头的。既然她不给我机会，我也不会给她机会。”影片中，优美缓慢的吉他旋律伴着慢镜头下阿飞缓慢驶过的背影，逐渐消失在郁郁葱葱的森林远处，体现了阿飞怅然若失的郁闷与无奈之下的流离感，多么富有意味的意境，也许无脚鸟天生就属于富有生命力的森林。
其二：“无脚鸟”的意象。
意象主要是指审美意象，艺术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审美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范畴和属性。朱光潜说：“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阐述审美意象的理念为“灿烂的感性”，叶朗说：“美在意象是在审美活动中，美与美感是同一的，它的核心命题就是意象的生成。”表现了人在审美体验过程中将对象在心中情感的“意”与感性形态的“象”融合而构成一个具有丰富的情感、深刻的哲理性且充满着意蕴的情景交融的诗意空间，使其“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欣赏者无限畅游于这个空间。影片24′27″处，阿飞慵懒地躺在脏乱不整的床上随手点着一根烟时独白：“我听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一直地飞呀飞，飞得累了便在风中睡觉，这种鸟儿一辈子只可以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下一秒，他对着镜子随着拉丁舞曲《Maria Bona》（此曲是西班牙沙维尔库加创作的音乐作品）自由律动摇摆进行“无脚鸟”的独特狂欢，也是内心深处狂放不羁、自由随性的表现，只有沉浸于这样的时刻才是阿飞这只无脚鸟内心对理想生活强烈的渴望性向往的最本真表达。在客死他乡时他说：“一辈子不会太长的，想来也该是时候了。”之后独白：“以前以为有一种雀鸟，一开始飞便会飞到死才落地，其实它什么地方也没有去，那只雀鸟一开始便已经死了，未到最后也不知我最喜欢的女人是谁，要记得的我永远都会记得。”缓慢流离的空镜头，浓郁翠绿色的森林中偶尔飞过去一两只小鸟，黯然神伤的旋律，阿飞抒情低沉的语调进行“无脚鸟”定义解释的自白，是阿飞对漂泊的现实生活最真情实意的自我表白，影片传递给观众一个由“最深沉的感情”与“最深刻的哲理”积聚凝练成的诗意的审美意象——“无脚鸟”，阿飞是众多“漂泊无脚鸟”中最典型之一。无脚鸟比喻一种广义的漂泊异乡、漂泊无依的流浪之人。一种悲观论认为它是指特定时期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因为生活所迫离开故乡而四处奔波的无根感致使心理没有归属感的人；还有一种乐观者认为，它是指希冀在异乡能找到归宿和灵魂栖息之地的人习惯漂泊与随波逐流的生活，从而把漂泊当作是一种与现实世界不交融而作出的逃避状态，像无脚鸟一直追寻着自己的根，以漂泊激发内心深处一种安定感的浪漫主义情怀。现实生活中无脚鸟又叫极乐鸟（天堂鸟、风鸟），是雀形目极乐鸟科的鸟类，主要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东部、托列斯海峡群岛及澳大利亚东部，因它具有多彩鲜艳的羽毛与美丽俏佳的体态，人们又称它为“天堂鸟”、“女神鸟”等。它是传说中的任性的鸟，一直不断地飞，只有在死时才停下来，飞是一种自始至终贯穿于无脚鸟的鲜活生命形态。无脚鸟的“飞”是为了寻找其灵魂归宿的集体无意识身份——本民族文化的根。飞是它追寻根的动力与脚步，一旦停下来就代表死亡，即使知道总有一天会累，无脚鸟也一直坚持飞着，因为它恐惧没有根。阿飞像是无脚鸟一样在追寻根的路上死去，其自身生命意义得到永存。肉体不在，其自身灵魂在世间永远活着，这也是一种温暖伟大的、富有人文情怀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如传说中的荆棘鸟，从离开鸟巢开始执着于寻找荆棘树，当它如愿以偿地把自己娇小玲珑的身体扎进一株最长、最尖的荆棘上，那凄美动人、婉转悠扬的含血绝唱能使世间的所有声音都黯然失色。阿飞代表无脚鸟的悲观宿命安排——无根之人：一开始就知道会“死”，但为了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挣脱命运的羁绊，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勇敢“寻根”，这种力量何其伟大！影片是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通过细致地刻画这个阿飞形象，喻旨香港特定迷惘、疲乏时期普通青年的“无根漂泊”状态，以20世纪60年代香港来折射90年代香港居民普遍的“文化寻根”心理特征和时代风格。香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被割让给英国；1941年12月25日，英国殖民地官员在二战中向日本投降，香港由此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量国民党人员从大陆逃亡到香港；1997年7月1日，香港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政策下回归中国母亲的怀抱。王德威教授在一篇文章《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中阐述：“向前看或向后看，我以为香港在文学与历史上的定位，终将与其千变万化的城市形象息息相关，辗转于无常的政治文化因素间，香港能屹立不变，正是因为它的多变。不论是小岛、前殖民地，还是特区，香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座绝无仅有的城市——一座不断重新琢磨其功能及国族属性的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不变”“变”以及“怎么变”，到“2046年”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由此看出香港作为中国母亲的孩子，不免会有“有根—无根—寻根”的纠葛复杂心理状态和情感结构。一个有着多难复杂经历的城市带着她自身独特集体记忆，她的不确定性、未知性以及对身份认同的渴望性，在中华民族根上难免会时不时有无归属感和漂泊乡愁感。
