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一
一切都在变化……社会生活在变化，“民族问题”也跟着在变化。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舞台上，而且每一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
例如，我们这里存在过所谓贵族的“民族问题”（национадь ныйвопрос），当时（在“格鲁吉亚归并于俄国”之后）格鲁吉亚贵族感到丧失他们原先在格鲁吉亚国王统治时代所享有的特权和势力，对于自己是多么不利，他们认为充当“庶民”有伤自己的尊严，所以想要“解放格鲁吉亚”。他们想借此使格鲁吉亚国王和贵族担当“格鲁吉亚”的领导者，从而把格鲁吉亚人民的命运交给他们！这是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национали-зм）。如果不把格鲁吉亚贵族反对在高加索的俄罗斯统治者的个别阴谋计算在内，那末这个“运动”就没有做出任何一件能够博得荣誉的事情，没有在格鲁吉亚人的生活中留下任何显著的痕迹。只要社会生活事变稍微触到这个本来就很软弱的“运动”，就足以把它根本破坏。的确，商品生产的发展、农奴制度的废除、贵族银行的创立、城市和乡村中阶级对抗的加剧、乡村贫民运动的加强等等，——这一切都给格鲁吉亚贵族以致命的打击，同时也给“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格鲁吉亚贵族分裂成为两派。其中一派抛弃了任何“民族主义”而向俄国专制制度伸出手来，想从那里换得高官厚禄、低息贷款和农具，要政府保障他们不受农村“暴动者”的威胁等等。格鲁吉亚贵族的另一派，更软弱的一派，则同格鲁吉亚的主教和大司祭串通一气，从而把受实际生活驱逐的“民族主义”置于教权主义卵翼之下。这一派热中于恢复那些已被破坏的格鲁吉亚教堂（这是他们“纲领”中的主要条文！），即“昔日伟业的纪念碑”，并且虔诚地等待一个能实现他们农奴君主制“愿望”的奇迹的到来。
这样，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就采取了教权主义的形式。
同时，现代社会生活又在我们这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национадьный вопрос ьуржуазии）。当年轻的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很难和“外国”资本家进行自由竞争时，它就通过格鲁吉亚民族民主主义者开始嘟哝起什么独立的格鲁吉亚来了。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想用关税壁垒保护格鲁吉亚市场，用强力把“外国”资产阶级从格鲁吉亚市场赶出去，用人为的方法提高物价，并用这种“爱国的”手腕在发财的角逐场上求得成功。
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目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不用说，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在无产阶级身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被阉割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注入生命力。必须把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民族民主主义者”就走上了舞台。他们费了许多气力来驳斥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民主党人大肆诽谤，劝告格鲁吉亚无产者离开这些人，同时赞美格鲁吉亚无产阶级，劝它“为了工人本身的利益”设法加强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他们一再恳求格鲁吉亚无产者说：不要毁灭“格鲁吉亚”（或许是指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忘掉“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亲善起来等等。但这都是白费气力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的甜言蜜语麻醉不了格鲁吉亚无产阶级！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情攻击，特别是把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队伍的强大的阶级发动，给我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并把他们从战场上赶走了。
“为了恢复被污辱的声名”，我们那些逃走了的爱国者“至少也得改变一下色彩”，即使领会不了社会主义的观点，至少也得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果然，秘密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姑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机关报《格鲁吉亚报》
爬上了舞台！他们就想这样来诱惑格鲁吉亚工人！但是已经晚了！格鲁吉亚工人已经学会分清黑白，他们很容易就看破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只是改变了一下色彩”，并没有改变自己观点的本质，《格鲁吉亚报》徒有社会主义的空名罢了。他们明白了这一点，于是高声嘲笑格鲁吉亚的“救星”！《格鲁吉亚报》的那些唐·吉诃德式的希望并没有实现！
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又渐渐在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先进人士和“俄罗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这些人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和“俄罗斯”发生联系，从而使本来已经动摇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基础更加动摇起来。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第二个打击！
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走上了斗争舞台，于是新的“民族问题”即无产阶级的“民族问题”也跟着产生了。正如无产阶级不同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民族问题”也不同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
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民族主义”。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呢？
