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美国经济史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农业危机与工业周期波动之间关系的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美国历史上，资本主义农业危机一共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第二次是从192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1939年）。第一次农业危机本身是非典型的，因为在危机开始时期，美国西部空闲土地仍在继续开发之中。这时，西部生产的农产品能以比较低廉的价格销售于国外市场和美国东部，因此农产品生产过剩危机对美国西部和东部的影响是不同的。其次，19世纪末期美国工业垄断对农业的统治还在开始确立之中，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不像以后那样明显地暴露出来。加之，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仍在进行，当时西部的开发、城市人口的增加、技术的开发和国内市场的扩大使美国工业获得迅速发展的良好机会，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工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能充分说明工农业危机相互交织的特点。

至于从1920年开始的美国第二次农业危机，情况与此不同。一方面，垄断资本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已巩固地确立，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了；另一方面，美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已经结束，土地私有制垄断也已形成，19世纪内曾使美国西部农业不同于西欧和美国东部农业的经济条件不再存在了。这些都便于对资本主义工农业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从1920年开始的美国农业危机一共延续了20年。如果以1933年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为界限，那么农业危机持续了13年。这13年内，工业经历了两次危机。工业周期的各个阶段的交替是明显的：危机（1920—1921年）——萧条（1921—1922年）——复苏（1922—1923年）——高涨（1924—1929年）——危机（1929—1932年）。与此同时，美国农业则一直处于长期危机阶段。即使在工业高涨的年代里，也只呈现农业危机的缓和，而农业危机却始终不曾消除。这13年的历史表明：美国农业危机曾经两度和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但又不以工业周期的波动为转移，工农业周期的变动是不完全一致的。1920—1932年间美国工农业周期的不完全一致性为我们提出了三个可以研究的方面：农业危机怎样受到工业危机的影响?为什么在工业繁荣时期不曾出现农业的繁荣?农业危机又怎样影响工业危机?

二、工业危机对农业的不利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曾有较大的增长，从1913到1920年间，美国加工工业产量增加了19.7%，采矿业增加了22.9%，农业增加了13.4%。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战争时期政府订货增加、出口扩大和投机猖獗的基础之上的，它并不和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适应。战争期间的物价提高、赋税加重和通货膨胀，降低了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因此战争结束后，由于引起经济高涨的因素（政府订货、出口扩大等等）相继消逝，生产增长和人民购买力缩小之间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自1920年起，同时爆发了美国工业和农业生产过剩危机。

和工业危机同时爆发的农业危机使农业生产者处于特别困难的境地，因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受到了工业危机的深刻影响。农业的处境这时更加复杂化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危机对农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要了解这种影响，首先应当分析农业对工业的产品供应关系。这是我们考察美国农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相互影响的出发点。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农业向工业部门和城市人口提供产品，农业和工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据1919年的资料，除用于城市人口消费的部分外，美国整个农产品有35%进入工业生产部门。其中进入食品工业的为27.5%，纺织工业——5.0%，化学工业——1.4%，烟草工业——1.0%，其他工业部门——0.1%。进入工业部门的农产品作为原料被消费掉。对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而言，农产品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两个工业部门（特别是食品工业）在美国工业中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轻工业生产的特点，原料价值在其生产总值中大约占据了60%—80%的比重。由此可以了解到，在受到工业危机袭击时，这些需要农产品作为主要原料的轻工业部门将因生产过剩而减产，并会相应地减少原料的消费额。在农产品供应量不变的条件下，这将引起有关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所以在1920年危机期间，我们看到了轻工业减产和有关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基本一致的趋势。

可以拿棉花消费额和棉花价格的波动为例。据统计，由于工业危机的侵袭，1921年美国的10872家纺织公司中，有5560家亏本，其余5312家只有少量的赢利；6161家服装企业中，有3342家亏本，只有2819家有少量的赢利。工业的危机在棉纺织业生产方面反映为棉纺锭实际开工率的下降，即由1919年的88.5%减为1921年的77.2%。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棉花消费额和棉花价格的下降。

农业不仅向工业供应原料，而且向工业和城市人口供应生活资料。作为生活资料的农产品的消费额也受到了工业危机的影响。要了解这种影响，应当着手分析美国工业人口，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的购买力及其消费构成。

