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泰斗的剪影
巍巍乎 学界泰斗 开过程控制之先河 芬芳桃李布四洲
耿耿之 人世楷模 立前辈师长之典范 清风明月照三江
2008年1月29日刚参加完周春晖先生的追悼大会，师友沈加明君从上海给我打来电话，要我为先生“写篇纪念文章吧”。我深知他的意思。近些年来，“工匠”出身的我居然也玩弄起文笔，在一些书刊上发表了一些不成文的小品，所以他就期望我能写点什么。
作为周先生的学生，不仅觉得大有留下点记忆文字的必要，学生纪念老师，更是道德义务。但又不知该从何处落笔，因为先生是自动化界的泰斗和楷模，写不好怕有损先生的形象。
我和名人素来往来稀疏，无论是领导，或是前辈师长，尽管在心底里十分敬仰他们。记得在几年前的一次中控集团迎新聚会上，已是耄耋之年的周先生对我说：“徐义亨，你怎么不来我家看看我啊。”听后实在让我汗颜。之后，曾想约些同学去先生家，但想到忙碌一生，没有做出什么可向先生汇报的出色成绩，又担心影响先生的休息，所以，依然没有专程去先生家看望。现在先生走了，凝思良久，总感到愧疚，唯有写下一点自己的追忆和感触，才能平息心底的不安，也权当是对先生的一点纪念吧。
在浙大玉泉校区，无论是蒙着岁月灰尘的大楼，或是学子捧书的老和山麓，都是上个世纪留给我最重要、最珍贵的地方。每想起那个年代，刻骨铭心的不仅是学业生涯，更是心路历程。在我心中亮起一盏盏明灯的就是终生难忘的导师，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早已超出书外、超出校外。那些学问、人品堪称为宗师、楷模的老师，他们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灵和将后代引入正道的高尚责任。周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初识先生是在1958年初，先生从美国回来刚到浙大执教的一次全专业的欢迎晚会上。
那时，我尚是一个十八岁的大二学生，先生也仅三十六岁，可谓风华正茂。此时校内的反右斗争已告结束，正掀起“红专大辩论”的群众运动。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人们都是将真心和违心、事实和臆造夹杂在一起。如果说错了话，不知道又要被扣上一顶什么“帽子”，所以只好“唯上是听”“唯上是从”，说话言行都十分谨慎。
欢迎会上轮到周先生讲话时，说实在，当初我们这些幼稚的学子真有点担心先生刚从国外回来，能否适从形势。我尚清楚地记得周先生说了如下一席话：“我较同学们多读了几年书，在美国也教了几年书，在专业知识上也许稍多一些。但现今党和国家在号召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在‘红’的方面，我还是一位小学生。”
听后，我顿觉自己的疑虑是多余的。
由于先生“海归”来浙大任教，给我们这个新成立不久的化工自动化专业带来了希望和力量。
没多久，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大跃进”运动，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真可谓历史罕见。对曾经因为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来说，“大跃进”是个美妙的字眼。但良好的意愿并非事实上的成功，对此历史已有定论。然而作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在反思中，总还留存着许多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的人与事。
当年的浙大，毕竟是高等学府，没有完全被浮躁和冲动所笼罩。著名的国家级重大发明—双水内冷发电机，就是在喧嚣的“大跃进”中诞生的。在我就读的化工系，那些中年老师们曾提出过许多大胆的设想，如试图改变以往批量出焦炭的炼焦炉为连续出焦的新法炼焦炉；又欲改高压合成氨为常压合成氨……诸如此类，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毕竟是在科学实验上做了一次尝试，为后人的研究作了铺垫。科学的结论往往源自于许多失败的经验。
在流程工业中，为了前后两个生产工序间的物料平衡，往往需要在工序间增设中间储槽，合成氨生产中两个庞然大物—气柜就是作为造气和变换工段间、变换和合成工段间的缓冲之用。在“大跃进”年代，周先生曾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根据前工序可能出现的负荷波动以及后工序允许存在的负荷变化，用自动控制中的均匀控制方法，可将中间气柜的容积降低到最小，从而大大地减少设备的投资费用。1962年我在上海吴泾化工厂毕业实习时，恰逢原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张镇去该厂检查工作，而且就在刚施工完的大气柜顶上，我不经意地和随行的一位官员谈起周先生的这个设想。后来他告诉我，部里认为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创新改革，但碍于风险，不敢贸然试验和推广。
今天，均匀控制已成为一种经典的控制方法，在各类有关控制工程的参考书上都有介绍。但在五十年前，当人们对此还不甚熟悉的时候，我的老师曾试想的科学尝试不得不让人叹服。
岁月在缓缓的行程中往往会冲淡许多陈迹，但历史沉淀下来的精华却常会让人去细细地品味。
半个世纪前的浙大，几乎所有的课程没有固定的教科书，只有授课老师编著的讲义。即便同一门课，不同的老师其讲义也不一样，而且有的课程连讲义都没有，完全靠课堂笔记。这就给授课老师的教学内容扩大了自主的空间，也让学生接触到更新的知识。如果说，我国本科的教学内容和世界上先进的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差距的话，我反倒认为那时的差距也许更小。