俄国无产阶级早就谈到斗争了。大家知道，任何斗争的目的都是要取得胜利。但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必须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很明显，打破民族间的壁垒而把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兰、犹太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紧密团结起来，乃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
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如此。
然而，俄国专制制度是俄国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它经常阻挠无产者的团结事业。它用强盗手段摧残俄国各“异”族的民族文化、语言、风俗和机关。专制制度剥夺了他们应有的公民权利，从各方面压制他们，口蜜腹剑地在他们中间散播猜忌和仇视，挑起他们的流血冲突。这表明俄国专制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要离间俄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加强他们之间的民族纠纷，巩固民族壁垒，从而更加顺利地分裂无产者队伍，更加顺利地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分散为小的民族集团，以便扼杀工人的阶级觉悟，破坏工人的阶级团结。
俄国反动势力的利益就是如此，俄国专制制度的政策就是如此。
很明显，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迟早一定要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政策发生冲突。事实果然这样，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应该怎样打破耸立在各民族间的民族壁垒，应该怎样消灭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以便使俄国各民族无产者更好地互相接近起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呢？
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的内容就是如此。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应该分成各个民族政党并把它们组成一个“自由联盟”。
“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也再三重复这样的话。
由此可见，他们劝我们不要团结成一个由统一的中央来领导的全俄政党，而要分成由几个中央来领导的几个政党，并且还说这都是为了加强阶级团结！我们想使各民族的无产者互相接近起来。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只要使各民族的无产者互相疏远就可以达到目的！我们想把无产者联合成一个政党。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只要把俄国无产阶级分散为各个政党就可以达到目的！我们想要消灭民族壁垒。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他们回答说：只要用组织上的壁垒来加强民族间的壁垒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一切就是他们给我们这些有着一个共同敌人并在相同的政治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俄国无产者出的主意！总之，他们对我们说：你们要干得使敌人拍手称快，并且亲手葬送你们的共同目的！
好吧，我们就暂且同意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的意见，跟着他们走，看他们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俗话说得好：追问撒谎人，就要追到撒谎的大门。
假定我们听从了我们那些联邦主义者的意见并建立了各个民族的政党，那末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这是不难了解的。在以前，当我们还是集中主义者的时候，我们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无产者的共同生活条件上、放在他们的一致利益上的，而关于他们的“民族差别”，我们只是在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抵触的范围内来谈的；在以前，我们认为最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之间一致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以便在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俄工人的集中的政党。而现在，当“我们”已成为联邦主义者的时候，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一个新的最主要的问题：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以便在“民族差别”的基础上建立各个民族的政党。这样，在集中主义者是次要东西的“民族差别”，在联邦主义者却成为建立各民族政党的基础了。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再走下去，那末我们迟早就要得出一个结论：例如，亚美尼亚无产者的“民族的”和某些其他的“差别”是和亚美尼亚资产阶级的这些“差别”一样的；亚美尼亚无产者和亚美尼亚资产者具有同样的习俗和性格；他们组成一个民族，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这就离“共同行动的统一基础”不远了，不论资产者或无产者，作为同一“民族”的成员都应当站在这个基础上，互相亲密地携起手来。这时，专制沙皇的伪善政策可能被认为是这种友谊的“新的”明证，而关于阶级对抗的言论将被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教条”。何况还有人会用他那富有诗意的手“更大胆地”拨动暂时还存在于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中间的狭隘的民族琴弦，弹出他所需要的调子来。沙文主义的骗术将会博得信用（信任），朋友会被认作敌人，而敌人会被认作朋友，于是就要发生混乱，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就要降低了。
这样，我们不是打破民族壁垒，而是依照联邦主义者的美意，用组织上的壁垒把它更加巩固起来；我们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向前推进，而是把它扔到后面，使它受到危险的考验。于是，专制沙皇“就要兴高采烈”了，因为他永远也得不到像我们这样不取报酬的助手。
难道我们是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吗？