美国工业人口的购买力主要由工资、薪水、各种津贴、个人的非农业企业的收入，以及利息和租金构成。其中第一项（工资）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而受到工业危机影响最大的也正是第一项（工资），因为危机期间工资总额的下降和失业工人人数的增加是明显的。据统计，1920年危机时期工业人口收入的变动如下：

工业人口的购买力和农业的直接关系首先反映于食物的支出。看一看非危机年份内美国工资劳动者的家庭消费构成，可以了解食物支出在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可见，当时即使在收入2500美元以上的非农业家庭中，食物支出也占生活费的三分之一以上。随着工业危机期间工资收入的减少，食物支出也将会相应下降，而食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农业直接供应给居民的食品，另一部分是农业供应给食品工业，由食品工业再供应给居民的食品。前一部分食品支出的减少，直接影响农业；后一部分食品支出的减少，通过影响食品工业而影响农业。总之，无论哪一部分食品支出的减少，都不利于农产品销售。

食品支出的变动量最显著地表现于肉类食品方面。美国肉类加工垄断组织阿莫尔公司的一本出版物承认道：“在普遍繁荣的高工资的充分就业时期，对肉类产品的需求增长着，而在萧条时期，公众却有寻找较廉价的代用品的趋势。”

其他肉类食品消费量也是有变动的。关于猪肉（消费者心目中比较经济的肉食），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如果美国消费者收入没有变化，猪肉产品国内销售额可能固定不变。但由于消费者收入不是不变的，美国消费的猪肉产品总零售价值同消费者收入的改变发生大致呈正比例的波动。”

肉类食品消费量对农业的影响不仅限于对家畜饲养者的影响。这一变动也对饲料种植者，尤其是玉蜀黍种植者发生影响。暂且以猪肉和玉蜀黍之间的关系为例。1919年，美国645万个农场中有494万个农场种植了玉蜀黍，种植面积达8777万英亩，平均每个农场有玉蜀黍田18英亩，玉蜀黍总产量达6800万吨，“无论在面积或产值方面，玉蜀黍都是美国最重要的作物”。另据1920年调查，美国有70.8%的农场屠宰猪；1921年美国玉蜀黍的40%用于猪饲料，而猪的生产费用的48.5%是玉蜀黍。正因为家畜同饲料生产和消费之间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玉蜀黍的未来需求依靠着许多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对肉食的需求”。

至于工业危机期间粮食消费数额的减少，也是不可否认的，虽然这种变动不像肉食的变动那样明显。例如，以面粉消费额来说，1919年平均每人消费额为4.7蒲式耳，自1921年以来每人的消费额只有4.25蒲式耳。当然，即使考虑到粮食需求一般缺乏弹性以及粮食和肉食之间有某种替代作用，但如果从较长的历史时期来考察，那么仍可以发现粮食和肉食消费额有同时下降的趋势。下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三、工业危机对农业不利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但美国工业危机对农业的不利影响不仅限于工业对原料和工业人口对食物的消费额的变动，实际问题比这复杂得多。工业对农业的剥削和垄断组织对农业的压榨，正是美国工农业之间关系的实质所在。

美国工业和农业不是立足于同等的基础之上的。工业的高度垄断化是农业无法抵抗工业的压迫的重要原因。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资料，可以看出若干和农业有直接联系的工业部门的垄断化程度均较高。据统计（按各部门就业人数计算），在向农业供应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中64%的农具制造业掌握于4家公司手中；63%的汽车工业掌握于3家公司手中；62%的轮胎工业掌握于3家公司手中；32%的炼油工业掌握于3家公司手中；25%的肥料工业掌握于3家公司手中。而在农产品加工部门中，99%的卷烟工业掌握于4家公司手中；44%的批发肉类罐头业掌握于4家公司手中；44%的炼乳工业掌握于4家公司手中；33%的棉籽油饼和麦片工业掌握于4家公司手中；将近33%的家禽屠宰业掌握于4家公司手中；27%的腊肠制造业掌握于4家公司手中；24%的乳酪制造业掌握于4家公司手中。

