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理翔:创业式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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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法在企业研究中经常被采用。我们在研究案例的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了最近国内出版的大量各类企业家的传记性文字、访谈和企业史料。改革开放40年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契机,来认真挖掘历史素材并加以总结提炼。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上对我们最有启发的是美国企业史学者钱德勒的两本专著。第一本是他在1962年出版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这是企业史案例研究的名著,它的主题是美国大企业的成长以及它们的管理组织结构如何被重新塑造以适应这种成长。在书中,钱德勒记述和分析了历史上最先采取多部门结构的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埃克森)公司和西尔斯公司(零售商业)的发展和组织演变过程。第二本是钱德勒与斯蒂芬·索尔兹伯里合作于1971年出版的《皮埃尔·杜邦与现代公司的形成》,该书是对《战略与结构》一书中讨论的两个公司(分别是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背后的杜邦家族的深度家族史和企业史研究。美国的杜邦公司成立于1802年,在按照传统的家族企业发展模式发展了100多年以后,以皮埃尔·杜邦(1870—1954)为首的第五代三位堂兄弟联手,把按照传统模式经营的家族企业改造成为家族成员控股并参与管理的新型企业,同时完成了一系列公司管理架构的革命和创新。具有现代意义的职业经理人开始进入家族企业,而不同职能的事业部门开始由家族之外的经理人领导和负责。由于杜邦家族在法国期间就早已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家族,这个家族很好地保留了整理家族历史档案的传统,因此钱德勒作为最有名的企业史专家能够获得极其丰富的杜邦家族史料,这可以说是家族企业历史研究难得的机遇。有关杜邦家族的现代转型案例见本书附录B。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钱德勒能够顺利获得杜邦家族的信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钱德勒的全名是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这个杜邦的中间名来自钱德勒的爷爷,老钱德勒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杜邦公司工作,为了表达对自己东家的尊敬和感激,他把东家的名字放进了孙子的名字中,因此杜邦家族档案馆破例向他开放。令人欣喜的是,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族开始积极地与公共媒体和研究者相互交流,主动提供家族整理以后的史料供大家研究参考。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一味地对于自己家族历史三缄其口,让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去写那些博一般读者眼球的所谓揭秘式的畅销书的话,对于家族的声誉是更大的伤害。本人也会不时地收到欧美国家著名家族完成的企业史、企业家传记或视频资料。他所研究的杜邦案例,对于家族企业的现代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

毋庸置疑,随着现代通信和资料整理分析的条件越来越便利,丰富的企业史资料可以成为案例研究方法的重要资料基础。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世界上最具权威的案例研究专家凯瑟琳M.艾森哈特就认为:“案例研究方法对于研究组织和战略各种过程常常有效,尤其是当该方法采用整体、全面和长期过程导向的视角时,其研究效果常常出人意料但真实可信,并且可以验证。”李平,曹仰锋.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范例——凯瑟琳M.艾森哈特论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选择浙江作为民营企业典型的所在地,既因为有研究小组主要在浙江工作这一便利条件,也因为浙江民营企业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支力量,浙江民营企业的成就与不足对其他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有着宝贵的预见和借鉴作用。

讨论浙江经济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它改革开放起点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提出了浙江改革起步于自然经济的命题,应该是看到了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独特轨迹的关键所在:“浙江在改革起步时,虽然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的经济管理手段,但在改革开放前,就本质而言,浙江经济是以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即使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起点,浙江也有较大比例的非国有工业(39.4%),农产品的商品率大致有32%,而受小农经济的影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在浙江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卓勇良.浙江制度变迁的演进路径与战略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1998(6).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事实,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较少地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的束缚,一旦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有所松动,民营经济就以“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勃勃生机茁壮成长:首先通过社队经济、原来乡办或村办集体企业为基础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填补了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所留下的大量市场空隙;接着通过农村土地家庭责任承包制为契机发展起来的家庭工业、前店后厂,民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简单农贸市场、一村一品逐渐发展衍变而成的各种有形市场尤其是专业市场和产业区;与民营企业和产业区发展相伴而生的是民众创业创新精神的蓬勃发展和大众创业时代的到来。小老板多是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除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外,在每一万人口中,法人代表和产业活动代表单位的比例,浙江均位居全国第一。全国每万人口的法人单位是40.0个,浙江是78.0个;全国每万人口的产业活动单位是43.1个,浙江是93.5个。日本在1966年时的每万人法人单位是104个,到1996年是237个,而在1966~1996年正好是日本快速经济发展时期(参考卓勇良.挑战沼泽——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8)。

由此,民营企业迅速起步,数量极多并且同时生发、成长、发展,它们在非常有限的市场空间中互相竞争,优胜劣汰。敢为天下先,草根创业,这是民营企业的先发优势。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的顽强生命力和来自竞争的繁荣。另外,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民营企业的诸多先天不足。以浙商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已经慢慢耗尽其草根创业的先发优势,正越来越多地面临转型升级的疲态和艰难。在这样的转型升级突围战中,我们很高兴有方太这样的企业成长案例。由此,我们把浙江宁波慈溪的茅理翔、茅忠群父子共同创办方太集团的过程,作为观察民营企业成长发展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