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良行为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联度高

（一）不良行为的现状分析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类型集中表现在抢劫（52.7%）、故意伤害（17.6%）、强奸（14.6%）、盗窃（11.8%）、故意杀人（5.1%）。未成年人犯罪大多是拉帮结伙进行，团伙犯罪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最突出的组织形态，3人团伙犯罪比例为14.7%，4人及以上团伙犯罪占56.3%。未成年犯罪团伙以崇尚哥们义气为联结纽带，以人身或经济上的利害关系相互依存，在犯罪手段上呈现暴力性、直接性和模仿性的特点。

在调查中，我们对普通中学生与未成年犯的不良行为的类型及其起始年龄进行了对比分析（见表2-17），结果如下：（1）普通中学生和未成年犯在所有的不良行为类型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未成年犯都有过逃学、吸烟、夜不归宿、打架斗殴、进入KTV或酒吧等场所及玩网络游戏的经历，其中，70.0%未成年犯“经常吸烟”，58.0%的未成年犯“经常玩网络游戏”，44.1%的未成年犯“经常进入KTV或酒吧等场所”，39.6%的未成年犯“经常夜不归宿”，30.2%的未成年犯“经常逃学”，26.2%的未成年犯“经常酗酒”，24.8%的未成年犯“经常打架斗殴”。相比之下，90%以上的普通中学生从未有上述不良行为。（2）在涉及“携带匕首等刀具、强行索要财物，观看色情、淫秽的影视和读物，偷东西、赌博、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行为方面，1/3甚至一半以上的未成年犯曾经有过上述行为，21.0%的未成年犯在犯罪前“经常携带匕首等刀具”，11.7%的未成年犯在犯罪前“经常赌博”。（3）未成年犯群体中不良行为的出现在10岁以前所占比例较少，10岁到12岁呈逐渐上升趋势，12岁到14岁的上升速度最快，此时，正值他们的青春期初期，再加上升入初中学校学习，来到了陌生环境中，心理和行为不适应，不良行为出现的比例就相对突出，随后在14~16岁时，除强行索要财物，观看色情、淫秽的影视、读物，酗酒、赌博、吸毒，进入KTV或酒吧等场所外，其他下降比例都比较快。（4）普通中学生群体中出现不良行为的比例不到一个百分点，在小学阶段所占的比例较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当中出现不良行为的上升趋势不太明显，有些学生甚至改正了以前的不良行为。例如，在14~16岁，普通中学生在打架斗殴、强行索要财物、吸毒、玩网络游戏、携带匕首等刀具、偷东西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综上所述，未成年犯在早期就会出现较多的越轨行为，例如逃学、吸烟、夜不归宿，在小学阶段家庭和社会的控制就出现了重大缺失。在进入青春期后，尤其在11、12岁后，不良行为更是呈现爆发趋势，尤其在携带匕首等刀具、偷东西、酗酒、赌博、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行为上出现急剧上升趋势。

从上述数据比较可以发现，未成年犯相较于其他人群没有过不良行为的概率明显偏低，绝大多数有过不良行为，其中较经常发生的不良行为是吸烟、进入KTV或酒吧等场所和玩网络游戏，其他不良行为如逃学、夜不归宿、携带匕首等刀具、打架斗殴、酗酒等行为发生频率也明显高于其他人群。专门学校的学生虽然不良行为发生频率低于未成年犯，但是仍有较高比例的不良行为；相较于同年龄段的未成年犯和专门学校学生，普通中学生不良行为发生的频率非常低，其中发生频率比较高的是玩网络游戏。总体比较而言，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不良行为普遍偏高。

（二）不良行为是预测犯罪风险程度的重要指标

在对未成年犯的不良行为进行测量的过程中，“经常”为最严重级别，赋值3分，“从不”赋值为0分；缺失值不计分，通过对不良行为的相应赋值，从整体角度分析未成年犯的不良行为严重程度。

经赋值计算未成年罪犯不良行为的严重程度得分区间为0~42分，分值越高说明不良行为越严重。根据统计直方图（见图2-3）可以分析得出不良行为的得分主要为10~30分，基本呈现正态分布。

在表2-19中，我们对不同人群不良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未成年犯的不良行为最严重，其均值达到18.30；其次是专门学校学生，均值为10.44；再次是社区服刑人员，均值是8.60。因此，相较于普通中学生，未成年犯、工读学校学生、社区服刑人员的不良行为出现的频率较高，程度较严重。

在图2-4中，我们对未成年人4类人群的不良行为程度做了进一步比较，其中，尤其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专门学校学生，他们出现不良行为的严重程度几乎与未成年犯的下限持平，只是由于受到学校和社会的暂时控制，被隔离在社会影响之外，才没有实施犯罪。其中，有的未成年人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从偏离的人生轨道上重新回归社会，但仍有一部分未成年人可能会由于家庭和生活环境的长期影响，成为罪犯。

未成年管教所服刑人员不良行为的严重程度较突出，其中较经常发生的不良行为是吸烟、进入KTV或酒吧等场所和玩网络游戏，其他不良行为如逃学、夜不归宿、携带管制刀具、打架斗殴、酗酒等行为发生频率也明显高于其他人群。工读学校学生虽然不良行为发生频率低于未成年管教所服刑人员，但许多不良行为仍然存在；相较于同年龄段的未成年管教所服刑人员和工读学校学生，普通学校学生不良行为发生频率非常低，其中发生频率比较高的是玩网络游戏。

未成年犯较严重的不良行为程度，意味着具有较高的犯罪风险，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关系，从表2-20中可见，未成年犯中抢劫比例最高，有52.70%；其次是故意伤害（17.60%）、强奸（14.40%）等，呈现以暴力犯罪为主的特征。

接下来，我们以不良行为严重程度为因变量，以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文化程度以及家庭感情联结状况为自变量，考察上述因素对不良行为的影响，经过线性回归分析后，得出统计结果，详见表2-21：

表2-21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线性回归模型的F统计量为32.198，伴随概率（Sig.）远小于给定的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所建立的线性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从回归系数表中可见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性，其中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不良行为具有显著差异，表现为男性的不良行为严重程度明显高于女性；独生子女的不良行为严重程度高于非独生子女，但该变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受教育程度不同，不良行为的严重程度不具有显著差异。相比之下，家庭的感情联结状况对于预测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这也正好印证了我们先前的推论，即相对于家庭的子女状况和家长的文化程度而言，家庭的感情联结因素在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