农业中的经济单位则要多得多、小得多。1920年美国农场总数约645万个，其中一千英亩以上的大农场有67000个。“1929年，总收入达2万美元或2万美元以上的农场将近25000个，其产量只占美国农业总产量的9.7%。同样地，查一下1935年农业调整局奖金支付单可以看出，小麦、棉花和猪的8个最大的生产者加在一起所生产的，还远远不及其中每一种商品的年产量的百分之一。这同卷烟业和汽车生产这样一些工业部门形成显著的对照，因为这两个部门中，8个最大的公司几乎制造了全部产品。”当然，个别最大的种植园或农业公司确实拥有大片土地。例如，三角洲松林地产公司就是当时最大的棉花种植园之一。它的土地约35000英亩。但应当注意的是，这家公司的土地是由1000个分成佃农和租户耕种的，这1000户在国情普查中表现为1000个小农场。可见，经营仍是分散的。即使把这家公司当做一个单位来看，它在全国农场土地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三万分之一。与此同时，单单在7个植棉州至少还有大大小小34000个种植园，它又怎么能起到垄断生产的作用呢?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农业的集中程度与工业比起来还是相当低的。农业中还没有形成足以与工业相抗衡的力量。

这种情况不能不反映于农产品价格问题上，农产品价格是一面镜子，通过它能如实地反映出农业在美国工农业关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农产品绝对价格水平变动对农业生产者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农业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农产品零售价格的下降幅度；第二，在农业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下降的同时，地租、利息和赋税的比重提高了。

农场的分散和经济力量的薄弱，使收购和进行农产品加工的工商业部门能够控制人数众多的小农场主。农场唯有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才能使农牧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在消费者付出的价格和农产品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价。攫取了消费者付出价格的大部分的工商业垄断组织，既剥削了农场，又剥削了消费者。据美国农业部调查，当时农场主一般只能得到消费者付出的价格的50%左右，而有些农产品生产者得到的份额比这少得多，例如水果、蔬菜等等（参看下表）。

在由农产品加工而生产出来的食品的零售价格中，农业生产者得到的比例也是很小的，可以以面包为例：

消费者为面包支付的价格的分配（1921年）如下：

农场主：28.1%；小麦运输储藏：5.4%；磨粉和面粉运输：5%；工厂主：42.9%；零售商：18.6%。

在农产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农业生产者所得到的价格和消费者付出的价格的悬殊已经使农业生产者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了。问题是：到了危机时期，这种悬殊将会增大，农业生产者得到的价格更为减少。例如，1921年美国消费者为橘子付出的价格是这样分配的：

农场主：30.6%；收获与包装：12.3%；运输商：21.5%；批发商：8.3%；零售商：27.3%。

当危机继续发展，需求减少，而使橘子零售价格下降10%时，占垄断地位的运输商、批发商所取的绝对额并不下降，“因此价格下降的10%将由生产者负担，从生产者所得到的30%中扣除。这就是说，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下降33%”。这表明农业生产者在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随着危机的发展，农场主在消费者付出的价格中所占的份额呈现下降的趋势。据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调查，一个典型工人家庭每年购买的58种食品合计的价格如下：

由此可以看出差价所占的百分比是在不断扩大中。

这就是农产品绝对价格水平下降对农业生产者不利影响的第一方面。这种不利影响的第二方面表现于：构成农业固定费用的地租、利息和赋税并不随着农产品绝对价格水平的下降而下降，换言之，在每一单位农产品价格构成中，固定费用提高了，地主、银行和国家机关所得到的份额增大了。

地租是土地占有垄断的产物，它成为农业中特有的固定费用。一切租佃农必须为租用土地支付地租，半租佃农（部分所有者）也要支付地租。这两类农户的数目是相当多的。据1920年调查，美国租佃农场共245万个，占农场总数38.1%，部分所有者的农场56万个，占农场总数8.6%。至于完全所有主（自耕农场），虽然不必缴纳地租，但他们购买土地的费用主要是以长期抵押贷款方式从银行、保险公司或私人那里借来的。为购买土地（以及添置农场设备）的贷款所支付的农场抵押债务利息，尽管其性质和地租有所不同，但二者在农业中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债权人和地主都从农场主那里得到大量收入。据1920年调查的数字，农场抵押债务总数达到85.568亿美元之多，按年利率6.1%估算，利息总数额约为5.6亿美元。此外，无论是自耕的农场或租佃的农场，由于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需要，欠下了大量短期债务。短期贷款的提供者主要是银行和商人。据1921年数字，银行放给农业的短期贷款总数约为38.6989亿美元。商人提供的短期贷款无确切数字，估计在10亿—30亿美元之间。前者的平均利息率估计为7.95%（1921年），后者的平均利息率估计为11%—15%。这样，可以对1920—1921年美国农业债务和利息作出如下的推算：

