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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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胡松涛

20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毛泽东横空出世。“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毛泽东比任何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李泽厚:《青年毛泽东》,《李泽厚十年集(1979—1989)》第三卷下册第12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

天纵之圣、一代雄主毛泽东,以功业震铄天下,亦是语言大家。“毛氏语言”以其独特风标,改造中国,同时成为亿万人中的流行语。毛泽东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氏金句,“气盛言宜”(韩愈),挟雷带电兼风雨,充满豪情、自信与霸气,让他的同党和他的对手都黯然失色。正所谓:“日光既出则萤烛夺明,天雷震音而锤凿绝响。”

语言是工具和武器。思想需要词语这个载体,尽管承载思想的词语常常被思想掩盖。思想依托语言和词语,才能站立起来,然后走向民众,接引众生,启导进步。毛泽东的语言及词语,是他用来表达思想的手段和创造世界的工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句话,惊醒了党人,打响了历史。“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文采与思想齐飞。毛泽东具有参与伟大语言创造的激情跟本事,他成功地将五四运动中出现的白话文改造为革命白话,创造了新的语言形式,或者说是语言模式。毛泽东用新语言阐述他的新思想,用革命词语推动革命进程。他丰富的词语是支撑起其广阔思想天空的“四梁八柱”。

毛泽东的举世瞩目,是从他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演说中起步的。毛泽东的革命斗争和思想改造,是从用词革命、话语革命开始的。毛泽东口才与文笔俱佳,是使用汉语言的大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以笔墨做刀枪,遣字成军,吐句成阵,时而使用民谣俚语,时而调动古语生词,时而又制造新词,常常赋旧话以新义,还死语以生气,点石成金,撒豆成兵,一时间,笔下起风雷,纸上生狼烟。

毛泽东是语言和行动的巨人,尤其擅长政治修辞,堪称语言大家。1965年9月,毛泽东在给胡乔木改词时,批写道:“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对胡乔木二十七首诗词稿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4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这里所说的“新词”,主要指新的词汇。对于词语,他有一种求新的欲望、创新的本事、创造的技巧。他将许多深奥的政治语言、意识形态的大词、官场的专业术语,与中国古代的、民族的、民间的语言结合起来,揉搓一番,幽深者曲折以明之,微妙者譬喻以形之,“横空盘硬语”,捏出一个又一个新词:敲打世界的词、引人上进的词、清洗思想的词、直指人心的词、自我游戏与游戏人间的词……他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毛泽东是新词汇、新概念的创造者,他的许多词语具有原创性,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指点江山”、“只争朝夕”、“朝气蓬勃”、“三个世界”等。毛泽东是语言的统帅,常常出其不意地率领一群词语占领理论要塞,抵达思想制高点,从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和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一种以十分简朴、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极其复杂的思想、让词语真正地为其思想服务的非凡能力。这方面,东土几无人,国民党人不行,中共党内的许多人,也望尘莫及。

毛泽东在变化与创造中为语言招魂,为时代立心。“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等,字字句句,如网得纲,为共产党人立心。他倡导“孺子牛”,藐视“纸老虎”,号召“打老虎”……这些词语,影响了一大片人,影响了一个时代,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因枝以振叶,沿波而讨源。毛泽东的语言根源之一,是底层与民间。李后主敢于以俚语入歌,毛泽东更是善于将民间语言、民族语言、中国语言拿来表述他的政治思想。黑格尔曾说:我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这话说得何其自信。毛泽东亦有这样的自信跟能耐。他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第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就是他和他的同志们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说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听懂的话。像“愚公移山”、“治病救人”、“夹着尾巴做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等,信手拈来,挥洒成譬,有从书本学来的,更多的是从民间学来的,不过他巧妙地在其中嵌入自己的思想,构成新的气象。毛泽东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毛泽东的语言扎根于民间,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让从西方来到中国的“马克思”使用中国的民间话语,深入浅出地与中国老百姓对话,从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难怪文学翻译家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感叹:毛泽东“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版)》第151页,三联书店1981年8月第1版。