最后，我们本来需要一个统一的灵活的集中的党，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在瞬息间发动全俄工人，并领导他们向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作坚决的冲击，可是有人却硬塞给我们一个畸形的、分散成各个政党的“联邦式的联盟”！他们给我们的不是锋利的武器，而是生锈的武器，并保证说：你们用这个武器可以更快地消灭你们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你们看，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要把我们引导到哪里去！
可是，因为我们不是要“巩固民族壁垒”，而是要打破这种壁垒，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生锈的武器，而是锋利的武器，以便根除现时的不公平制度，因为我们不是想叫敌人拍手称快，而是想叫敌人大吃苦头，并把他们消灭干净，所以很明显，我们应该撇开联邦主义者，而找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更好的答案。
二
上面我们所说的是不应该怎样解决“民族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社会民主工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首先必须记住，现时在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称为俄国（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显然它是想以此向我们表明，它不仅要把俄罗斯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而且要把俄国一切民族的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所以它将采取一切办法来消灭耸立在无产者之间的民族壁垒。
其次，我们党已经消除了那笼罩着“民族问题”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测的迷雾，已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使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带有阶级要求的性质，并且在纲领中用条文的形式规定出来。这样，党就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借此明白地指出了它所走上的道路和它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
“民族问题”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呢？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先生们要求些什么呢？
（一）要求“俄国各民族的公民权利平等”吗？
你们感到不安的是现在俄国盛行的公民权利不平等的现象吗？你们想把政府剥夺去的公民权利归还俄国各民族，所以要为这些民族要求公民平等权利吗？难道我们反对这个要求吗？我们非常了解公民权利对于无产者有多么大的意义。公民权利是一种斗争武器，剥夺这些权利就等于剥夺武器；谁不知道没有武器的无产者就不能很好地进行斗争呢？俄国无产阶级正需要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都能很好地进行斗争，因为这些无产者斗争得愈好，他们的阶级觉悟就愈高，而他们的阶级觉悟愈高，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也就愈紧密。是的，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因此我们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用全力为俄国各民族的公民权利平等而斗争！你们只要读一读我们党纲第七条上党所规定的“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一律享有完全平等权利”，就会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负有实现这些要求的责任。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还要求什么呢？
（二）要求“俄国各民族的语言自由”吗？
你们感到不安的是俄国各“异”族无产者几乎都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学习，几乎都被禁止在公共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内使用本族语言的情形吗？确实有理由感到不安！语言是发展和斗争的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有充分权利使用那种能够保证他们更容易受到教育，更好地在各种会议上，在各种公共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中和敌人作斗争的语言。本族语言就被公认为这样的语言。他们说：各“异”族的无产者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被剥夺了，难道我们能够默不作声吗？究竟我们的党纲是怎样回答俄国无产阶级这个问题的呢？你们只要读一读我们党纲第八条上我党所要求的“居民有权用本族语言受教育，由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出资设立为保证实现这一权利所必需的学校；每个公民都有权在会议上用本族语言发表意见；在一切地方的公共机关和国家机关中，本族语言应当与国定语言同样使用”，——你们只要读了这一条，就会相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负有实现这一要求的责任。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还要求什么呢？
（三）要求“俄国各民族的自治”吗？
你们想借此说明同一法律不能同样适用于俄国境内因独特的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而互不相同的各个地方吗？你们想让这些地方都有权使一般的国家法律适合于它们的独特条件吗？如果是这样，如果你们要求的内容是这样，那就必须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这个要求，必须消除民族主义的烟雾即糊涂观念而直截了当地述说出来。如果你们听从这个劝告，那末你们就会相信我们丝毫也不反对这个要求。我们毫不怀疑，俄国境内因独特的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而互不相同的各个地方不能同样应用国家宪法，这样的地方应该有权用适当的形式来实施一般的国家宪法，以便得到更大的好处，以便更充分地发挥人民中间的政治力量。这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如果你们再读我们党纲第三条上我党所要求的“施行广泛的地方自治，保证各个具有独特的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的地方有权实行区域自治”，那末你们就会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先要把这个要求的民族主义烟雾廓清，然后把实现这个要求的责任担负起来。