可见利息和地租一样，是十分沉重的负担。

在农产品绝对价格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地租和利息已经使农场主遭到严重的损失了。危机期间，由于农产品绝对价格水平的下降，地租和利息将给予农场主致命的打击。

首先考察地租的变动。地租的资本化就是地价。在利息率不变的条件下，地租的上涨引起了地价的上涨。到了危机时期，地租和地价并不是完全不变的。由于破产农场被迫拍卖土地和短期租约的到期改订，土地和地价都有所下降。但明显的是：首先，地租和地价的开始下降时期晚于农产品价格下降，这一点在危机时期是最不利于农场主的；其次，地租和地价下降的幅度小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幅度，从而地租的比重是增大了。可以举玉蜀黍地带的爱荷华州情况为例，爱荷华州地租（每英亩）：1919年——5.53美元，1921年——8.34美元，1923年——5.27美元。爱荷华州地价（每英亩）：1919年——191美元，1921年——236美元，1923年——170美元；全美农民得到的玉蜀黍价格（每蒲式耳）：1919年——1.57美元，1921年——0.58美元，1923年——0.80美元。

危机期间利息变动不同于地租。如果说地租在危机深入发展时还多少有所下降，那么农业生产者积欠的债务在这一时期却继续增长，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举借更多的债务来应付危机时的困境。

赋税的情况与此相似。在农产品价格下跌和农业收入减少条件下，税率一般并不下降，从而赋税负担实际上是加重了。据俄亥俄、印第安纳和威斯康辛州调查，1918年，虽然赋税很重，还只占农业净收入的6.7%，到了1921年，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赋税竟占到净收入的33%。

再从农产品相对价格水平（即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变动来看，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出农场主在危机时期的不利地位。在美国，工业中的垄断价格追随着垄断的确立而早已形成，农产品则由工商业垄断组织按照自己的利益以低价收购。工业垄断组织为了尽量降低工业生产费用，增加本身的利润和增强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竭力加紧压榨农业生产者，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因此在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同时爆发时期，尽管工业品价格并非不发生变动，但农场主不可能从这种变动中得到任何好处。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农场主出售的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是迅速的，而农场主购买的商品（工业品或经过加工的食品）价格的下降则是缓慢的。例如，1920年危机一爆发，玉蜀黍、猪、乳牛、牛奶、牛肉、绵羊、羊毛、羊肉、马、亚麻籽、蚕豆、棉籽、高粱、苜蓿籽等农产品的1920年全年平均价格就立刻低于1919年全年平均价格。全部农产品价格也比1919年降低。但农场主所购买的86种商品中，有74种商品价格，1920年仍比1919年上升，其中只有12种商品的价格，1920年比1919年有所下降，而且除硫黄外，几乎全是利用农产品加工的产品。这12种商品是：扫帚（－4%）、印花布（－1.3%）、咖啡（－7.6%）、面粉（－4.5%）、猪油（－17.7%）、亚麻籽油（－11.6%）、细棉布（－6.59/5）、麻绳（－2.8%）、麻袋（－6.7%）、被单料子（－6.9%）、硫黄（－1.7%）和麻线（－22.5%）。农场主购买的工业品价格下降时期晚于农产品这一点，使农场主在危机初期的处境特别困难。

第二，在危机深入发展而使工农业产品都有较显著下降时，工业品下降的幅度总是小于农业品下降的幅度，这就是说，同等数量的农产品所能换到的工业品数量大大减少了。堪萨斯州参议员卡贝曾以玉蜀黍的相对价格水平的下降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

其他各种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换比率也发生类似的变化。前面所提到的农场主购买的86种商品的价格，1921年的平均价格都比1920年降低了，但下降的幅度不一。多数商品价格下跌10%—20%，只有少数商品下跌在25%以上，有些为农场主迫切需要的商品（搅奶器、大缸、铅桶、磨刀器、斧等等）价格只是极轻微的下降。但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却猛烈得多。

