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作家梁章钜

清代乾嘉时期，福建除了声名显赫的林则徐外，同时代还有一位值得重视的历史人物，那就是梁章钜。梁章钜比林则徐大十岁，而比林则徐早逝一年，应该说是同一时代的人物。他们同在鳌峰书院学习，同样经过科举道路走上仕途，同样官至封疆大吏，同样参加过宣南诗社的活动，只不过梁章钜没有像林则徐那样声名显赫，在立功上有些暗淡。但是梁章钜在立言上的著述事业却超过了林则徐而受到人们的注意。

梁章钜字宏中，又字茝林，晚号退庵，福州人。清乾隆四十年（1775）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年七十四岁。嘉庆七年进士，时年二十八岁。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礼部员外郎，湖北荆州知府，江苏、山东、江西按察使，江苏、甘肃布政使，广西、江苏巡抚等官。著述甚富，有《夏小正通释》一卷、《论语旁证》二十卷、《三国志旁证》十卷、《师友集》十卷、《退庵所藏金石书画题跋》二十卷、《称谓录》三十二卷、《藤花吟馆诗钞》十卷、《退庵诗存》二十五卷、《文选旁证》四十六卷、《南浦诗话》八卷等，均见诸著录，为后世文史研究提供参考。而他一生赓续不断，所写的多种笔记更使他为后世所瞩目，并在清代笔记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清嘉庆十年，梁章钜在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时，曾结合工作，辑录有关礼部典制，纂成初稿四卷，送给上官谢振定审读。谢振定素有直声，在任巡城御史时，曾当街烧毁和珅坐车，时人称为烧车御史。谢振定读了梁稿以后，因礼部通称南省，所以为这部初稿题名为《南省公余录》，并写序述成书缘由：

余初入礼署，于故实多所未谙，而君则于判稿余闲，专以考究职业为务，随所遇而敷以文辞。每得一条，辄以余为可与道古者，殷殷相质，不特余获稽古居今之助，实有同官老辈所未及详者。乃不数月，而条举件系，裒然成帙矣。余读而喜之，题其卷端曰：《南省公余录》，怂恿付梓以广其传，而君未之许也。

谢氏于梁章钜为前辈而关注如此。当时梁章钜正以“微疾乞归”，谢氏于序末又期待其“他日拓成巨编，还朝相质，余尚当操笔从之而先述其缘起”。梁章钜没有辜负前辈的期望，经过陆续增订，终于成为八卷本，即今通行本。

是书八卷，皆记有关礼部职掌、典制及轶闻等。卷一记有关礼部专著，礼部职掌及地位，与太常、鸿胪、光禄各寺之隶分关系，乐部之乐章、乐器等；卷二记祭祀、陵墓；卷三记朝贺、舆卫、服饰及婚礼等；卷四记科举制度、学政、考官题名与掌故；卷五记谥典，有关谥法掌故及印制；卷六记军礼、朝贡及册封等；卷七记礼部官员之掌故轶闻；卷八录明以来礼部各司题名及礼部仪式。内容颇富，可资研讨礼部官制之用。是书有《二思堂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第四辑本。

道光十七年梁章钜完成《退庵随笔》一种。他在自序中解释了随笔的定义，说：

《退庵随笔》者，随所见之书而笔之，随所闻之言而笔之，随所历之事而笔之，而于庭训师传，尤所服膺，借以检束身心，讲求实用而已。初无成书义例也。日月既积，楮墨遂多，里居多暇，方取而整比之，以类聚，以卷分，则凡可以劝善黜邪，订讹砭惑者，咸具焉。

《退庵随笔》共二十二卷，分十五门。凡躬行、交际、学殖、家诫、摄生、知兵、读史、学文、学字各一卷；官常、家礼、读经、读子、学诗各二卷；政事三卷。卷首有《退庵自订年谱》，自记至道光二十四年七十岁止，缺卒前五年记事，但亦可借以知其生平。书前有贺长岭序，誉此书可与《通鉴》相经纬，未免过甚。贺氏为嘉道时经世名家，似不应如此作文。另有阮元、何凌汉序，二人皆为名家，而序中多谀辞，不足观。为人作序本不当虚谈溢美，而应实事求是，为人导读，方为正道。《退庵随笔》主要记其仕历所经和读书所得，虽不免有迂腐说教之论，但亦有揭示时弊、抒发见解、征文考献之说。如世人皆以地方学官为清贫之位，而是书卷五《官常》二却揭其弊说：“不核其才望，不责其训课，以学校为恤老怜贫之地，以司铎为投闲置散之官，甚至索贽见，勒节规，而不复问教学何义，谕训何事？为州县者遂从而外之，此庸恶陋劣之讥所由来也。”同卷尚有论县令、胥吏之弊多则，亦可见当时吏治之腐朽。

