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险成右派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出来以后，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不对的地方，都很诚恳地对党提意见了。因为开始，整风、反右讲得很清楚，党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尤其是批评性的意见，可以帮助改进工作。

我当时提了什么意见呢？我就说，支部书记、总支部书记，这些干部，他本身应该上课，不上课，只是安排政治学习不断开会，把教师备课的时间都占光了，教师怎么能上好课？他自己也需要教课了，就不会整天搞政治学习了。

1957年的整风、反右，我们的上课的课时大大减少，教师们，也是投入到整风、反右里去。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开很多次会，甚至每天开会。开会一开两三个小时，拖下去，没有给教师备课的时间，这样对提高教育质量，就很有妨碍。

我在支部里讲了这些意见以后，我自己觉得，我是诚心诚意希望组织上考虑这个问题，能够改善我们的教育面貌，根本没有想要攻击党，我这也不是攻击党的言论。但是，实际上因为我这么一讲，一批评支部书记、总支书记以后，他们就把我列到右派名单里了，说我攻击党，我一点也不知道。

学校基本上大鸣大放完了以后，就定下来哪些是右派。最后，中央委托了李培之到人民大学来了解划右派的情况。李培之就是王若飞的夫人，她名义上也是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其实只是挂个名，她是在中央工作的。学校就把内定的右派集中在张自忠路一号大礼堂里，告诉大家，中央要听取你们的意见。当时我们还非常高兴，觉得中央重视我们的建议。

第一个讲的是葛佩琦，葛佩琦后来是著名的大右派。第二个是王德周，也跟葛佩琦一样，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当然葛佩琦、王德周他们讲的话是很激烈的，说共产党怎么现在是这样子？王德周说，如果我手里有机关枪，我就要对着你们干。实际上葛佩琦是周总理在国民党时期单独发展的地下党员，冒着出生入死的危险，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所以1949年以后，他有许多情况看不惯，说话也大胆，觉得中央领导都了解我，我怕什么呢？王德周听说也是属于这个类型，所以容易激动，说话就没有分寸了。葛佩琦、王德周讲了以后，李培之没有说什么。

第三个轮到我发言了。我还是讲刚才的那两点意见。等我讲完这两点意见，想不到，李培之讲话了，说这个同志讲得好啊，整风反右，整风就是给党提意见，要改进工作，这个同志提出来的两点意见，我觉得很对，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人员都不做教育工作，教育课程怎么能够提高？她说大家要像他那样既愿意提意见，又是出于爱护党。她说，我看他的发言就很好，大家要像他那样。这样一来，胡校长马上就回去把我的名字从右派名单里划掉了。

这件事情也只是上层知道，隔了几年，到了“文革”以后，社科院历史所的李新所长。我们人大整风反右时李新是教务长，他了解情况，我被定为右派他也知道，后来李培之一讲以后把我从右派名单里去掉，他也非常清楚。有一次他说，你的运气真好，那天要不是李培之来听讲话，说你讲得很好，否则你就是第三名右派了。

我的几个好朋友都是右派。杨廷福，他是研究唐代法律的专家。实际上他是真有学问，而且讲的意见也非常在理，但是把他划成右派了。一划成右派，命运可想而知。后来虽然平反了，但是没有几年就得病去世了，就是长期的忧郁，长期的心里的痛苦，造成了身体的病。

他被定为右派的那篇文章，讲的就是：要提倡法治，共产党的司法部门，如果有错判，有审查不当，也要负法律责任。他举个例子，这个人不应该是死罪，你把他判了死罪，枪决了，你明明是错的，你置人于死地了反而没有责任，这怎么行呢？所以他提出来，司法部门的判决如果有错误，也要负法律责任。这完全是为了健全我们的法制提出的一个很好的建议。那个时候“左”得不得了，说他是攻击共产党，所以把他打成右派。

隔了好几年，杨廷福到北京来帮季羡林先生校注《大唐西域记》。他原来也是无锡国专的学生，所以王蘧常先生让他来看我。我们一见如故，我也知道他的遭遇。他在王府井文联大楼工作，到我住的张自忠路那个地方很近。每个礼拜都会两三次到我家吃饭聊天谈学问。我觉得他做学问是真正了不起的一个人才。

