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历史脉络

公元前334年春天，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渡过今天的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东方远征。到了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已经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地区。然而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突然去世，新建立的帝国也随之崩解。亚历山大的部将们纷纷自立，在不同的地区建立新的王朝。这些新王朝中，包括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控制亚洲主要部分的塞琉古帝国（Seleucid Empire）。塞琉古帝国以叙利亚为中心，控制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往东统治了巴克特里亚，甚至一度占领了今天印度的部分领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希腊化国家。但是随着其领土的过分扩张，对边远地区鞭长莫及，塞琉古帝国慢慢失去了对远处东方的巴克特里亚行省的控制。最后巴克特里亚地区获得独立，摆脱了塞琉古帝国的控制，形成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而塞琉古帝国则延续到公元前63年，被罗马的庞培征服。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可以说是希腊化世界的最东部分，地域上包括了巴克特里亚、粟特（Sogdiana）等中亚地区，以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为中心，约为公元前250—前125年。公元前180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德米特里一世侵入印度河流域，将犍陀罗、旁遮普等地纳入统治范围；同一年，中国西汉王朝的汉文帝即位。领土扩张到印度之后的王国往往被称为印度-希腊王国。

1．狄奥多特一世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建立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由原塞琉古帝国的巴克特里亚地方总督狄奥多特一世（Diodotus I Soter, “Soter”是“救世主”的意思，希腊政治传统中的一种尊号，后来也被贵霜帝国所沿袭）建立的。其反叛并独立建国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50年。其独立之事，见诸于特洛古斯（Gnaeus Pompeius Trogus）、查士丁（Justin）、斯特拉波（Strabo）等人的记载。查士丁记载：“帖奥多特（狄奥多特），他管辖千城之国的巴克特利亚，叛变并自立为国王，其他所有东方的人民也效法他，脱离马其顿人统治。”很可能因为他宣布独立建国，自视为拯救国人，所以后来被加上“救世主”的头衔。狄奥多特一世未称王时的钱币依然沿用了塞琉古帝国君主安条克一世的名义，但钱币上出现的却是狄奥多特一世自己的头像，同时，钱币上出现的神祇不再是安条克一世喜欢的阿波罗而换成了手持闪电的宙斯。

与狄奥多特一世同时宣布脱离塞琉古帝国的，是帕提亚（Parthia）总督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两人很可能是联盟关系。但十余年后，帕提亚遭到来自北方的入侵，帕尼（Parni）部落的酋长阿尔沙克一世消灭了阿伽托克勒斯建立的希腊化王国，建立了安息帝国。这样一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希腊世界的母体就被隔断了，不但巴克特里亚地区与西方的贸易受到影响，其政治、宗教、文化取向也因此慢慢转向东方。公元前239年，当塞琉古帝国进攻安息时，同为希腊文化体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也曾出兵声援。

2．欧西德莫斯王朝

狄奥多特一世去世后，其子狄奥多特二世继位，改变了之前联合塞琉古帝国进攻安息的政策，反而和安息结盟对抗塞琉古二世。

狄奥多特二世后来遭到欧西德莫斯一世（Euthydemus I）篡位并被谋杀，巴克特里亚由此进入欧西德莫斯时代。欧西德莫斯之前很可能是前代王朝粟特地区的总督，是希腊裔将领阿波罗多特斯（Apollodotus）的儿子。通过联姻，他娶了狄奥多特一世的女儿，也就是狄奥多特二世的妹妹，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统治合法性。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一世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向印度扩张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关欧西德莫斯的统治，记载很少。公元前208年，他遭到了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 the Great）的进攻。在阿利乌河，塞琉古军队击败了欧西德莫斯，迫使后者退回巴克特里亚。塞琉古军队进而展开对后者的围攻，然而三年围城，却无法破城而入，最后安条克三世只好承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独立地位，并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后来的德米特里一世，但是规定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需要向塞琉古纳贡。在西方古典文献中，也记载了有关谈判的细节：欧西德莫斯强调自己推翻了之前背叛塞琉古帝国的狄奥多特家族，而且保卫了中亚地区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以求获得塞琉古帝国的认可。通过这次战争，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彻底获得了独立地位，也因此暂时摆脱了来自西部的战争威胁，可以腾出手来，将自己的势力拓展到南亚地区。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对亚历山大的印度遗产仍然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想卷土重来。