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大大超过工业品价格下降幅度这一事实，表明垄断组织力图加强对农业人口的剥削，把工业危机中的损失转嫁给农业，以及力图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有利于向国外倾销工业品，把美国的危机转嫁到国外。

第三，危机期间工农业两个部门价格和生产量之间的变动情况是不同的，这对于两个部门有着不同的影响。对工业来说，危机时期既有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又有工业生产量的减退，二者的变动基本上是一致的。除了工业有着不同于农业的特点（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生产周期长度不同）而外，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组织一般都用停止生产或强制破坏生产的办法来缓和生产过剩，防止价格继续下降。然而农业情况与此相反。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变动和生产量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注1危机期间，小农场主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弥补农产品价格下跌所带来的损失，以及为了支付地租、利息和赋税，不惜提高劳动强度来扩大生产，至少企图保持原来的产量。农业中生产和价格变动的不一致，将使农业的生产过剩持续较长的时期。

注1：以下数据可供参考：

这样，在工农业危机同时发生的情况下，即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同时开始下降，并且以同等的幅度下降，使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保持不变（这纯粹是一种假定，实际情况不可能这样），但由于危机开始以后工农业两个部门产品供给量的变动不一致，从而工业中有可能出现因生产减退而引起的生产过剩的缓和，农业则因产量不变而使价格保持于危机时期很低的水平。于是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仍然是会下降的，农场主仍会处于不利地位。

第四，农业危机往往是和农业技术改造过程相伴而行的。农场主为了摆脱危机，总是竭力设法购买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以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所以在美国，正是在20年代表现出农业机械化的巨大进展。但这一时期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变动恰恰最不利于农业，因为农产品相对价格水平正是在农业迫切需要工业提供生产资料的情况下急剧下降的。危机时期，农场主不得不用更多的农产品去换取他们迫切需要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农业机器设备。

如果再考虑一下马价的变动和由此引起的经济后果，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当时美国农业机械化的进展使机器代替了马在农业中原有的地位。

因此到1924年，马价已经低于以往六十年的任何一个时期。这种情形是和对马的需求的急剧减少联系在一起的。

机器代替了马匹。农业机械虽然昂贵，但农场主不得不购买它们，农业中所使用的机器数量不断增加；马匹不仅跌价，而且农业中马匹的数量不断减少，马匹受到机器的排挤。这对于向来以马匹为重要资产和以马匹繁殖为重要收入来源之一的农场主无疑是十分沉重的打击。如果再考虑到由此引起的饲料需求的减少，那么这种打击将更为沉重。

综上所述，无论危机期间农产品绝对价格水平的变动或其相对水平的变动，都是不利于农场主的。工农业危机尽管同时爆发，但工农业二者在危机中的处境却截然不同。垄断组织的压榨使农业危机复杂化，这是美国农业危机持久化、农业难以摆脱危机以及农业周期和工业周期波动不一致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应付工业危机的措施对农业的消极作用

在谈到垄断组织的压迫使农业危机持久化和复杂化的问题时，还应当注意到这样一点，即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若干被垄断组织或代表垄断组织的国家机器用来缓和工业危机和刺激工业高涨的因素（工业品倾销和反倾销，增加资本输出，更新固定资本等），对于农业却起着相反的作用。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在工业生产暂时摆脱危机，获得一定出路的同时，农业生产过剩却加剧了。这一点充分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的矛盾，说明了美国农业危机和工业周期波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工业品的倾销和反倾销是20年代以来美国缓和国内工业危机和促使工业走上繁荣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内工业生产过剩问题，本是毋庸赘言的。但从较短的时期来看，它对于美国工业的扩大市场并非完全不起作用。它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美国工业暂时高涨的一个因素。然而对于美国农业而言，它却加剧了持续中的农业生产过剩危机。其原因在于：工业的倾销和反倾销从不同的方面削弱了美国农产品的国外市场。