语言是抵达意义的工具。大多数人往往使用大家都在使用的陈词滥调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固然能使人听懂,但人们不一定听得进、记得住,更不会转化为世界观、方法论,因为大家对陈词滥调已经麻木了。

毛泽东不用套语老调,他善于通过创造能够产生震撼力的新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狄德罗说:“一句不恰当的话、一个奇怪的词儿,有时比十个漂亮句子使我学到更多的东西。”这句话中可能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不要让语言太顺溜。过于顺溜的话,容易一个耳朵进来另一个耳朵出去,停不下来,过眼或者过耳就忘得干干净净。毛泽东在政治言说中,不仅使用“奇怪的词儿”,还会说会写“漂亮句子”,自然形成刺激,方便入耳入脑入心,可以长久地在人们的思想里停留。比如,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3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这些话,活泼泼的,大词与小词搭配,政治语言与民间生活结合,宛如荷花碧叶,恰似那语言大观园里红影绿意摇曳的荷塘,真是好。所以与毛泽东政见大不相同的胡适也只能承认:“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耿志云、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下册第193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月版。

毛泽东的语言,既让你听得懂,又具有冲击力,让你印象深、记得牢,剩下的,就是照他说的干去吧。

柳亚子赞扬毛泽东的诗词是“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用这两句赞叹毛泽东创造的词语、流行语亦可。毛泽东创造了一些词,比如“只争朝夕”、“激扬文字”、“造反有理”等,不袭陈言,独家炮制,毛氏风格,版权所有。李白的诗“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造就了一个成语典故“青梅竹马”;李后主的词“车如流水马如龙”,也变成了一个大家常用的词语“车水马龙”。毛泽东创造的词语(成语)更多。不要小看成语,它是语言中的珍珠。这几个字之所以能组成成语,让人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脱口而出,它实在是以最方便的形式、最深刻的内容道出了生命在一个刹那间的感受跟经验,从而为世界定义,为瞬间定格。词,甚至可以反映世界观、改造世界观。比如说,当面对一个强大敌人时,你把它看成一个“真老虎”或是把它看作“纸老虎”;面对压迫,是想着“造反无理”或者是“造反有理”,那可是大不一样的。

毛泽东颠覆了一些词。他与一些词语搏斗。“斗争哲学”,原来是国民党骂共产党的话,不少共产党人很反感这个词,毛泽东把它拿来用了,作为自己的哲学,用得淋漓尽致。这就好比一支对方射过来的利箭,他潇洒地接过来,为我所用,顺手投向对方,置对方于死地。

毛泽东救活了一些词。像“实事求是”、“愚公移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旧词新用,借尸还魂,起死回生。他在对许多已经固定或死亡、毫无生气的词语的扬弃中,使之获得活力。一些陈词滥调,在他的舌下笔下复活如初。

毛泽东挪用了一些词。禅家说,“百草头上祖师意”。在毛泽东那里,许多描写自然现象的词汇,像“毒草”、“鱼水”、“东风、西风”、“百花齐放”等,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以前的词义被大大拓展延伸,甚至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当然,不是心里的每一个词都能落实在言语中,正如不是每一颗种子都能够发芽一样。毛泽东也有遇到语言障碍的时候,也有词不从心的时候,也有面临语言黑洞的时候。某些思想沉睡在他的身体里,这时候需要一个让思想动情并为之“私奔”的词语来唤醒,可是那个撩动思想的词语始终没有出场。我猜想,晚年毛泽东,心中有些深奥、深刻的思想要表达,但是词不出现、词不答应。词不答应的时候,嘴也好,笔也好,都无能为力了。这样一来,他的许多思想无法与人共享。面对金针无法度人的困境,他只好借助一些近似的词语,比如形容词,或者引用古人的话,来表达他的思想,有时候他还放手让手下的“笔杆子”去表达、传达他的想法。

毛泽东的语言是诗性的语言。中国人是很欣赏和强调语言中的诗性的,诗性是汉语独特的光彩。但诗性语言往往是缺乏逻辑的、模糊的、非理性的,有的人认为这是语言之病。对于政治人物必须严谨地表达政治思想来说,这一点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毛泽东不以为然,不以为病。——语言上的病与不病,见仁见智。毕竟,诗性的语言往往容易为民众所接受。