3．德米特里一世的王冠

欧西德莫斯去世后，王位传到其子德米特里一世手中。后者大约于公元前200年到前180年在位，统治时期和中国西汉的吕后差不多同时。德米特里一世统治时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领土得到极大扩张，征服了今天伊朗东部地区，开创了一个远离希腊文明主体的印度-希腊王国。德米特里一世似乎擅长军事，取得了很多战争胜利，所以在其后期铸造的钱币上，出现了“不可战胜的”（Aniketos）的字样，从某种意义上接近于中国传统给予过世君主“武帝”的谥号。

德米特里一世崛起于和塞琉古帝国安条克三世的谈判，据古典文献记载，安条克三世对其印象非常深刻，乃至决定将女儿嫁给他。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记载：“欧西德莫斯最后派遣他的儿子德米特里前去签署最终的和约，安条克三世对年轻王子相当满意，不论从外表、言谈、礼仪来看，德米特里都符合王室能力需求，因此首先承诺把自己女儿许配给德米特里。在这之后，安条克三世才承认欧西德莫斯的国王地位。”也就是说，安条克三世把联姻作为承认欧西德莫斯王朝独立地位的前提。

从公元前180年开始，德米特里一世开始入侵西北印度。随着孔雀王朝的崩溃，孔雀王朝的将军华友建立了巽伽王朝。关于德米特里一世入侵西北印度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之前孔雀王朝和希腊人存在结盟关系，所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可能是为了保护其在南亚的希腊裔移民才发动入侵。也有学者认为，德米特里一世进攻印度的主要原因是宗教的考虑。很多文献记载，巽伽王朝迫害佛教徒，而佛教被印度-希腊王国的诸君主所推崇，得到了繁荣发展。如著名的古典学家塔恩爵士（W. W. Tarn）就认为，德米特里一世对南亚的入侵，不仅是基于对孔雀王朝的支持，也出于支持佛教的考虑。但也有学者认为，关于巽伽王朝迫害佛教的记载，很多可能是后来佛教徒伪造的，印度-希腊王国入侵南亚是单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王国统治者，很可能跟提倡众生平等、打破种姓制度的佛教结盟，试图对抗和瓦解当地本有的宗教政治秩序，毕竟，这些外来的希腊统治者不能被纳入种姓制度。

令人感兴趣的是，德米特里一世钱币上屡屡出现大象的形象，一种是德米特里一世头戴大象头饰的肖像，有学者认为这象征着其征服印度。这种图像只在公元前318年托勒密一世以亚历山大名义发行的钱币上出现过。德米特里一世显然是自比亚历山大第二，不过他征服的印度领土比亚历山大更广。德米特里一世以军事征服者自居，其钱币背面出现大力士赫拉克利斯的形象不足为奇，但是大象头饰之前没有出现过，很可能预示着此时印度的部分地区已在其统治之下。另外一种德米特里一世钱币，正面是一头大象，背面是双蛇杖（caduceus，有时是希腊神话中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象征之一）。有学者认为大象可能是佛教和释迦牟尼的象征，可能标志德米特里一世为佛教赢得的胜利。而双蛇杖则象征希腊人和巽伽人、佛教和印度教的和解。塔恩爵士则认为，大象可能是塔克西拉的象征，或者仅仅是印度的象征。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德米特里一世通过对印度巽伽王朝的军事行动，将自己的影响力拓展到了更远地方。其钱币上的希腊神祇、大象头饰，至少象征着希腊文化和本土文化某种程度的融合。在东方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坚持希腊文化传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不断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在晚期印度-希腊王国的钱币上很容易发现佛教的符号，比如法轮（cakra，或者仅仅是转轮王的轮宝）、佛陀名号等，但是在德米特里一世时，他是否个人信仰佛教，乃至把佛教符号印制在自己的钱币上，仍有讨论的余地。从时间上来说，根据《阿育王勒令》（Edicts of Aśoka），早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已经宣称派遣高僧到西方的希腊化世界传播佛教。不可否认的是，德米特里一世对佛教的发展，确实产生了正面影响。比如在德米特里一世统治时期，在希腊文明的影响下，佛教艺术得到发展，为以后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出现和成熟奠定了基础。甚至，希腊的神祇和佛陀同时出现在雕像中。比如赫拉克利斯，其手持棍棒的形象，不但出现在德米特里一世的钱币上，也出现在佛教雕像中。在这一时期的佛教雕像中，赫拉克利斯往往充当佛陀护卫的角色。后文会详细讨论。

据托勒密的《地理书》记载，名城塔克西拉就是德米特里一世建立的。旁遮普的舍竭城（Sagala，后来为著名的米南德一世的首都，汉译作舍竭、奢揭罗、沙柯罗、沙竭等，位于今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也是他建立的。他或许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欧西德米亚”（Euthydemia）——这个名字显然是来自于他的父亲欧西德莫斯，所以托勒密在《地理书》中提到，“舍竭城，又被称为欧西德米亚”。用君主的名字命名城市，在希腊-巴克特里亚和贵霜帝国时期非常普遍。