让我们着手考察农产品国外市场所受到的不利影响。美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家。美国的棉花和烟草种植业是在国外市场扩大的刺激之下发展起来的。美国西部农业的发展同西欧市场有很大关系，到20世纪初年，尽管农业品出口占产量的比重比19世纪有所下降，但国外市场对美国农业仍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据1910—1919年统计，主要农产量出口占产量的百分比如下：棉花占52.5%，烟草占33.8%，小麦占22.9%，肉类占9.7%。如果农产品的国外市场的容量紧缩，将加剧美国农业的生产过剩。至于国外市场究竟能够容纳多少美国农产品，这依存于许多条件，其中首先依存于美国农产品输入国人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该国农业生产量、美国农产品价格和该国农产品价格的比较、其他农产品输出国同美国的竞争等条件。除此以外，这也与各农产品输入国对美国农产品进口的政策以及对美国农产品的实际支付能力有关。当美国1920—1921年发生工业危机时，受垄断资本控制的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工业垄断的利益和缓和工业危机，采取了普遍提高进口税和其他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口的反倾销措施。反倾销对于有大量农产品出口的美国农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反之，它却影响了美国农产品的输出，因为反倾销措施一方面提高了国内工业品价格，增加了单位农产品的生产费用，削弱了美国农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它将引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商品（包括农产品）采取相应的抵制手段作为报复，于是将阻碍美国农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至于说到美国工业品的加紧对外倾销，那么其结果将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深受美国工业品倾销之害，使经济状况恶化，从而有碍于美国农产品的输出。要知道，美国农产品最重要的、传统的国外市场是西欧，但西欧所以能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是以西欧本身工业的繁荣为前提的。如果西欧工业受到了美国工业品倾销的打击，经济恶化，它又怎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呢?

分析一下1919年和1929年美国出口贸易构成，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在1929年，在出口总值比1919年减少34%的条件下，农产品和一切农产品加工制成的商品（尤其是食品）的出口减少得更多，从而它们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显著地下降。

扩大资本输出也是被用来缓和美国工业危机和刺激美国工业繁荣的重要手段。姑且不谈20年代以后美国加紧资本输出所引起的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不谈扩大资本输出准备着未来的、更严重的工业危机的爆发，这里所要着重说明的只是：资本输出对美国农产品的出口有着直接的不利影响。

整个19世纪，甚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是一个资本输入国。输入的资本来自西欧，这样就为美国农产品向西欧的出口造成了有利条件，因为西欧得到的投资收入使它有可能向美国购买它所需要的美国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当时美国国际收支情况如下：

同资本输出有联系的农产品向西欧的输出，从20年代起遭到了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已经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美国资本输出的地区主要是西欧，西欧成为美国的债务国。1920—1921年危机以后，美国更加扩大了资本输出，企图借此缓和危机时期资本过剩和工业生产过剩问题。20年代内，美国资本输出的收入超过外国在美国投资收入的数额显著地增大了：

其结果势必削弱了美国资本输入国（主要是西欧）对美国农产品的实际支付能力。美元荒使它们难以接受大量的进口农产品。即使它们以信贷方式向美国购买一部分农产品，这无非是在旧债之上增添新债，使美国的国外市场问题更为尖锐。这一切都反映于美国两院农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随着欧洲各国政府在我国的信用的耗竭，欧洲在我国市场上的购买力开始衰退。这就引起了出口，特别是农产品出口的尖锐下降。与出口减退交织在一起的信用和资本的耗竭，首先影响价格的下降。”不仅如此，这些美国资本输入国唯有增加本国农产品的出口或贱价抛售本国可以出口的农产品，才能偿付欠美国的债务和利息，抵消本国的贸易差额和国际收支差额。美国的扩大资本输出促使自己的农业危机更加复杂化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垄断组织依靠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和与之有联系的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来渡过战后爆发的1920—1921年工业危机。垄断组织实行这一措施的目的首先在于降低工业的生产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企业能在价格已经下跌的时期获取利润。同时，通过企业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有助于刺激生产机器装备的部门恢复和扩大生产，带动整个工业部门摆脱生产的停滞状态。虽然这一措施从较长的时期看来，加剧了生产能力增长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但对于工业暂时从危机转向复苏却有推动作用。然而农产品的特点在于：它一般只作为生活资料和劳动对象，而不作为劳动资料。按周转的性质来说，固定资本是由劳动资料构成的。因此，农产品本身与生产中的固定资本更新没有直接联系。更新设备，甚至农业中采用的新机器，都只是对生产劳动资料的部门（重工业）提出要求，要求供给更多的机器设备等等，而不能直接推动农业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恢复和扩大生产。

正因为工业本身需要固定资本更新，农业也需要工业提供劳动资料，所以1920—1921年工业危机以后，工业的复苏首先表现于钢铁和采矿工业的复苏：

至于农业，不仅不可能因固定资本的更新而直接缓和本身的生产过剩，反之，垄断组织在工业中所实行的这一缓和工业危机和刺激工业高涨的措施对农业具有直接的不利作用。由于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和实施所谓“生产合理化”，扩大了失业和半失业工人的队伍，这怎能不引起作为生活资料的农产品的消费额的相应减少呢?由于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而引起的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片面发展，使资本主义制度下固有的轻重工业之间不协调现象日益严重，使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部门越来越落后，这怎能不影响国内轻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消费额呢?