其三：无脚鸟的“魂”——“家国情怀”。
正如余光中《乡愁》诗中节选的“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无脚鸟意象生发出审美意义不仅仅是个人对原乡的思恋之情，更是延伸和升华为漂泊者对祖国的一种“大爱无声、大象无形”的深深眷恋情怀。这是无脚鸟的“魂”、“漂泊者”的魂——民族文化之根，这是世间所有的“漂泊者”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追求，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时一种思恋祖国的自我表达，是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情感。萧红在漂泊香港时以“原乡情结”的个人经历创作出《呼兰河传》，这是一直“漂泊异乡”的萧红在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李樯言曾说：“香港是萧红离死亡越来越近的地方，也是她离文学越来越近的地方，她生命中的一切道路都走到了尽头，仿佛只剩文学创作的权利。一个女人来到了这个时候，终于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从此无论生在何处，死往何处，不再重要。”1976年，保罗·施拉德编剧与马丁·斯科西斯导演了电影《出租车司机》，影片53′05″处拉维斯看着晚上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独白：“孤寂伴随着我的一生，在所有地方，无处不在，我逃不了，我是上帝的孤独者，天天如是，是漫长的枷锁。”其借出租车司机的视角讲述了长达14年的美越战争结束后美国人普遍的“战后无家漂泊”状态。拉维斯眼中模糊不清的街上，灯红酒绿建构的繁华却充满着寂寞、冷漠的气息，像无脚鸟一样，“我的生命只是朝着一个方向，我别无选择，我根本别无选择”，他试着追寻一种摆脱这种对“原乡”挥之不去的漂泊无助的陌生情感，用尽生命做一个“美国英雄”——解救一位少女艾丽斯，他也停下来脚步死去，但是自身灵魂得到了救赎、升华。在法国弗兰克·达拉邦特导演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在监狱服刑50年的布鲁克斯·海特伦获得假释出狱后，成为一个无法适应外面几十年风云变幻的“漂泊生活者”。感受到“原乡”变成“异乡”，他内心充满着无尽的孤独与绝望而后选择自杀。在台北上演的《四郎探母》悲剧高潮中，中年的四郎深深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龙应台发现父亲以及周围的老年人都已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她后来阐述《四郎探母》中“文化为什么重要”的问题时说道：“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在观众审美体验的过程中“四郎”的个体经验已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人类共同的集体经验，代表一种寓意和象征，远在天边漂泊的“游子身上衣”的不远处总有“慈母手中线”一直萦绕着他们根植于内心且成长于灵魂深处的民族文化的魂，这是让人心里深处一直魂牵梦绕的个人身份胎记。
余论：正如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所言，“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缩影”。“无脚鸟”似的白兰奇带着欲望的期待乘坐“欲望号街车”来到新奥尔良妹妹那里，在未知漂泊道路上寻找未知的命运，却在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两个流浪无脚鸟弗拉基米尔和阿斯特拉冈无休止地絮絮叨叨，在无聊漂泊状态中一直追寻和等待着戈多的到来，剧目极具荒诞性和悲剧性；无脚鸟似的杜丽娘漂泊着“鬼魂”寻找梦中情人柳梦梅，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卡西尔的《人论》说：“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艺术让人成为人，成为一个“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人、一个富有饱满情怀“人文的”人，因此人们根据其自身人生经历、审美文化心理结构、民族传统文化与时代特色等多种审美标准对“无脚鸟”意象进行再阐释与再创造，也只能是无限接近它，而不能穷尽它。由“阿飞人物形象”到“无脚鸟”意象的魅力可见一斑！“在幽暗、狭窄的阁楼里，缓慢略有点忧伤的旋律映衬着旋律鼓点缀明朗节奏的《Jungle Drums》音乐，一个英俊潇洒男人叼着烟，在微弱的台灯下坐在床头修指甲、穿上西装外套、装上两包烟和打火机、三次折叠胸袋巾并放进口袋，对镜梳头发并反复手捋发梢成‘标致’形象，吸一口烟并看表，关灯后把烟扔掉。”栩栩如生地再现一个准备起飞的“无脚鸟”的形象。梁朝伟以真实身份的形体动作、无语言的生动表演再现一个“阿飞——无脚鸟”意象体现了主体精神的再现与延续。梁的演绎对“阿飞”人物既有间离又有共鸣，也是对“无脚鸟”意象最美的诠释之一。在无限时光流逝的长河里，我们心中都有一个阿飞，都会像无脚鸟一样，在有限的生命旅旅中追寻着未知的诗意命运。一旦飞累了停下来，但是其精神一直都在人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