当时，国内诸高校能开设《控制理论》课的老师屈指可数，而该课程的中文参考书也仅有王众托先生翻译的前苏联学者索洛道甫尼可夫主编的《自动调整原理》。该书研究的控制系统以“频率分析法”为主；而周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不但讲了频率法，而且还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美国学者W.R.伊凡思提出不久的“根轨迹法”也作了详细介绍，这令当年我们这些以选择自动化专业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追求，并于心里充满着憧憬的浙大学子感到非常幸运。
周春晖先生
然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工业生产的自动化水平毕竟十分低下。周先生在让我们接受最新理论的同时，也一直鼓励我们在实际应用中要结合我国国情。我没有忘记他在给我们介绍“位式控制”时常说的一句话：“能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复杂的问题，这就是水平。”
在科学技术上，历来就有“天道崇简”之说，周先生的这席话不正与此相互映照吗？余虽不才，但究己一生，理论和实践兼顾，可能是惟一可取之处，这完全得益于先生。
我无法忘记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我的同仁们在周先生的主持下为普及自动化知识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反“知识愈多愈反动”的逆流，编写了《化工自动化》《调节器参数工程整定和校验》《复杂调节》等许多书目。在无书可读的那个时代，这些书让整整一代从事自动化事业的人们受益终生。即便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它仍然还保留着参考价值。
周先生早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又于德拉华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仑士勒理工大学任教多年（当我的女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在仑士勒读MBA时，我曾高兴地对我女儿说，你是我先生的晚辈校友）。1957年，先生偕夫人刘韵清先生回国时，曾受到中科院等多家单位的邀请，但周先生选择了浙大，并以教育为一生之己任，因为他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作为一名充满激情的教育家，周先生将自己的大半生岁月献给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从1961年“化工自动化”专业第一届毕业生算起，周先生已有五千弟子，可谓桃李芬芳。他们之中有曾任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的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神五”飞船发射的地面总指挥、过程控制领域内的众多开拓者，更多的是工作在自动化领域里的设计、研究和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在二十世纪的后四十年，凡中央级的设计研究单位或重点大学的自动化专业以及国家重点企业，均有周先生的学生，且都是技术上的中流砥柱或骨干，这是我辈浙大人颇为自豪的。
周先生在开拓我国自动化事业的长期岁月中，从无哗众取宠之心，更无产生轰动效应的企求，他只是辛勤地耕耘，启发式地教诲学生。在追悼会那天，师弟宋建成先生告诉我，就在先生弥留之际，和他在谈到研究生培养时，周先生比喻说：“我向我的学生指出‘这池里有鱼可抓’，但我只让我的学生自己试着去抓。”
我常想，读大学的目的，不是将自己变成一个知识的传声筒或资料馆，关键是思维训练和专长的成熟。先生这种为后学者指点研究方向的榜样，永远值得后人称道。
先生的一生从没向组织和单位提出过个人的分外要求，更没有利用自己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副校长等职务上的方便为自己的亲属谋取过职称和利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先生和夫人常解囊帮助工资微薄的年轻教师，是受领导尊重、又受学生爱戴、更受自动化界同仁们敬仰的人师楷模。
浙大的学生之众，不是每个学生都有和名师接触交往的机会，我庆幸自己。然而声正风远，他们的高风亮节，永远能使奋斗中的后生感到一种心底无私、天高地阔般的关怀。
周先生那样倾力于教育事业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一个以献身教育为荣的人才辈出的新时代必然会来临。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记住那些为教育事业而贡献毕生精力的前辈、师长！
作者简介
徐义亨，1940年生，祖籍上海。196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自动化专业。先后于原化学工业部沈阳化工研究院、原冶金工业部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院、杭州大自然集团、中控集团等单位从事过程控制系统的设计、研究工作。现为中控集团研究院高级技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