只有了解这些暂时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措施对农业的不利作用，才能够正确地解释美国农业危机和工业周期波动的相互关系的复杂内容，才能够揭示美国农业和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性。

五、农业危机对工业的影响

在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同时发生之后，工业危机破坏了工业的生产能力，工业中的垄断组织依靠固定资本更新和其他一系列缓和工业危机的措施，并采取向农业转嫁危机的办法，使工业过渡到复苏和暂时高涨的阶段。但在造成农业生产过剩的原因继续存在的时候，在垄断组织加紧对农场主进行压榨的时候，在各种不利于农业的反工业危机措施仍然起作用的时候，工业的繁荣至多只能导致农业危机逐渐趋于缓和，而不能直接促成农业的繁荣。

什么是长期的、慢性的农业危机的标志?这一标志在于：农产品绝对价格水平（农产品批发价格）、农产品相对价格水平（工农业产品比价）、农业生产者的收入这三个主要指标在渡过危机的尖锐阶段的最低点之后，长期停滞在很低的水平，远远不及危机前曾经达到的最高点。在农产品价格和收入低落的情况下，农业中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因而经济和技术力量薄弱的小生产者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同时，在慢性农业危机期间，由于农产品价格低落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几乎所有的低收入的农场都入不敷出。据若干农家生活调查，所调查地区的美国小农场主的家庭收支情况如下：

生产上的不利地位和家庭生活收支的不敷，使农业中破产的人数增多起来。1922年，对美国工业来说，已经是开始走上复苏道路的一年。然而农业中破产农场数继续增多。从1922年到1929年这八年内，破产的农场数共达49503个，每年平均数相当于1920—1921年平均数的524%。除破产者被迫出卖农场而外，还有大量农场因经营无利而自愿出售。农业中农场总数减少了，而租佃农场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提高了：

在农业危机延续并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尽管美国工业在渡过1920—1921危机以后不久就进入了高涨阶段，但农业情况的长期恶化不能不对工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农业危机对工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要说明这种影响，并判断它的重要程度，就应当考察一下农业作为工业的市场的作用，分析一下工业对农业的产品供应关系。工业是农业的生产资料和农业人口的部分生活资料的供应者。让我们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探讨。

首先，工业是农业的物质消耗的重要来源。许多工业部门向农业提供生产资料。据统计，1919年美国农业生产的物质总消耗中有17.2%（20.66亿美元）是来自工业的。其中来自矿冶机电工业的占4.9%，来自化学工业的占2.9%，来自木材工业的占2.1%，来自磨粉工业的占5.7%，来自其他工业部门的占1.6%。就各个工业部门来考察，1919年农业部门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数额如下：美国农业部门消耗的化工产品为3.56亿美元，占美国化学工业净产值的11.5%；美国农业部门消耗的磨粉工业产品为6.86亿美元，占美国磨粉工业净产值的27.9%；美国农业部门消耗的钢铁电力工业产品为5.68亿美元，占向农业供应有关产品的部门的净产值的4.1%。

其次，农业人口是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的巨大市场。当然，我们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应当注意到这样两个事实，即美国农业人口在美国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即由1920年的29.9%降为1930年的24.6%。注2农业在工农业二者所创造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减少。美国工农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所占比重，由1919年工业占62.2%，农业占37.8%，变为1926年工业占74.2%，农业占25.8%。尽管如此，从农业人口的绝对数和农业收入总值来看，农业仍为美国工业提供了一定的国内市场。