是书尚引录时人名言谠论，如卷七《政事》二引学者陈鳣之论嘉道时社会之崇洋风气称：“房屋舟舆，无不用玻璃；衣服帷幕，无不用呢羽；甚至食物器具，曰洋铜、曰洋瓷、曰洋漆、曰洋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红、曰洋貂、曰洋獭、曰洋纸、曰洋画、曰洋扇，遽数之不能终其物……其始达官贵人尚之，浸假而至于仆隶舆台，浸假而至于娼优婢嫔。”

卷十一《家诫》又引乾隆四十六年大理寺少卿刘天成疏陈风俗奢靡之弊，称：“京师为万国衣冠之会，属在缙绅，自应章身有度。乃至优人隶卒，僭肆豪华；胥吏工商，妄夸锦绣；园馆茶楼，一日动辄数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数人之用。甚至齐民妇女，珠翠盈头；奴婢绞罗遍体，缎履朝靴，仅供奔走之物；狐裘貂帽，亦隶愚贱之身。”

类此资料，此随笔中尚多有可采者。是书虽好做议论，尚不失为可用之书。颇胜于谈奇志怪之作。

《退庵随笔》有三种刻本：一、二十卷本。道光十四年辑成，十六年李廷锡刻于陕西，《贩书偶记》卷十一著录。二、二十二卷本。增改于道光十七年任广西巡抚时，道光十九年付梓。此本先经阮元增删，又由撰者勘补扩为十五门二十二卷，撰者自订年谱作二十四卷，实则为二十二卷，或始拟增为二十四卷而未果。《贩书偶记》卷十一著录此书，并注称：“即阮云台增删本，较他刻本《官常》、《政事》二类各增一卷，余者或删或增，甚多不同。”三、同治十一年，撰者之子梁恭辰合陕西、广西二本版片，补其残缺，合二为一，重刊为二十二卷本。今《清代笔记丛刊》即据此本刊行。

《归田琐记》八卷，为梁章钜退归林下之作。卷一第一条《归田》，即撰者道光二十五年元旦所撰自序。自序记其撰书缘由称：“余于道光壬辰，引疾解组……越四年，奉命复出。又七年，复以疾引退，侨居浦城。养疴无事，就近所闻见，铺叙成书，质实言之，亦窃名为《归田琐记》云尔。”

“道光壬辰”为十三年，“越四年”为十七年，“又七年”为二十四年，而自序系写于二十五年元旦，则是书当撰成于道光二十四年无疑。卷首有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许惇书序。许为撰者门人，受命校雠刊行事，则是书当刊成于道光二十五年底。

是书分八卷，卷内各段均有标题，书前有总目录，颇便检用，唯各卷内容较杂。如卷一既记园林、藏书楼及器物，又多记民间验方。卷二《致刘次白抚部（鸿翔）书》条，载撰者道光二十二年致时任福建巡抚刘鸿翔的信。指摘刘允许英人入居福州城内乌石山积翠寺之事，为轰动一时的大事。此函亦流传较广，可以见当地士绅之态度。其《炮说》与《请铸大钱》二条与当时武备、钱法有关。卷三记有人物、名胜、书画等事。而《麻沙书板》条录自礼部志稿中，记建阳刻书故事，可备探讨版本之参考。卷四记闽籍人物黄宗周、洪承畴、李光地、陈梦雷等人事迹，并及当地科第盛事。卷五记鳌拜、噶礼、隆科多、年羹尧、讷亲、胡中藻、和珅等人故事。所记详明，如胡中藻之文字狱、和珅之抄家清单皆可备史助。卷六记纪晓岚、刘墉、朱珪等人逸事及读书作序等事。其《已刻未刻书目》记个人著作，虽数量较多，但亦未能概其全部。卷七记议论三国、封神、世间俗事、俗语及菜谱。其《清客》一则，尤有妙趣，录以资谈助云：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须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编为十字令者曰：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有续其后者曰：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当，五子围棋不悔，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诗不迟，八张马钓不查，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则更进一解矣。

似此，作为清客，亦非易事，而具此十长，又为何甘沦于清客？盖难守寂寞而日谋寻乐于热闹场中耳！视今之奔竞趋奉于大款、大蔓左右者，或十长不得一二，则纯为势利之徒，更等而下之矣！

卷八附录撰者晚近所作诗文及他人和作。题曰《北东园日记诗》，有短语弁首云：

早年向学，中岁服官，日必有记，用资稽考。自归田后，无所事事，遂辍笔焉。而山中岁月，闲里居诸，亦不忍竟付飘风，漫无省记，间以韵语代之。三年以来，忽忽积成数十首。儿辈喜其语质易晓，而多逸事可传，并乞加注语，以畅其旨，则犹之乎日记云尔。因自题为《北东园日记诗》附入《归田琐记》之余，以待继此随时增加，仍不以诗论也。

