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

王昌龄的《出塞》中，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名句。《宋史》里也有“长征”一词。但“长征”一词成为“世界语”，成为“英雄创世纪”，得益于毛泽东。

1934年夏，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从10月开始，中央机关和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陆续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说：“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这是文献中首次把这次军事行动叫作“长征”。这张布告署名“红军总司令朱德”，据说起草者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红星报》的主编陆定一。

“红军长征是打着灯笼走夜路。”一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经过一年的跋涉与战斗，到达陕北。“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转危为安。

“长征”的闻名中外，和毛泽东的鼓与吹、歌与唱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领导者、指挥者，他热情地讴歌伟大的长征。

1935年10月，红军刚刚到达陕北，落脚吴起镇，毛泽东就写作了著名的《七律·长征》，对红军的苦难远征做了诗意的总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诗大气磅礴，是一曲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经典之歌。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说：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这一段话，文情并茂，义理双契，有云龙际会之妙，美且善也，单抽出来，就是一篇嘉文。

“长征”的名字有些“罗曼蒂克”，殊不知，其中充满了牺牲和苦难。唯有毛泽东，将大艰难、大苦难、大逃亡之长征做了如此美丽和富有魅力之解说。

毛泽东诗化长征以后，“长征”一词成为一个包含伟大精神、伟大事业和伟大意义的专用名词。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将文学语言成功引入政治语言的第一人。政治语言得到文学语言的襄助，如同包裹了一层糖衣，亦有味道了。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联名向部队发出电报，向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函，征集长征回忆录。这些回忆录1937年2月由丁玲等人编辑完成，结集为《红军长征记》，于1942年11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正式出版。

毛泽东言犹未尽，每当革命的关键时刻，他都以“长征”来激励他的同志。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在即，毛泽东豪迈地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他巧妙地将新的时代内容注入“长征”一词中。

1954年10月18日，他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我们这里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

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将从韶山滴水洞返回北京，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他对随行者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几十年来，长征的故事和精神传遍全世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他把长征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

一批关于长征的图书广为流传。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王树增的《长征》等。

国人为之骄傲地把“神舟”、“嫦娥”送上太空的系列火箭命名为“长征”，亦大有深意。

如今，“长征”一词，大家熟悉而亲切。“长征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