注2: 参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20页。

要知道，美国的农业是高度专业化的农业，农业家庭的自给率很低，农业品商品率是相当高的。至于农业家庭所需要的食物，当时约有1/3，甚至将近1/2，从市场购进。

既然连农家需要的食品都有这样大的部分不由农场自给，衣着和其他生活支出之需要来自工业部门，则更不必说了。食物支出以外的其他生活费用在农家的年支出中占的比重是很高的，以威斯康辛州七个县的调查为例：

食物支出以外的农家生活支出项目中，与工业关系密切的是有关衣着、农具和房屋设备，家庭生活开支（包括燃料、日用品、耐用消费品），个人用品（纸烟、工艺品等）的费用。据美国农业部进行的调查，农业家庭的上述支出情况如下：

由此可以了解到，在美国农业家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中，除了有一部分食物来自食品加工业而外，其余生活资料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纺织、燃料、木材加工、耐用消费品、烟草等工业部门。

把美国农业人口所需要的来自工业部门的生活资料总值作一番粗略的估计，在20年代每年大约有30亿美元以上。

综上所述，当时美国农业每年为工业提供了至少50亿美元的乡村市场（生产消费20亿美元，个人消费30亿美元）。这个数额相当于1922年（工业走向复苏的年份）美国制成品出口总值的4倍左右，或相当于当时制成品总产值的18%左右。

然而农业和农业人口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额。农业品价格的升降关系到农业收入的增减，而农业收入的增减又影响对于工业品的购买力，影响了食品、纺织、燃料、化学、农业机械等工业部门产品的销售。

在20年代美国农业危机持久并深入发展的时期（1922—1929年），其中任何一年农业出售产品和劳务收入额都比1918—1920年间平均每年数额少23.7亿美元以上；特别是1925年已经比1919年减少了30.9亿美元，而1926年还比1925年少8.75亿美元，1927年比1925年少7.2亿美元，1928年比1925年少9.8亿美元，1929年比1925年少8.35亿美元，这就不能不影响工业品的销售了。当然，工业繁荣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新的工业危机究竟什么时候爆发，这一点并不取决于农业状况，而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依存于引起工业繁荣的种种条件的变化。但不管怎样，慢性的、持久的农业危机和由此引起的农业收入的减少，毕竟是使工业本身生产能力增长和需求狭隘的矛盾加速爆发的条件之一。固然工业曾经依靠固定资本更新而迅速渡过了1920—1921年危机，固然相对稳定时期美国重工业因产品销路的扩大而得到高涨，但正如列宁所说：“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当时，包括3　000万农业人口在内的广大居民的经济情况恶化，怎能不对美国工业的繁荣产生消极作用呢?

1929年美国工业爆发了空前严重的危机。这是相对稳定时期美国经济的不稳定性的必然结局。慢性农业危机就是构成这种经济不稳定性的若干因素中的一个因素。

新工业危机爆发后，工业危机再度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由于工业再一次急剧减少了对原料的消费额以及工业人口减少了对农业提供的生活资料消费额，农业危机从慢性状态转为尖锐状态，农业危机进一步深刻化了。农产品价格下跌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在长期的、慢性的农业危机期间，由于农场主力图靠改进技术和降低生产费用来使自己摆脱困难处境，所以曾经出现对农业生产资料需求量增加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反常的，但当农业危机再度尖锐化的时候，连这样一种趋势也消失了。这时，除少数大农场而外，一般农场都缩减了化学肥料、机器的支出。据农场调查，这些项目的支出在1931—1932年比1928—1929年分别缩减了1/3—2/3。

不仅这些费用的绝对值减少了，而且它们在农场总支出中的比重也减少了。

这必然影响工业。这种影响只有在长期农业危机基础上工农业危机再度交织时期才充分表现出来：

这样，工农业危机互相影响，使农业危机和工业危机在它们再度交织时达到比前一个周期内的危机阶段更加深刻的程度。

历史考察表明，尽管工农业危机的根本性质和最终原因是相同的，但它们的发展各有特点。农业危机一方面不依工业周期的波动为转移，工业危机的消逝不曾引起农业危机的消逝，工业的繁荣也不曾带来农业的繁荣。另一方面，通过工农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工农业危机彼此影响，而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剥削，工业有一切可能向农业转嫁危机，加深农业危机。这就是资本主义农业危机相对独立性的表现。

 

（本文是厉以宁1983年5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比较经济史讨论班上的报告稿，收入《厉以宁经济论文选（西方经济部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