是此日记诗乃撰者自记其退居三年以来之行事，可略窥其生平之一隅。所附《锢婢说》、 《厚敛说》均言之成理，亦以见撰者对世俗之针砭。

是书有《笔记小说大观》第三辑第三函本，《清代笔记丛刊》本。1981年，中华书局印行点校本，收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继《归田琐记》后，梁章钜又撰写了《浪迹丛谈》十一卷，以后又有《续谈》、《三谈》之作，或可统称为《浪迹丛谈》三种。梁章钜在《浪迹丛谈》卷一，开宗明义地自述其撰著缘由称：

余于道光丙子由浦城挈家过岭，将薄游吴会间。客有诵杜老“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之句以相质考。余答之曰：“我以疆臣引退，本与近侍殊科，现因随地养疴，儿孙侍游，更非无家可比。惟有家而不能归，不得已而近于浪迹，或买舟，或赁庑，流行坎止，仍无日不与今铅椠相亲。”忆年来有《归田琐记》之刻，同人皆以为可资谈助。兹虽地异境迁，而纪时事，述旧闻，间以韵语张之，亦复逐日有作。岁月既积，楮墨遂多，未可仍用归田之名，致与此书之例不相应，因自题为《浪迹丛谈》，浪迹存其实，丛谈则犹之琐记云尔。

是书十一卷。卷一记名胜诗作，卷二记扬州名胜，卷三记人物，卷四记官职，卷五记铸钱、开矿、武备、科目，卷六记明人事迹、命名，卷七记巧对杂谜，卷八记医方，卷九记金石书画，卷十说诗，卷十一附个人诗作。内容较丰，有裨参读，但编次不免杂乱。其中卷四《翰林院缘起》条、《大学士缘起》条及《武阶》、《职衔》诸条，均详明可据。卷五《英夷》、《鸦片》两条，与近代史实有关。

《续谈》八卷。是撰者游杭州、苏州、温州等地所著随笔。以记山川名胜、掌故逸闻为主。内容明晰，文字清新，颇堪涉猎。其卷一记苏州灵岩山、狮子林、绣谷、息园等名山园林，记杭州天目山、玉皇山、雷峰塔、保俶塔、苏小小墓等寺院胜景，均娓娓可读。另有记苏州孙春阳南货店一则，言赵吉士《寄园奇所寄》、余怀《板桥杂记》及袁枚《随园食单》诸书中皆载其事，而均不及撰者之“详其始末”，实则此前有钱泳《履园丛话》已详记其事，钱在梁前，而二文又极相似，抑梁氏或录入钱氏《丛话》所记？若此，则梁氏未免有不实而夸之讥。本卷末所附有关案牍文字专用词的解释三十五则，于公文中之专用语皆详其出处而有所诠释，不仅为研究文牍者所需，亦足为今之整理档案者所当读。卷二记温州之行。卷首有《东瓯杂记》一篇，述其赴温之动议，并称“随地随事，笔之于纸间，或辅之以诗，不自知其为老衰，亦聊以存一时之泥爪尔”。所记温州衙署、祠墓、溶洞、楼亭及有关人物逸事，其中《东瓯学派》、《四灵诗派》、《琵琶记》、《荆钗记》等条，皆与当地有关，足备参考。卷三专记游雁荡之事。有《游雁荡日记》一篇，记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间游踪所及，附录所作记游长歌和诗多首。卷四说酒及食品，其《烧酒》、《绍兴酒》、《沧酒》、《浦酒》等条述各酒缘起及特色。其《燕窝》、《熊掌》、《豆腐》、《面筋》等条，则叙各种食物做法与掌故。卷五论人物。卷六论戏曲及戏中人物，并引据史传相考。卷七、卷八记俗语传闻。如卷七记《百家姓》、《三字经》撰者，为他书所已载，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十二属》、《物故》、《缙绅》等，卷八之《悬车》、《秀才》、《署名加制字》等条，皆考其原始，可供稽考。

《三谈》六卷。系撰者于道光二十九年暮春居留温州时所撰，主要为诗作，并辑录前人著作中之论述。卷一总题为《观弈轩杂录》，取古今著述有关弈之原始及故实，大略已具，读之可为学弈者发蒙。卷二论改元甚详。卷三评人物图籍，正俗语不确。卷四为个人诗作。卷五论酒及食品，类《二谈》卷四所记。卷六为杂说与个人诗作。

《浪迹丛谈》三种均有1984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本和1981年由陈铁民点校、中华书局《清代笔记史料丛刊》本。

梁章钜在上述六种笔记外，尚有一种名《枢垣记略》的笔记。《枢垣记略》与其他笔记不同，自具特色。其一，笔记一般是综合性著述，内容较杂，而《枢垣记略》则是以军机处各有关问题为中心内容的综合性著述。其二，笔记虽有正续编之作，但作者往往是一人。而《枢垣记略》则初编十六卷为梁章钜原著，五十年后，又有朱智等为之增续十二卷，成二十八卷，但未动门类，仍沿用原书名与原作者。续增者固不失学者风范，以谦抑自守。