（四）你们是向我们指出沙皇专制制度野蛮地摧残俄国各“异”族的“民族文化”，横暴地干涉他们的内部生活并从各方面压制他们，野蛮地破坏了（并继续破坏着）芬兰人的文化机关，残暴地掠夺了亚美尼亚的民族财产等等吗？你们要求保证不受专制制度残暴的蹂躏吗？难道我们没有看见沙皇专制制度的暴行吗？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在反对这种暴行吗？！目前谁都看得很清楚，现在的俄国政府是如何在压制和绞杀俄国各“异”族的人民。同样毫无疑义，政府的这种政策每天都在腐蚀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使它受到危险的考验。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反对沙皇政府这种含有腐蚀作用的政策。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保卫这些民族的各种机关，使之免受专制制度宪警暴力的摧残，我们不仅要保卫它们的有益的机关，而且要保卫它们的无益的机关，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向我们提示：只有各民族自己才有权消灭或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某一方面。但是，请读一读我们的党纲第九条吧。难道我们的党纲第九条不就是讲的这一点吗？要附带说一句，这一条无论在我们的敌人或友人中间都引起了纷纷的议论。
但是在这里，有人打断我们的话，劝我们停止谈论第九条。我们问道：为什么呢？他们回答说：“因为”我们党纲中的这一条和同一党纲中第三、第七、第八各条“根本矛盾”，如果赋予各民族以依照自己意志处理本民族全部事务的权利（见第九条），那末在上述党纲中就不应当有第三、第七、第八各条，——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条文在党纲中仍然保留，那末毫无疑问，就应当把第九条从党纲中删去。毫无疑问，《格鲁吉亚报》也是讲的这一类的话，它居然以其固有的轻率态度问道：“对一个民族说‘我给你以区域自治权’，而同时又提醒这个民族，说它有权依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本民族全部事务，——这是什么逻辑呢？”（见《格鲁吉亚报》第九期）“可见”纲领中含有逻辑上的矛盾，“可见”为了消除这个矛盾，必须把党纲中某一条或某几条删去！是呀，“无条件地”必须删去，否则怎么行呢？请看，逻辑本身在通过不合逻辑的《格鲁吉亚报》表示抗议了。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古代的故事。据说从前有一位“解剖圣手”，凡是“真正”解剖家“所必需的一切”：毕业证书、工作场所、解剖器具、无比的奢望，他样样都有。但是只缺少一样小小的东西——解剖学知识。有一次，人家请他说明那些胡乱摆在解剖台上的一套骨头彼此间有什么联系。于是我们这位“著名的圣手”有机会大显身手了。“圣手”堂而皇之、郑重其事地“工作”起来了！可是糟糕得很！这位“圣手”对解剖学却一窍不通，他不知道哪些骨头接在哪些骨头上才可以成为一副完整的骨骼！这个可怜虫忙了半天，出了一身大汗，可是白费气力！最后，当他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的时候，他就抓起几根骨头扔得远远的，同时带着哲学家的神情大骂特骂，说是“居心叵测”的人竟把一些假骨头放在他的解剖台上。当然，观众对这位“解剖圣手”只好报之以哄堂大笑了。
《格鲁吉亚报》也发生了这类的“怪事”。它忽然想要分析我们的党纲，但它却不知道我们的党纲究竟是什么东西，应该怎样加以分析，它不懂得这党纲中的各个条文彼此有什么联系，每个独立条文有什么意义，于是就带着“哲学家的神情”忠告我们说：因为我不能了解你们的纲领的某某条文，所以（? !）必须把它们从纲领中删去。
可是，我并不想耻笑这个本来就够可笑的《格鲁吉亚报》，因为俗语说，好汉是不打落水狗的！恰恰相反，我甚至情愿帮助它理解我们的党纲，不过要它履行下面几个条件：（一）要亲口承认自己的无知；（二）要仔细听我的话；（三）要顾到逻辑。
请看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党纲第三、第七、第八各条是根据政治集中主义规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把这些条文列入自己的纲领时所持的理由是：所谓“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即“解放”俄国各“异”族人民，一般讲来，在政治统治权还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时，是办不到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目前的经济发展在“各异族”和“俄罗斯”之间逐渐搭起一座桥梁，使其联系日益密切，因而在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领导集团中间产生友好的感情，结果就使他们的“民族解放”的意愿失去了依据；第二、一般讲来，无产阶级是不会赞助所谓“民族解放”运动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任何这样的运动总是只有利于资产阶级，而腐蚀和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这些理由就产生了政治集中主义的思想，以及由这个思想所决定的我党党纲第三、第七、第八各条。
然而，这正像上面所说的，是一般的看法。
但是，这并不是说不可能造成某种经济和政治条件，使各“异”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在这种条件之下要求“民族解放”。
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这种运动对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有利的。
那时我们党应该怎么办呢？
正因为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才把第九条列入我们的党纲，正因为预见到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才赋予各民族一种权利，使他们能竭力本着自己的愿望（例如，完全“解放”，实行分立）去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我们党是一个以领导全俄战斗无产阶级为目的的党，它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去适应无产阶级生活中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应该把这样的条文列入自己的纲领。
任何一个深谋远虑的政党都应该这样做。
