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方案

这本书里收录的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2008年1月1日，当时，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正在向全球金融危机升级。这篇文章是对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的自传《动荡年代》所作的评论。格林斯潘说：“市场已经复杂得让人类无法有效干预，最有希望防止危机的政策，是那些保持市场最大灵活性的政策——对冲基金、私募基金、投资银行这些最重要的市场参与者，能自由地发出市场行为……”现在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加激起批判冲动的判断。

市场与干预，创新与监管，是过去10年来从中国到全球争论不断的话题。历史的钟摆，总是周期性地回荡。但从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来看，这次可能会不一样。市场与干预似乎同时失灵，许多国家的老百姓对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表达不满。金融创新每隔10年几乎必然出事，不是在新兴市场，就是在发达国家，不是在传统金融领域，就是在新金融领域；而技术的创新，因看不到监管的同步创新，也引发更多的不安。

过去10年，我大多数时间在《福布斯》中文版担任总编辑，在第一财经担任首席执行官，无论从外向内看，还是从内向外看，这个世界最精彩的故事，无疑发生在中国。回顾这些年来所写的文章，从内容来看，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创新，让未来发生。创新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主题。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和当下，到处都有未来的影子，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没有把握。而那些创新者，就是让未来发生的人。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降下来了，但是出现了一大批基于数字技术和通向智能未来的公司。创业、创新、创富是这一部分文章的主题，其中包括优秀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也包括一些初创公司、独角兽公司、科技巨头；从硅谷到中关村到深圳，有创业方法论的探讨，也有政府如何打造创新经济的建议。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时期，中国企业家精神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从速度向质量转换，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新与旧的大碰撞。相比发达国家，新经济对旧经济的颠覆，在中国更加彻底和迅猛。而中国的一些传统产业显得特别脆弱，因为中国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历史并不长，有些产业并没有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充分发育成长，遇到互联网不堪一击。媒体就是一个典型的领域。这些年我亲历了媒体大变局，信息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包括互联网技术每一次进步，首先影响的就是媒体行业。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旧媒体被颠覆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世所罕见，这部分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旧媒体与大革命》。其实新经济与旧经济不是完全对立的，许多行业可以主动拥抱互联网，而互联网公司也在融合更多的传统行业。例如中国的零售业，在经历了电商、新零售之后，通过供应链、智能化、支付服务等影响到制造业和更加广泛的实体经济。在旧经济向新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反垄断化、创造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效应，也非常值得关注。

势在前行，从危机出发。这一部分包括我在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期间写的一些文章，主题涵盖此后的美国经济衰退、欧洲债务危机、反全球化运动、中国经济在经过4万亿元刺激后短暂V形反弹，然后增长速度一路下跌进入L形的“新常态”。金融危机让人们看到了自由市场机制的失灵，也看到了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失灵（比如欧洲债务危机），宣告了西方的福利国家濒于破产，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刺激经济的传统政策效果越来越弱。过去10年，其实经历了自由市场学说与政府干预的两难困境。最近全球民粹思潮的崛起，反映了许多国家的老百姓对于政府治理的不满。我们会“浪费”一次危机吗？避免了黑天鹅，会养大了灰犀牛吗？当市场与刺激都失灵的时候，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经济政策都转向供给侧，都期待一种强势的领导力，推行结构调整和治理改革。这需要花费时间，而许多国家都看好中国。

面对未知的世界。我想说的其实是一种技术文明的崛起。持续53年的摩尔定律，以及期待中的量子计算，足以让计算能力便宜得成为公共品。连网成为一种基本权利，进而带来了创新的大众化，包括基因测序成本、新能源发电成本、电池能量密度成本、新材料成本等，都在指数级地下降，为产品创新和传统产业的变革带来了无穷的机会。与此同时，历史上每经历一次技术革命，结果都是人类将面对日益强大的机器。以往人类可以操控这些机器，用来征服自然，但这一次人类的自信心有点动摇，因为机器会学习了，可能一走下生产线就比人类聪明，而且比人类学得更快更好。技术把人类带上了加速创新的轨道，让我们通向一个未知的世界，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个终极问题。这个问题与数千年前人类祖先刻在神庙石头上的发问一样：我是谁？

全球进入了一个未知的水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而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在学习了西方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正在迎来自己的世纪。中国无法不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去帮助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反之亦然。中国需要提供一个答案，也需要一个方案。

我想用这本书里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我对中国这10年所发生的变化：从无限劳动力到无限计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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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横越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