《枢垣记略》有两种版本。一是梁章钜编撰的十六卷本，这是撰者于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年间任军机处章京时所纂辑者。据点校者何英芳的出版说明分析，该书内容有四部分来源：一是有关军机处的旧档材料，二是选取与军机处有关人员的诗文，三是咨访故老，记录见闻，四是搜集史料笔记、丛书、地方志中有关军机处人员的生平事迹。根据这些较全面材料，撰者终于较有系统地辑成一部论述有关军机处这一重要机构的著述。此本有梁章钜道光三年在清江浦所撰序，历言成书缘由。全书分《训谕》一卷、《除授》二卷、《恩叙》三卷、《规制》二卷、《题名》三卷、《诗文》三卷、《杂记》二卷，共七门十六卷。并称于道光二年春离任时，将书稿寄请继任者李彦章为之“拾遗正误”，逾年稿还，即以付梓。因军机处为清代雍正以来政府核心所在，颇类唐、宋之枢密，故题名曰《枢垣记略》。全书记事止于道光二年春，刊行则在道光三年秋冬间。与《贩书偶记》著录道光癸未刊十六卷本正合。我未见此本，我所见为天津图书馆藏十六卷本，封面有长白玉麟题“道光五年冬日”，似为刊行年份。但书中有道光十五年八月朱士彦撰序，序中言及朱士彦于道光十五年秋与梁章钜相遇于宝应，梁即“出示所纂《枢垣记略》十六卷，粲然成编，并索余一言”。显然朱氏所见当为初刻本，既题五年刊，复有十五年序，实悖情理。疑五年曾有刻本，或五年曾谋刊行而未果，仅请人题封面，直至十五年朱序后始刻成书，仍用原封面。或道光十五年后又有刻本，即增入朱序，但仍用五年封面，遂有此误。未知何者为是？

另一本是军机章京朱智于光绪初年奉恭亲王之命续补之二十八卷本。朱智字茗笙，浙江钱塘人，咸丰元年举人。历任工部主事、军机处章京、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卿、太仆寺卿和兵部右侍郎等官。书前有光绪元年十二月恭亲王授序，言其自咸丰年间入直枢廷以来，十余年间深感《枢垣记略》一书，可资考镜。但成书至其时已五十余年，应有所增益。“爰属章京朱智等详稽档册，依原书体例，重加修辑，其训谕、除授、恩叙、规制、题名、诗文六门，今增十二卷，合原书共为二十八卷”。即《训谕》一卷、《除授》四卷、《恩叙》七卷、《规制》二卷、《题名》五卷、《诗文》七卷、《杂记》二卷。此本仅收梁章钜原序，而不收朱士彦道光十五年序。其续补部分上限接道光二年，下限至光绪元年十二月。

1984年，何英芳曾据二十八卷本进行点校，并由中华书局收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印行。点校者在《说明》中肯定“《枢垣记略》一书汇载了有关军机处的史料”，正可补清代官书对此记载之不足。又比较十六卷本与二十八卷本之异同，有裨读者。唯其言二十八卷本于“《规制》与《杂记》二类，则未作任何补充”，似欠准确。《杂记》未加续补，在恭亲王序中已明言仅增六类，即明确《杂记》不增补。详校二本，《杂记》确未增一字。至于《规制》则在增补之列—它虽未增卷数，内容确有所增补。续撰者以“又按”、“谨查”等形式增补约十余条，其《规制一》所补较多。二十八卷本尚有增补内容而不增卷数者，如《训谕》一类即是。此或点校者偶有疏忽，未加详校所致。中华本除梁章钜原序及恭亲王续补序外，尚收入道光十五年朱士彦序，使全书有关资料完备，有利参考。

梁章钜除学术著作外，还写了这么多的笔记。这固然和清代许多名公巨卿、文人学者好以笔记作消闲遣闷之具的社会风气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读书写作较勤，又能善采见闻，笔之于朋，岁日既久，积稿成册。这些笔记因为内容无所拘束，所以涉及面甚广，如政治事件、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山川景物、风俗民情、诗文逸事、人物臧否等，几乎无所不包。对于了解历史、了解社会，都有很大帮助，成为一个重要史源。又因笔墨比较随意，易于为读者所接受，故其影响所及，往往超出其学术著作。但由于历来多视笔记为小道，将其列于杂家、小说家一类，而未能给以应有的史料地位。而笔记作者在撰著笔记方面的成绩也往往被认为是自我遣兴之作，很少加以论述。如梁章钜这样丰产的笔记作者，难道不应评介其笔记著述的成就，而给以文化史上一定的地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