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的幸福

1997年，钱瑗病逝。1998年，钱钟书病逝。钱钟书去世后，杨绛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们走了，我是留下来收拾现场的人。”她收拾出了一本《我们仨》。杨绛的文字很清淡，没有一点刻意的渲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钱钟书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无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我读这段文字时，心中一直模糊着的“家”的影像被唰地擦亮了。我想起一个朋友曾对我说，她理想中的爱情就是像钱钟书和杨绛那样能够相得益彰的爱情。对于钱钟书和杨绛，我私下里常觉得他们受名气之累，爱情上或许相得益彰，组成的家庭却有些难得安宁。可是，《我们仨》中充盈的平凡、朴素的亲情以及这份亲情对三个人的滋养，使我对“家”这个字有了无边的亲近之情。

有一套“印象书系”，我买了其中的《沈从文印象》。书中许多文章，都渐渐忘却了。唯独沈虎雏写父亲的那一篇始终印在脑海里。

沈虎雏写父亲执意送他去学校，走到一个门楼，他兴奋地和儿子谈门楼的雕饰，儿子不耐烦，一遍又一遍地催他回去，他呆了呆，停了口，却仍是送。上了桥，看到桥上有鲜枣卖，他用手绢包了半斤，要塞给儿子，儿子忸怩着不要，他一把一把地往儿子的裤兜装……终于，父子分了手。儿子轻快地骑上车，挣脱羁绊似的欢畅地驰去。而留在原地的父亲，依然从一株株柳树的间隙里，望那渐渐远去的孩子……沈虎雏不知道父亲那时想些什么，他顾不上琢磨，他要去学造机器，去做实际的事业。父亲的“传奇故事”是父亲时代里的东西，他无暇，也不屑了解。

可是终于有一天，“孩子走过了一条长路，从另一个方向来到桥头，想听听银锭桥的传奇故事。桥上空空荡荡，一无所有，那个人早已离去”。

1995年8月23日，张兆和在《从文家书》后记中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相濡以沫地过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日子”里消磨了，再回首时，多半是有这一份茫然的。而张兆和的伤痛，是“一直不懂他，等到懂了，已经晚了”。对应张兆和这句话的，是沈从文婚后曾写了一篇小说《夫妇》，在文中，他借主人公感叹道：“他多么希望她不仅仅是包容他，而是更了解他一些，但他不知如何一来，才能使她更懂得他。”

“懂得”，这两个字常常在朝夕相处的人之间被稀释着，许多人在相互依存的同时也相互隔膜着。茫茫人海，为什么是他（她）走到你的身边？那么多的生命，为什么是这个生命由你孕育？无论如何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吧。也许，每个家庭都是不寻常的遇合呢，只是许多时候，身边的人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一个模糊的投影，他（她）们的意义要在失去后才能逐渐清晰起来。能触到“此岸幸福”的，一定是智者——兼有心灵的丰富与心胸的豁达。

曾经看过一幅油画，画了身体亲密地依偎在一起，神情上却显得各不相干的三个人，这幅油画叫《一家人》。当时觉得这就是现代家庭的精神写照了：至爱亲朋又如何？人与人本质上是隔膜的，每个人在灵魂深处都是如此孤单。可是，现在看着《我们仨》封面上的那张全家福，也是三个人，却是全然不同的感觉。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所谓“不寻常”，是他们在共同注视前方的时候，在内心深处，始终记得相互凝视。

于是，拈花一笑，彼此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