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厉以宁经济史论文选》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关美国经济史的四篇文章，其中三篇（《1933年以前美国政府反农业危机措施的演变》、《美国“新政”时期的反农业危机措施》、《美国边疆学派的“安全活塞”理论》）先后发表于1962—1964年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另一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农业危机与工业周期波动之间关系的探讨》，是1983年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比较经济史讨论班上的报告稿，曾收入《厉以宁经济论文选（西方经济部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二部分是有关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之间关系的六篇文章，它们都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同我的老师陈振汉先生合开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课程《西方经济史学》的讲稿。当时我和陈振汉先生的分工是：他讲授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西方史学，我讲授20世纪中期和后期的西方经济史学。收集在本论文选第二部分的六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我撰写的《西方经济史学》课程讲稿中的六章。

第三部分一共有八篇有关西方经济史学的文章。它们也全都和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教学工作有关。其中，《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简论》一文，是我1987年年终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所做的学术报告，后来发表在《鄂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上。《论“经济史学革命”》、《论“新经济史学”中的反事实度量法》、《西方经济史研究者关于起飞的争论》、《罗斯托关于起飞的答辩》、《罗斯托关于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论述》五篇文章，同样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与陈振汉先生合开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课程《西方经济史学》讲稿中的五章，它们都由我撰写。其余的两篇文章中，一篇是《希克斯的经济史研究》，是我1988年11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讨论会上的发言，后来摘要发表于《读书》1989年第3期；另一篇是《现代化研究与人的研究》，是我1988年4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讨论会上的发言，后来摘要发表于《现代化》1988年第10期。

第四部分的标题是“经济发展和制度调整”，共收集了我的十一篇文章。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组：一组是讨论经济发展的，也就是讨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另一组是讨论制度调整的。

讨论经济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有六篇，它们是《技术教育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论资本密集型经济和劳动密集型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古典式道路和非古典式道路》、《对殖民主义历史作用的非伦理判断》、《比较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文化建设观念转变》。

讨论制度调整的有五篇。其中，《论制度调整——从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说起》一文，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这原是2004年2月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03级硕士生班上的发言，后收入《厉以宁经济评论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由于这只是一篇简短的讲话，不可能有详细的分析和论述，但却清楚地表达了我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和《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两部著作中的基本观点。至于第四部分中的《评都留重人关于资本主义“变质”问题的研究》一文，则是我1983年12月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比较经济史讨论班的报告稿。这个报告提出了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是否发生变化的问题。都留重人和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他们都被认为是左派经济学家）之间也有分歧，有些认为资本主义仍是资本主义，实质上没有变化，有些则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18—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从制度调整的角度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个人的看法是：资本主义正在进行制度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但通过制度调整之后，今天的资本主义在体制上已经不同于20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

关于制度调整的另外三篇文章《论社会主义的制度调整（上）：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经济改革》，《论社会主义的制度调整（中）：关于改革的两个问题》，《论社会主义的制度调整（下）：中国的实践为制度创新理论提供了新的内容》，探讨的是改革开放30年的当代中国经济史，即中国是如何一步步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一制度调整过程至今并未结束，但我们对改革的前景满怀希望，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使社会主义制度调整不断取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