德米特里一世统治时期是米南德一世之前，印度-希腊王国扩张的黄金时代。他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今阿富汗东南部、巴基斯坦以及西北印度，犍陀罗也被纳入他的统治范围。一直到7世纪穆斯林入侵，此处佛教一直都很繁荣。这里也有一座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in Arachosia），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坎大哈。根据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的地理学家查拉克斯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Charax）所著《帕提亚驿程志》（Parthian Stations）记载：“阿拉霍西亚，帕提亚人称之为‘白印度’。这里有……德米特里亚城（Demetrias），还有整个阿拉霍西亚省的中心亚历山大城（Alexandropolis）。这里是希腊化的。”发现于塔吉克斯坦的卡利亚布（Kuliab）铭文，也佐证了德米特里一世曾在这一地区取得了军事胜利，其铭文云：“赫利俄欧德（Heliodotos）以此香坛供奉，……〔祈愿〕众王之王欧西德莫斯，以及其子光荣、战功卓著、杰出的德米特里，受神意护佑而免受一切痛苦。”德米特里一世统治的中心是塔克西拉，那里出土了很多他的钱币。

德米特里一世开创的印度-希腊王国，一直延续到公元后，才因外敌入侵而灭亡。希腊—印度王国带来了佛教的繁荣和发展，新的佛教形式甚至被有的学者称为“希腊化佛教”（Greco-Buddhism）。

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大约早在公元前2世纪，德米特里一世曾经向东面的赛里斯（Seres）和弗利尼（Phryni）扩张。在此时的西方人心目中，赛里斯是产丝之地，但是不是指中国还不能确定。印度著名的历史学家纳拉因（A.K.Narain）认为，两个地方分别指“疏勒”和“蒲犁”，也就是帕米尔东侧的今喀什和塔什库尔干地区。这至少说明，当时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曾经势力强大，甚至很可能越过葱岭，尝试进入塔里木盆地。

4．欧克拉提德王朝

随着德米特里一世将统治重心南移，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出现了反叛。大约公元前170年，可能是德米特里一世的一位将领，或是塞琉古帝国的同盟者，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推翻了欧西德莫斯王朝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段时间的历史记载非常混乱，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可能陷入了内战。结果是国家一分为二，一个在巴克特里亚本土，后来的历史学家仍称其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另一个位于印度北部，被称为印度-希腊王国，两国不时互相攻击。留在南边的欧西德莫斯王朝试图击败叛变者，统一北部，但似乎并不成功。北边新王朝的欧克拉提德一世（前171—前145年在位）也试图通过军事征服击灭南方。据出土钱币来看，欧克拉提德一世曾经占领了广阔的领土，甚至直到旁遮普。但最终，他在南边被杰出的米南德一世击退。此时，发源于犍陀罗的佉卢文（Kharoshthī）在巴克特里亚非常流行，希腊文和佉卢文同时使用。

据记载，欧克拉提德一世被其子谋杀，尸体被拖在战车后面，任其碎裂。随着安息帝国的兴起，北部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受到严重冲击。公元前167年，安息占领了其部分西部领土。雪上加霜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塞种在公元前145年左右发动了入侵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战争，王国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灭亡。

5．和中国的接触

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记载，大约公元前220年，欧西德莫斯统治时期（当时粟特和费尔干纳地区都在其统治之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曾经发动对东方的远征，“他们将其帝国扩展到远至中国”。这或许是最早的希腊人接触中国的记载。在新疆天山北发现了带有希腊战士特征的塑像，或者仅仅是戴着希腊式头盔的战士。一块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织物片段描述的可能是一位希腊战士，此类艺术品可能广泛传播于今天的新疆地区，希腊-巴克特里亚和中国的文化交流频繁程度，很可能超出根据现有文献做出的推测。在楼兰地区出土的可能是东汉晚期的彩色缂毛残片上，描绘着典型的希腊罗马式赫尔墨斯（Hermes）头像。赫尔墨斯在古希腊神话中掌管贸易、旅行、竞技等，并为众神的信使，为神祇们传递信息。他的标志是手持双蛇杖。现在还发现嵌有玻璃的铜镜，时间大约是公元前二三世纪，也似乎说明当时的希腊-巴克特里亚文明对中国曾经产生过影响。来自西方的玻璃制品也流传到中土，并跟中国本土的工艺相结合。一直到北魏时期，中土掌握了玻璃制作技术，从那以后，玻璃的价格才一落千丈。