我想了个办法，我说，你把你被打成右派的那篇讲法制的文章拿来给我看看。他拿来给我，我看了以后，把这篇文章给《人民日报》法制版的主编汪子嵩寄去，我说，你看看这篇文章能不能用。当时“四人帮”刚垮台，大家呼吁要健全法制。汪子嵩一看这篇文章讲得非常有道理。《人民日报》就登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一登出这篇文章，上海市教育学院就着急了，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把杨廷福打成右派，现在《人民日报》把他的文章发表出来了，上海市教育学院哪还敢马虎，马上给他平反，而且把扣发的工资全部发还。

那时候中央还没有正式开始平反呢，他正好在意大利参加国际会议，讲法制的问题，知道消息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回来就买了两瓶酒来看我，说他彻底平反了，工资也都一次补还了，家庭生活马上改观了，非常高兴。大家都说冯先生出的这个主意非常高明，自然而然就平反了。

但是实际上这么长时间的右派帽子，压得他非常抑郁，不久，就发现他得了癌症。日本还派了一个医疗队，专门来给他治癌症。日本的专家来了，看了以后，也没有办法了。我专门到上海去了三次，看望他。第三次碰到周谷城先生，中国通史的老专家，也是我们无锡国专的老师。杨廷福说，周老师你还来看我，我的学问都是你教的。周先生连忙说，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我从来没有涉及唐律，你现在是世界闻名的唐律专家，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周谷城先生就跟我说，廷福是勤奋加天才，一般人做学问做不到这个境界。

我们怕他太疲劳，稍微待了一下就出来了。出了病房，主治医生告诉我们，他最多还有7天。他病故的时候还没到60岁呢。

那个时候我们教研室还有两个右派，一个是邵祖平。一个是杨纤如。为什么要划他们两个是右派呢？现在想想也完全是冤枉的。

邵祖平年龄已经很大了，他是鲁迅那个时期的人，他跟鲁迅有几次笔战，反驳鲁迅。当时大家的概念是毛主席对鲁迅评价那么高，鲁迅当年是革命的一面旗帜，你反对鲁迅，你就是反对革命，因此你就是右派，就这么个逻辑下来的。这个老先生这么大年龄了，他也弄不清楚为什么把他定成右派，也无处去申诉，无处辩解。邵祖平先生能写诗，古典文学修养好，我以前经常为了课程问题去请教邵先生，我觉得他毕竟是老一辈的学者，知识面比较广，知道的也多。他就因为当年跟鲁迅有几次笔战，到反右的时候他就成了老右派。

杨纤如原来是北京地下党的党员，他老是有点自以为了不起，老子的脑袋是别在裤腰带上的，我怕什么？觉得你们都是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当年怎么斗争的，所以说话就目空一切。群众关系也不好。但是他有他的长处，他写作能力强，他能写东西。他听了我的几次讲课以后，对我非常有好感，所以跟我关系比较亲密。当时他也没有想到会把他定成右派，后来想想，也是没有道理，因为定右派的唯一标准是反对共产党，他并没有反对共产党。定了右派以后，他也不能教课了，他就正式投入写作，写的几部小说都出版了，也相当不错。

从我们人民大学小小的一个语文系来看，划的右派都不是那么回事，都不是要反共产党。实际上撇开国民党潜伏的那些人员以外，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知识分子、教授、大学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不拥护共产党的。当初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估计错了，而且还要按比例分配，你这个系多少人啊，要有百分之几的右派，有些人就是这样被凑成右派的。

唯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领导李俊民，他非常正直，非常爱护自己的部下。他就给上海市委报告，我的单位没有右派，都是拥护共产党的，要定右派你来定，我定不出来，没有反对共产党的。那也拿他没办法，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没有一个右派。这是全国少有的这种情况，这位领导已经去世了，以前我也很熟。这段事情是后来听到的。

1957年过了以后，1958年“大跃进”了，那更不得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那更没有上课的时间了。有的学生也很天真的，他说，我们要听课，我们不想成为炼钢铁专家，我们到人民大学来也不是来炼钢铁的。但是整个政治运动，你不参加这个运动，你对党是什么态度？就变成这样一个大帽子。所以整个社会的思想越来越“左”，教育的时间，尤其古典文学教育的时间，越减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