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希罗多德的“故事流”
希罗多德的《历史》无疑是古希腊人留给后世的一座文字和精神“迷宫”，其信息之浩繁、线索之复杂，可谓空前绝后，仅仅文本中涉及的有名姓的人物就有近千人之多，加之作者不时采用回转式追溯插叙手法，这就使后世读者的阅读难度大为增加，而现代读者也经常对之望而却步。由于现代读者距离古代人口述传统久矣，即便间或为希罗多德笔下某些关于异域风情的奇闻逸事吸引，包括某些研究者在内的广大读者也经常陷入支离破碎的理解困境，所谓的评论也时常王顾左右、不得要领，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希罗多德文本的要旨。
晚近关于希罗多德的研究汗牛充栋，议题更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普遍套路是执其一端不及其余，即研究者往往截取其中某些片段另立论题，如希罗多德的地理知识、宗教信仰、民族志和人类学、妇女问题、著史方法、资料来源等。诸如此类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丰富现代读者关于希罗多德文本的知识信息，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推进对文本的理解，然而与希罗多德的文本自身相比，这些毕竟属于外围信息，无法取代对希罗多德文本本身叙事结构和内在线索的考察。琐碎并不等于精深，将希罗多德的文本作为资料片段另立专题，本无可厚非，但它毕竟与希罗多德的著述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热衷上述套路的读者完全可以就此打住，因为笔者无意沿袭这一进路。
笔者写作本书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尊重所述文本的整体结构，因为任何关于具体议题的讨论，都需要放在文本的整体框架中理解。笔者认为，以著述家冀望的方式理解其文本是完全可能的，这就需要现代读者摆脱成见，暂时悬置无厘头的所谓“怀疑精神”，克服久已形成的阅读惯性，从文本内部循着作者的叙事脉络做纵向横向延展；由于《历史》文本结构复杂，多重线索彼此错综交叠，这就需要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将这些线索分门别类，将那些前后看似毫无关联的故事片段重新对接，同时发挥适当的想象力，庶几有助于我们领会著述家的精神教诲。
与先贤荷马相比，希罗多德在形式上采用更为通俗的市井散文故事体裁。虽然都是围绕战争展开，但希罗多德纷繁复杂的回转式叙事手法让读者颇感烦难，其多层次叠加式的叙事结构对读者的耐性和智性都是极大的考验。对观后学修昔底德，修氏编年叙事严整，故事线索一贯，事件原委直观明确。若要现代读者在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之间选择，想必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修昔底德，因为后者的著述似乎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不过，这里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作为古希腊口述传统的典范，希罗多德是以口传故事的形式陈述往事、存迹示法、传达教诲的。据载，希罗多德本人就曾在诸如奥林匹亚赛会这样的公开场合讲述《历史》，听众中间据说就有后学修昔底德，其中“目不暇接”的传奇叙事曾使这位雅典青年热泪盈眶。希罗多德的故事吸引了许多人，他也因此而声名鹊起，深受时人爱戴，雅典人为此奖励他一笔丰厚的年金。
既然是口述故事，必然要遵循听故事的人们的习惯，诸如涉及某个民族、王朝、人物时，希罗多德时常会收起原来的话头，追溯既往，为此，希罗多德的《历史》没有明确的编年顺序，而是循着“故事流”（logos）不断展开，各个故事单元（logoi）往往被看作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若将希罗多德整个“logos”比作一部具有复杂结构的“交响乐”，那么其中每个“logoi”就是分节“乐章”。对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来说，耐心倾听故事，感受故事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进而从中领会讲述者的精神寓意，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诗歌比赛、戏剧表演等，概莫能外。
希罗多德《历史》绝非一部随意的传奇故事汇编，而是有着完整叙事结构、严整主题线索以及深刻政治和道德教诲的创作：文本以波斯帝国前四代君王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以及薛西斯为主轴展开，其政治史框架围绕波斯帝国兴衰这一核心脉络。若将《历史》视为一部史诗题材的悲剧作品，其“舞台布景”即东地中海世界各个国家势力的此消彼长，包括吕底亚、米底、斯基泰亚、巴比伦、埃及、波斯以及继波斯远征希腊失败而崛起的雅典帝国，尽管雅典帝国在希罗多德的文本中并未直接论及，但其字里行间无时不在观照雅典帝国。而雅典帝国正是后学修昔底德的著述主题。希罗多德的故事主线和叙事次第，正是跟随波斯帝国开疆拓土的步伐展开的。
在雅典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刻，希罗多德讲述波斯帝国的兴衰传奇，细心的读者不难觉察到希罗多德强烈的“现实感”。在希罗多德的理论视野中，曾经的波斯帝国无疑是自己正置身其中的雅典帝国的“镜鉴”，通过它，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得以反观自身、认识自我。在这一方面，希罗多德的“现实感”似乎并不在于冀望当权者汲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而是如希腊悲剧诗人那样，其核心旨趣在于净化心灵，升华灵魂。通过描绘那些机关算尽、精心筹划的君王遭遇神意打击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肉体凡胎而产生的失落与无奈，希罗多德在读者心中激起的不是作为旁观者的幸灾乐祸，更不是所谓“后见之明”式的自鸣得意、故作聪明的快感，而是感同身受的悲悯；希罗多德向我们展示的是生命的虚无和短暂、人类智慧的反讽和局限；理性之力的阳刚与命运之歌的悲凉，在希罗多德的文本中被结合得天衣无缝且充满张力。为此，诚如刘小枫先生所言，我们与其将希罗多德的文本当作所谓“历史书”来读，倒不如把它作为一部悲剧诗来读。
对古希腊人来说，凡形诸文字，必然要诉诸笔法、使用修辞甚至创作、虚构，但在事实与创作之间，无论是史诗、历史、戏剧还是哲学文本，伟大的著述家都力图且能够在其中保持恰当的尺度和分寸感：荷马是诗人，但其笔下的事件人物大都有迹可寻；柏拉图是哲学家，但他所有对话中的人物、场景都能找到历史对应；修昔底德被认为是历史学家，但他依据人物性格、身份、场景创作的大段演说辞在强化其著述说服力的同时，也为他的战争叙事平添了戏剧式的现场感。而希罗多德对事件和人物的选择、叙事次第的安排，以及其著述主题在不同故事和人物言谈中不断切换、首尾情节的彼此呼应，凡此种种“主观”创作，正是领会作家著述意图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