然而，《格鲁吉亚报》的“圣手”和某些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原来并不以第九条的这种意思为满足。他们要求“断然地”、“直截了当地”回答一个问题：“民族独立”对无产阶级有利还是无利？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19世纪50年代俄国的形而上学者，他们喋喋不休地向当时的辩证论者问到雨水对于收成有益还是有害，要求“断然地”回答他们。辩证论者当然不难证明，这样提出问题完全是不科学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应该有不同的回答：雨水在天旱时是有益的，而在多雨时却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要求“断然地”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愚蠢的。
可是，这一类的例子并没有使《格鲁吉亚报》得到教益。
伯恩施坦的信徒们也曾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断然地”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合作社（即消费生产互助社）对于无产阶级有益还是有害？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难证明，这样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很简明地解释了：一切都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已提高到应有程度的地方，在无产者已团结成一个强固的政党的地方，如果合作社是由党着手建立和领导的，那它对无产阶级就会有很大的益处；而在没有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合作社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是有害的，因为合作社能使工人产生小商人的倾向和行会的闭关自守心理，从而损害工人的阶级觉悟。
可是，这个例子也没有使“格鲁吉亚报派”得到教益。他们还更加固执地问道：民族独立对无产阶级有益还是有害？请你们断然地回答吧！
可是我们看到，那些能在各“异”族资产阶级中间产生和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此刻还不存在，而且将来也不一定会出现，——它们不过是我们所假定的一些可能产生的条件罢了。此外，究竟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那时会提高到什么程度，这个运动对于无产阶级有多大益处或害处，目前也无法知道！试问，有什么根据来“断然地”回答这个问题呢？从什么地方能得出这样的回答？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断然地”回答，难道不是愚蠢吗？
很明显，这个问题必须让各“异”族人民自己去解决，而我们则应当为他们争取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让各民族在必要时自己去决定：“民族独立”对他们有益还是有害？如果有益，那末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实现？只有他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可见，依据第九条的规定，各“异”族人民有按照自己愿望来处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而我们，依据同一条规定，则应该设法使这些民族的愿望成为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愿望，使这些愿望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的，为此就必须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去教育这些民族的无产者，而对某些反动的“民族的”习惯、风俗和机关则进行严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保护这些习惯、风俗和机关，使之不受宪警暴力的迫害。
第九条的基本意思就是如此。
很容易看出，我们纲领中的这一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原则有着多么密切的逻辑上的联系。既然我们的整个纲领建立在这个原则上，我党党纲第九条和其余各条有逻辑上的联系自然也就很明显了。
愚蠢的《格鲁吉亚报》之所以被称为“圣明的”机关报，也是因为它不能领会这种简单的道理。
关于“民族问题”还有什么没有谈到呢？
（五）是“捍卫民族精神及其特性”吗？
但是，这种“民族精神及其特性”是什么呢？科学老早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证明了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有谁驳倒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观点吗？历史告诉我们，谁也没有驳倒过。因此，我们应该赞同上述的科学观点，应该同科学一起重复说：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既然如此，既然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那末不言而喻，对于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要加以任何捍卫，在逻辑上是愚蠢的，这种愚蠢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历史上的（不良的）后果。也许只有《格鲁吉亚报》，即“革命的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的机关报”（见《格鲁吉亚报》第九期），才适于谈论这种“哲学的”蠢话。
∗ ∗ ∗
民族问题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把民族问题分成了各个部分，吸取了这个问题的精华，把它注入自己纲领的血管中，并借此表明了在社会民主党内应如何解决“民族问题”，以便根本打破民族壁垒而片刻也不离开我们的原则。
试问，为什么需要单独的民族政党呢？或者：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借以建立自己的组织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础”究竟是什么呢？这种“基础”是看不出来的，而且也是不存在的。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是悬在半空中的。
他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一种方法是他们必须彻底抛开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而采取巩固民族壁垒的原则（联邦主义形式的机会主义）；另一种方法是他们必须抛弃党组织内的任何联邦主义，而大胆地举起消灭民族壁垒的旗帜，并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阵营中。
载于《无产阶级斗争报》，1904年9月1日，第7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46页