汉使张骞于公元前126年抵达巴克特里亚地区，其时，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刚刚灭亡，张骞称其为大夏。根据张骞的描述，他在当地见到筇竹杖、蜀布，大夏人称是从身毒（印度）买来的。汉武帝听到张骞报告，了解到大宛、大夏和安息都是大国，人口稠密，物质丰富，而且对中国的物产非常推崇。大宛，现在基本被认定是位于中亚费尔干纳（Ferghana）盆地的一个国家。在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有关大宛的记载非常丰富。最早有关大宛的官方信息，就是张骞记录的。之后因汉武帝对大宛的军事远征，有关大宛的汉文记载变得异常丰富详细。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一些关键的历史细节丢失，所以仍有很多关键的问题无法了解。

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中，占领了费尔干纳地区，此后大宛成为中亚希腊人的重要据点。希腊征服者在中亚地区建立了一系列以亚历山大名字命名的城市和军事据点。在大宛，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极东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Eschate）。极东亚历山大城位于费尔干纳盆地东南部，锡尔河南岸，大体相当于今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苦盏（Khujand）。根据西方典籍记载，仅仅花了20天的时间，亚历山大就修筑长达六公里的城墙，留下了退休的老兵和伤员留守，作为将来继续远征的基地。苏联和塔吉克斯坦的考古挖掘发现，在苦盏的旧要塞之下，是带有希腊文化痕迹的土层，甚至包括公元前4世纪的防御工事。同时出土的还包括家庭生活器皿、武器装备、建筑材料，以及大量的希腊化钱币和陶器。这些出土文物大多保存在苦盏的地区博物馆，这证明大宛文明受到希腊文明的深远影响。而据大约1世纪的罗马史学家鲁福斯（Quintus Curtius Rufus）的记载，直到公元前30年左右，大宛的居民仍保持着希腊文化传统。

在汉文史料《魏略•西戎传》中，极东亚历山大城被称为“北乌伊”，即“北乌弋”（山离），乌弋山离即亚历山大的翻译。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帝国瓦解，大宛地区先由塞琉古帝国统治，之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独立，这里又归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所有。总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这里都是中亚希腊文化的一个中心。“宛”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从爱奥尼亚（Ionians）转化来的，那么大宛也就是大爱奥尼亚。爱奥尼亚是希腊本土的四个主要部族之一，爱奥尼亚语也是希腊化世界的三种主要方言之一。不过，这里的“爱奥尼亚”，是希腊人在中亚地区的一般称呼，就是希腊人的意思。中亚的希腊人在古印度巴利语中也因此被称为Yavana，或称为Yona，其实就是Ionian。张骞等人翻译其国号时，很可能音译为宛。从名称来看，大宛应该是带有强烈希腊文化特征的国家。

本来作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北境的大宛，在母国分裂陷入内战之时，又遭到了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塞人的入侵，从此脱离希腊世界。张骞所见的大宛，可能是塞人统治下的王国，其居民应该有相当大比例的希腊后裔。张骞于公元前129年—前128年间抵达帕米尔高原以西，首先到达大宛。后来正是大宛将其送到目的地大月氏。根据张骞回国后的汇报，大宛城市化程度很高，有大小属邑七十余城，城市房舍林立，外有城墙环绕，人口数十万，居民带有强烈的高加索人特征，高鼻深目，擅长买卖，锱铢必较。其风俗和南边的大夏相同，这也印证了大宛本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一部分的史实。汉文史料还记载，在大宛，女性较有地位，一旦妻子决定某事，丈夫就照办不敢违背。而《晋书》（其史料来源应该是抄自之前的文献）记载，大宛婚前男女以黄金同心指环（戒指）为聘。

张骞特别提到，大宛人喜欢酿造葡萄酒，人民嗜酒，富人藏酒至万石，可存放数十年之久。其农牧业发达，出产稻﹑麦﹑苜蓿﹑葡萄等。但是在所有的特产中，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汗血宝马。据记载，大宛马喜欢吃苜蓿，汉使从大宛把葡萄、苜蓿的种子引入汉地，起初汉朝统治者试着在肥沃的土壤上种植葡萄、苜蓿。而当西域使节越来越多，以及引入的大宛马越来越多，汉朝皇帝甚至在离宫别苑旁边全部种植葡萄和苜蓿，一望无际。这些汉文史料的记载，证明了大宛对汉地文明的影响非常广泛。

