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历史的河边走（代序）

在2016年辛亥革命105周年纪念的前夕，我写了下面这篇短文：

当我们现在回头看民国的历史，我们的视角和印象既得益于今天的价值观和社会风气，也因此受到局限。这是我最近在读《独秀文存》时的最大感慨。该书出版于1922年，所收文字大多曾经发表在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反映了他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和观点。

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政治的贡献众人皆知，毋庸多言。我想关注的，是他的著述所反映出来的民国社会景象，以及他的评论和反思。他在1919年4月的一篇文章里说，北京人口共有男女93万余人，其中“纯粹没有职业的贫民，占十分之一”，洋车夫有4万多人，“公娼私娼，总也在”1万人以上。在同年6月1日发表的文章里，他写到“北京十大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警察不干预”。

此时的陈独秀逐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在1920年5月发表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里面，他并没有完全排斥私有经济。他一方面提出要“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同时也提倡工人入股私有企业的制度，认为这个办法“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他并不排斥在私有制的情况下争取工人待遇的改良。尽管对资本的合作抱悲观的态度，他还是赞成推动工人教育，并提出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让工人有余暇和经济能力来读书和提高文化。

关于湖南女工的这篇文章有很长的附录，即长沙上海各报为讨论这些工人的待遇所刊登的多达15篇的文稿。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招女工，打出的旗号是照顾湖南妇女：“念湘省叠经兵事，生计艰难，妇女尤甚，故让出一部分工额，招募湘省女工一批来申试用。”一些湘籍人士对这些工人的劳动条件提出批评，认为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工资８元（伙食费占去一半以上）是十分苛刻的待遇。由这些讨论中还可以看出，这些女工3年内不得辞工，要一周工作6天，做一周白班，然后做一周夜班，夜班也是每天12小时。如果工人因病不上班，则按日扣薪。批评者的质疑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为何不能采用正在成为“世界公例”的8小时工作制，二是女工因其生理特点是否适合长期夜班和长达12小时的车间劳作。

一省的文化人士对本省女工在外地的福利如此热切追问的文字，让我们今天读起来有了“民国”的感觉。这种乡土情怀现在不多见了。在社会主义意识远未普及的1920年，资本家一方在这番讨论中的辩解也是锋芒毕露的。该厂总经理穆藕初留美６年后回国兴办实业，其理念是：中国人口众多，工业衰微，资本处境艰难，国民知识和能力幼稚，文人学者照搬西方８小时工作制和不切实际地要求改善劳工状况，形同毁坏本国工业，“予不禁为祖国实业前途悲也”。他甚至说，国外企业环境也有污秽不堪的，而我国人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何以救之，在乎使有生业而已；工作即使不尽合卫生，不较诸穷无所归之为愈乎”。穆总经理这位留美学生的意思是，穷人有工作就不错了，还穷讲究什么劳动条件和待遇！他确实把华尔街的冷漠和势利学到手了。

近些年追捧民国文化乃至民国一切的文化人，即所谓“民国粉”，往往对当时的这类社会问题缺乏关注的热情，往往借助谈论悠闲生活和高尚学问，譬如写写林徽因和她身边的大学教授们，或者借助其他优雅话题，来粉饰那个时代，把它遮掩在温情脉脉的朦胧背后。

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为中共早期的优秀干部，均在“四·一二”事变后被国民党杀害。任建树先生在他的陈独秀传记里面引用濮清泉的回忆，描写了西安事变之后，独秀先生在狱中的心情：“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点酒，买了点菜，对我和罗世潘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这也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民国画面。

和上面这篇稿子一样，这部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基本都是我给《北京青年报》所写的时事评论，各篇的思路和行文风格也大体一致。我尝试由历史的角度观察和谈论现实问题，希望自己能因此更加清楚看到社会的恶与善，但是绝不因为看见和感触到恶变得心情沮丧和悲观。对民国的、共和国的以及外国的历史，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客观冷静的调查研究和细致平衡的深入理解，我们对当下身边的一切，就容易有一个平和乐观的态度。

对《北京青年报》和北京大学鼓励关心我的朋友们，我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在读者、学生和同仁中间，我会听到温暖和肯定的意见。也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担忧我花费太多的时间写时评，会很辛苦，会分散做“正经”学问的时间。一个学者应该做什么，的确是一个需要历史来验证的问题。我总是在做事，也总是在犹豫着。

彭小瑜

2016年11月25日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