毛泽东用自己独特的言说构建起了毛氏语言的庙堂。他是语言的创造者,他是语言的再造者。他是语言的巫师,他深谙语言的巫术。他是语言的霸权者。他使用的词语是他的战士、号角、投枪、匕首。他的“毛氏语言”,成就甚大,变成一种概念、一种说法、一种口气、一种方式、一种习惯,成为照耀他的部属和后来者的阳光,或者说成为他的后来者走不出去的阴影。

维特根斯坦说:“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语言的界限。”毛泽东的语言版图广大。他的词语到达哪里,哪里就是他的版图、他的地盘。他以语言杀伐,用词语打击对手,打败时间,攻城略地,扩大疆土。毛泽东的词语流传多久,他的“共和国”的版图就存在多久。

在世界话语权体系中,罕见中国的原创话语。国人许多时候都是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人云亦云,使用着和人家一样的词语,说的却不是同样的意思。毛泽东强力介入,像“纸老虎”、“三个世界”、“造反有理”等,传遍全世界,影响全世界,也改变着全世界。

毛泽东的许多词语具有耐磨损性。他创造了一些没有时间,也就是说可以在时间中长期穿行的词。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毛泽东有许多的词,不害怕时间,没有皱纹,没有保质期,一直具有鲜活如初的特性,可以长远地流传与存在,比如“八、九点钟的太阳”、“半边天”等。

毛泽东的词语,许多曾经流行的,现在已经从政治中、从日常生活中逐渐退场了,慢慢消失了,这也正常。词语也需要清场,不然词典受不了。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词。词语的流失也就是某种思想的流失,或者暂时消失。当然,没准哪一天它会死而复生,如同一棵老树枯萎了,过了若干年,忽然又冒出了新绿。

词语的影响力就是人的影响力。刘亚洲2005年1月2日在题为《信念与道德》的讲话中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句话,哪怕是坏话,能流传下来,也是值得的。”毛泽东流传下来的话——好话,或者被一些人认为的不那么好的话,那就太多了。所以,本书在收集毛泽东的词语之外,还收集了一些因毛泽东而流行的格言式的短句。

每一个词语都是一个索引,毛泽东的词与语,索引着他的一生。

每一个词语都是一个钥匙孔,从中可以窥视毛氏思想的堂奥。

每一个词语都是一个脚印,我们拾着毛泽东的词语脚印走下去,就了解了他的一生、他的思想,一直走下去,就走到了他的墓地。毛泽东创造的一个个词语,宛如垒起他高高墓碑的一块块砖石。他的词语,也成了他闪光的墓志铭。

“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成绝妙词。”(袁枚)毫无疑问,毛泽东为汉语世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在毛泽东的词语世界里,可以感受到: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这两句也是毛泽东的。

蹄声远去。毛泽东时代的马车赶过去了。

但是,毛泽东的词语仍在敲打和影响着我们——在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上,在周围人们的言说中。今生与他及他的词语相遇,是命里缘分。如今,我们或者喜欢地使用着他创造的词语、他的语言;或者很小心地避开与躲着,却仍在不可避免地使用他的词语、他的语言……当今中国,遍地都是毛氏词语犁过的田地,谁都绕不过去。他的词语已经进入我们的阅读,进入我们的生活,融于中国文化的血脉,成为旺盛的汉语生命力的一部分。

或者说,毛泽东的词语是毛泽东下的蛋。这些蛋,已孵出小鸡或大鹏,满天满地地奔跑,或者变成了食品进入我们的肠胃,转化为一种新的生命。

歌曰:“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功夫……”我读毛泽东的词语,深微义趣处,如同拜谒语言中的“舍利子”。

品读、拜谒、评说毛泽东的词语,是想通过这样的传递与鼓吹,唤起更多的人的阅读与研究,呼唤汉语大家族中再出创词造句的大德高僧。毕竟,新时代需要新词来记录,新思想需要新词来表达,语言的进步需要绝妙好词来推动,平淡的生活需要优美词语来提振精神。我们是伟大前辈的后代,我们是伟大后代的前人,我们在历史和文化的接力赛中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