从地理位置来说，大宛西北邻康居，西南和大月氏、大夏相邻，东北邻乌孙，东行经帕米尔的特洛克山口可达疏勒，在当时东西交通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最盛时占有该处，在各地修筑了古典希腊式堡垒。国王欧西德莫斯一世曾将势力扩展到粟特地区。大宛首都在贵山城，分内城和外城，在遭到汉朝大军围攻40多天的情况下，内城也没有陷落，可见其城池坚固，建筑水平很高。汉文史料记载，大宛人口三十万多，有兵六万，政治首领除了国王，还有副王。

公元前103年，汉武帝遣李广利率六千骑兵和三万恶少组成的军队，远征大宛，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远征。公元前102年，汉朝远征军战败郁成城，退回敦煌。在增加兵力之后，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攻破外城。大宛内讧，杀其王求和。李广利回到玉门关时，只剩下一万人的军队和一千匹马。汉武帝对大宛的远征，虽然劳民伤财，却是中华文明第一次大规模地和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印度—欧洲文明接触。这次远征一举奠定了汉在西域的主导地位，并彻底打通了丝绸之路。从公元前1世纪以后，东方和西方世界通过丝绸之路连通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和进取精神。

之后，丝绸贸易进入繁荣时期，丝绸的传入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西方，罗马贵族对丝绸的追捧导致元老院发布禁止穿戴丝绸的禁令，有关情况记载在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和斯特拉波的著作中。同时，佛教信仰和希腊—佛教文化很可能从此时，具备了传入中国的外在条件。

6．大月氏的入侵

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原先大月氏强盛，轻匈奴，匈奴冒顿单于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始居敦煌、祁连间，后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汉武帝从投降的匈奴人知道这一情报后，募张骞通使月氏，希望能够联合月氏夹击匈奴。这是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决策，由于超出了当时的地理等外在条件，并未达成效果。但张骞的凿空之旅却带来了中西交通的重要契机，也带回了有关月氏和大夏的情报。

张骞抵达巴克特里亚时，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来自北方的大月氏直接控制了妫水北，它的南边是大夏，西边是安息，北边是康居。张骞指出，大月氏是“行国”，也就是游牧民族，风俗“与匈奴同”，战士控弦者可一二十万。而其南边的大夏，城市化程度很高，“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当时作为游牧民族的大月氏击败了大夏（也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迫使其臣服作为属国。虽然大夏人数众多，“可百余万”，而且擅长商业，经济发达，但是不敌北边的大月氏。此时，大夏仍以蓝氏城为中心，战胜的大月氏没有渡河而南，而是留在北方。张骞劝说大月氏和汉朝结盟，打击共同的敌人匈奴，但是大月氏击败了大夏，在当地没有敌手，土地肥饶，又感觉距离汉朝太远，没有报复匈奴的意图，最后张骞不得要领而还。

关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大夏的关系，伯希和、塔恩、纳拉因等都认为，张骞所见的大夏就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在臣服于拥有强大骑兵的大月氏之后，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立。但是李希霍芬、王国维等人认为，张骞所见的大夏人是塞种人，塞种人灭亡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后，又被入侵的大月氏所降服。斯特拉波在《地理书》中记载了击败希腊人并夺取巴克特里亚的游牧部落，但是他称其为“阿希人（Asii）、帕色阿尼人（Pasiani）、吐火罗人（Tochari）和塞加罗里人（Sacarauli）”，这和司马迁记载的“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有区别。争论的焦点就是，西方古典文献和司马迁的记载，是否描述的是同一事件。从史料分析来看，我们支持大夏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观点。《汉书》中云：“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说明塞种人并没有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真正迫使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臣服的是大月氏。张骞在巴克特里亚地区所见的，是战败分裂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国民向大月氏臣服的情形。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中亚的农业和畜牧业获得迅速发展，种植小麦、稻谷、葡萄。来自希腊、马其顿、小亚细亚的移民大规模屯田开荒，兴修水利。公元前3世纪以后，城市经济繁荣。古代巴克特里亚的建筑艺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建有大城市及许多定居点，有“千城之国”的美称。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代所建的都市，城墙厚实，上建长方形望楼，市区平面规划整齐，住房多用小扁石块修筑，基础则用生砖砌成，国都的王宫与贵族府邸更以壁画装饰。在各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钱币（主要是银币），上面的王像和铭文，证明了当时社会经济交流之繁荣昌盛。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晚期君主欧西德莫斯二世曾发行白铜合金的钱币，但此技术之前仅中国持有，可视为其与中国进行贸易或技术交流的证据。月氏进入巴克特里亚之后，逐渐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字母被广泛用来拼写伊朗系语言，并出现在钱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