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人，可以自己完善自己，自己提高自己。人，更需要外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来自外在的援助。

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毛泽东治病救人。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救人，亦是“补人”——通过外在的力量，修补思想上的漏洞与缺点，使人的思想品质更健康、更高尚一些。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个词，都是老词、老话。

惩前毖后，典出《诗·周颂·小毖》:“予其惩，而毖后患。”据说是周成王的自警之词。意思是说，我当从所受的惩罚中吸取教训，小心谨慎，以免再遭其他祸患。后来，人们将这两句凝简成“惩前毖后”一句成语，成为劝诫的话语，意思是吸取以前的教训，以后谨慎小心，不重犯错误。

治病救人，典出晋代葛洪的《神仙传》:“沈羲，吴郡人，学道于蜀，能治病救人，甚有恩德。”治病救人，就是治好病，起死回生，把人的生命挽救过来。

毛泽东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两个词拿过来，整合到一起，作为整风的方法和目的。可谓，仁心妙手，浑然天成。

在运用语言方面，“旧”中出“新”、“浅”中出“新”、“俗”中出“新”，这都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他使用得得心应手。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整顿党的作风》，其中说道：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办法。

 

从此以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成为中共词典中最流行、最常用的词语之一。毛泽东说：“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

毛泽东的“治病救人”，已经不是古语中医生“治病救人”的意思了。

从词语沿革的角度来讲，毛泽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流”不是“源”，但是通过毛泽东的改造，装入新的内容，已然脱胎换骨。虽然一字不移，壳子依旧，却是内容置换，面貌一新，可谓旧瓶装新酒——新的美酒把那旧瓶的光彩也提高了许多。

毫无疑问，经过毛泽东之手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由一个具体意义的词变为一个内涵更丰富的词，由一个没有颜色背景的词变成一个具有红色背景的词。

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把“治病救人”这个治疗身体疾病的词，拿来用于解决思想上的“病”——认识上的分歧、是非上的问题、非对抗性的矛盾——很形象，很贴切，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治治病”的说法，也让许多身体上得过病得到及时医治的人感到亲切。

中共历史上，“党内斗争有正确的与错误的两个传统”（刘少奇）。错误的传统表现为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取消党内斗争，这是右的倾向；一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左的倾向。特别20世纪30年代王明路线时期，在党内斗争中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同志一有怀疑，拉出去就杀，使中共损失惨重，许多人是亲历者、受害者。毛泽东说：“人总是有情的，何况是对同志呢？‘无情打击’只会在党内造成对立，闹不团结，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我，打来打去弄得大家不和气，党的事业不兴旺、不发达，同志们大家都不高兴。”

1942年11月，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延安整风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对以上两种“主要偏向”的扭转，是一个全新的思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让许多从残酷政治斗争中活过来的人，感到友好与温暖。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八字方针。就是说，即使是证据确凿的特务，也不杀一个，更不要随便抓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句话，至今仍使用着。

毛泽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人的目的。

1962年7月15日，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拉希迪赞扬毛泽东的“治病救人”。他说：毛泽东是一位诊断了并且治好了中国社会疾病的伟大医生，所作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毛泽东回答说：“如果拿医生作比喻，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我和我们的党在一起，治好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病。但是，也还有一些病，发现了还没有治好；也还有一些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

再说几句题外话——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话语的塑造和构建时期，这一时期的许多词语成为以后几十年间使用最频繁的基本词汇，例如，“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由这些红色词汇构成的思想与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闹革命、搞建设的基本工作指导和工作套路。

据说，河北的邯郸是中国出成语最多的地方，有人甚至说这里出了1500多条成语。毫无疑问，延安是盛产革命话语、革命词语的地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创造出的丰富多彩的革命词语，影响了全中国人民的语言习惯，若有人统计一下，那将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